本站原创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学的中国学者,也没有过过真正的公共生活,不习惯妥协,不会求同存异,不自觉地追求零和博弈,划圈为战,也划圈为牢.
都说中国人窝里斗,柏杨先生当年给国人头上加上“丑陋”两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人的这种特别能战斗的习性.其实,更早一点,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之初,我们的志士仁人也经常为国人的这种习性而懊恼颓丧,因此而出家做和尚的不知凡几.
窝里斗多半是因为派系.孔夫子说,君子群而不党.这里所谓的党是指阿党,以私利结合的一伙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是能找到一个个的小圈子,说话、做事,往往以小圈子为依据,想不斗都难.
中国人祖祖辈辈活在乡村世界.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处在一个个如洋葱头结构的圈圈里,圈圈有核心有边缘,每个人位置不同,说话的分量各异,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们说话的.不过,洋葱头里的每个人有一点是绝对一样的,那就是对圈子的依赖.
当人们还生活在农村的时候,由于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乡村里的公共生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但毕竟有人替他们说话,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包在家庭和家族的圈子里.可是一旦离开了乡村,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家庭的圈子不再能包住人们的活动,原来公共生活的情景无法再现,难免手足无措,于是复制类似的圈子,江湖上的结拜,行会里的师徒等等都属此类.
进入现代之后,城里的人似乎离中世纪很远了,离农村也很远了,但活动在潜意识里的暗流,却跟从前没有什么区别.
人们不拜把子磕头了,但不靠上个小圈子心里就不塌实,没有办法寄托自己的情感,甚至没法子给自己找乐.小圈子无形中成了家庭和家族结构的替代品,难免在行动中以小圈子为依托,动机和冲动,是非和曲直,全以小圈子为准.如果说过去的中国人,家庭具有价值观的意义,那么,现在的小圈子,也有半个价值观的分量.
古代中国的乡村,虽然不能说没有公共生活,但在洋葱头的结构中,不可能是人人参与公共生活.洋葱头的核心人物 乡绅和精英才可以参与议事,而且说话的分量各有不同,其他人只有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谓的labor(劳动)而没有action(行动)的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
而在那个时代在乡村以外的生活场景,是一种非稳态的情景,属于无法用“礼”来约束和安排的生活情景,城市(包括集市)和江湖难分彼此,相互渗透,从来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社会.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商人已经不算是好人,而车、船、店、脚、牙,则跟黑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了(俗谚：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因此,在农村社会以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
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的介入下,中国的沿海都市总算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但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将每个人都变成了单位人.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尽管处在非农村的场景里,但至少在外观上很像是乡村.在其中的人,也像农村人一样,彼此没有隐私空间,可以叽叽喳喳,但是跟过去的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是,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单位领导手上,人的行动,不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更重要的是,单位没有了过去农村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垂直与领导发生联系,没有过任何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每个人都会追求跟领导或者跟领导关系密切的人,套上某种关系,地缘、亲缘、业缘等等都成了现成的工具,而各个领导间的分化,则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系.实际上看起来派系间的争斗往往是无原则的,甚至像是乡下妇女间莫名其妙的闹剧,但事实上都有其利益争夺的背景,比如,高校资深教授之间,近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最早大多起源于建国后第一次职称评定.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学的中国学者,也没有过过真正的公共生活,不习惯妥协,不会求同存异,不自觉地追求零和博弈,在学术讨论中,没有fair play的风度,没有弄清问题的预设,甚至想把对方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帮腔是自己人,批评者必是敌人,其实,我们一直陷在祖先传下的圈子里而不自知,划圈为战,也划圈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