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要回应社会关于减税的关切,一方面要虚心接受社会各界的置疑,另一方面要准确辨识造成“税不重”而“负担重”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收入秩序比较混乱,进而将目光锁定在清理、整顿费与基金上面.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结构性减税的呼声很高,甚至一度成为税收改革的主流话语取向.但对照2014年以来的财政收支情况,无论还是地方,税收增长速度都明显下滑.加之财税部门正在主推的“六税一费”改革,总体而言其加税的效应要显著强于减税效应.
在此情形下,如何回应减税的社会关切?减税的空间又从何而来?
通过分析我国宏观税负的结构,可能有助于发现解决问题的思路.
数据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以税收计算的小口径宏观税负为20%左右.无论是与发达经济体27.7%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发展中经济体22.7%的平均水平相比,这个数字都是很低的.但是,如果是以财政收入计算,我国宏观税负就将上升到22,7%（2013年）,如果以政府收入计算,我国宏观税负一下子就上升至36%左右.
造成不同口径宏观税负水平巨大差异的,主要是三类因素：社会保障费、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鉴于社会保障费的特殊性质和我国现行社保体系的实际状况,不太可能降低社保的收费水平,但仔细观察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就可以从中发现下调的空间.
按现行统计口径,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其他收入四项.近年来,非税收入增长速度都高于同期税收增速,2013年全国非税收入共计18646亿元,其中专项收入3462亿元、行政事业性收费4883亿元、罚没收入1643亿元、其他收入7467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方面：2013年全国政府性基金共45项,共计取得收入52239亿元,即使扣除国有土地出让金48007亿元,也为政府获得了4232亿元的收入.数据还显示,近年来我国政府性基金年年都有大额结余,如2011年结余了781.02亿元,2012年结余834.73亿元.因此仅从数字上来看,从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下调社会负担的空间是存在的.
更具有下调必要性的是,从收取非税和政府性基金的法理上看,很难说全部项目都站得住脚.如行政事业费,尽管财政部门每年都发布收费清单,但有些地方、有的部门在目录之外另立名目收费绝不是个别现象,另外还存在着像社会抚养费这类合理性存疑,停车费这类去向不明的各类收费项目.这些收费在很大程度是加重社会负担、引发社会怨言的主要因素.
政府性基金方面,情形也一样.很多基金在设立之初可能确有必要收取,但设定时不明确收取年限,造成项目已建成、收费仍在继续的情形大有存在,有些一收已经几十年.即使有些基金设定了收取年限,但到期后改头换面仍继续收取；有些基金年年出现巨额结余,但仍照收不误.对此,企业和百姓不胜其烦.
必须指出,部分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在实际运行中已沦为部门财力,其公共价值相当有限.形式上,所有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均纳入了“收支两条线”管理,但在实际分配使用上,往往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和征收部门挂钩,形成事实上的部门财力,“每个基金后面,都站着一个部门”.财力部门化的后果相当严重,如历来在收费和基金项目上都存在所谓的“剪韭菜”现象,割掉一茬,再长一茬,成为财政管理的顽疾.由于管理不透明、监管不到位,部门在收取这些费与基金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人为因素导致的设租寻租,伤及社会公平.财力部门化还拉大了各部门间的财力差距,影响了财政分配秩序.
看来,要回应社会关于减税的关切,一方面要虚心接受社会各界的置疑,避免回应上的简单化和武断,如仅以税收计算的税负水平来回应社会上关于“税负重”的意见.另一方面要准确辨识造成“税不重”而“负担重”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收入秩序比较混乱,进而将目光锁定在清理、整顿费与基金上面,这样才能在当前经济下行、政府收入下降、税制改革的背景下,找到回应社会关切、为社会减负、释放经济社会活力的可行之路.
总之,宏观税负要维持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要对社会强烈反映的“税负重”的诉求进行细致分析,找出问题的真正成因,以重点清理整顿那些设立不合理、管理不到位、使用不透明的费与基金,来回应社会关切、收敛广义宏观税负与狭义宏观税负之间的缺口,以收到减轻社会负担和规范政府收入秩序的双重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