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所反映的分别是本质层次和现象层次上的问题.“国家分配论”中也涵盖着“公共财政论”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并不相互排斥.
[关 键 词 ]国家分配论 公共财政论
人类社会中财政的出现和发展就其渊源可追溯至原始公社时代.但发展较为系统的财政理论,是在16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后的几百年间.其中,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发展沿革
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资本主义各国在财政理论上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此,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理论创立了.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过去传统的经济政策破产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经济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在20世纪50年代,马斯格雷夫提出政府三大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职能.马斯格雷夫侧重从对市场机制进行指导、修正、补充的角度界定公共财政活动的范围,他认为市场机制在事实上是无法发挥全部经济功能的,它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指导、修正和补充.以马斯格雷夫1959年的《公共财政论：公共经济研究》和布坎南1960年的《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为标志,涉及了公共产品论和公共选择论等观点,使得当代西方公共财政学实现了以公共产品论和公共选择论为核心的重大转折.至此,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框架基本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经济学打破了原有的学科边界,同政治科学的关系日益密切,政治学成为公共经济学的内在部分,公共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综合性科学.安东尼·阿特金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詹姆斯·布坎南是当代财政学家的主要代表,他们以经济机制为核心,寻找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点,将政府财政职能问题的探讨推向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财政学家十分关注重构政府资源配置功能,把焦点放在政府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效率进行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阿特金森从效率与公平两个角度研究公共产品的最优供应问题.他们认为效率和公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他们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试图寻求两者的最佳均衡.
二、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的财政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和辨析,一度引起许多关于“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理论争论.
自1957年许廷星教授提出“国家分配论”已有半个多世纪,尽管这期间出现过多种其他财政理论,如“社会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等等,但是其主导地位仍是不可代替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在国家与财政之间,存在着同生死、共存亡的密切联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财政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没有任何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不是财政.
西方的“公共财政”属于“公共经济学”的范畴,“政府的经济行为（财政收支行为）是财政学（又可称为旧公共经济学）,从财政收支行为扩大到对私人市场经济的管理和调节,以及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生产部门.随着宏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便出现了原有财政学的拓展,即出现了公共经济学（又称为新公共经济学）.”这里“公共财政”的外延已经涉及到了有关财政的宏观经济学领域.而在我国,我们要设计的“公共财政”是我国经济社会转轨中财政转型的一种导向.“所谓公共财政是一个政府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导向,从我国现实出发,在传统体制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需要这样一个财政职能和财政形态调整的基本导向,这个导向,我们即概况为公共财政的导向,这种导向下,强调了财政必须顺应改革,体系政府职能和理财系统自身职能的深刻调整.”随着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行为也发生了一些内在变化.因而我们要设计的“公共财政”应直接服务于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的需要,它进行国家分配活动,为我国国家机器运行和安全体系提供物质保障.
从财政本质上看,任何财政活动都反映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一般地,财政本质体现着“国家分配论”的核心和灵魂,而公共财政则只是反映着财政活动这一现象及其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因此,“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所反映的分别是本质层次和现象层次上的问题.“国家分配论”中也涵盖着“公共财政论”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并不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