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利用金融工具进行税收筹划.利用金融工具可以减轻税收筹划的约束条件,克服财务报告会计盈利与税法上应税盈利的冲突,从而达到税收套利的效果.本文对这种税收筹划方法可行性进行分析,并且对如何防止纳税人滥用金融工具进行税收筹划提出了措施建议.
关 键 词 ：金融工具； 税收筹划 ；会计业绩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在结构性减税的税制改革方针指导下,我国税制进行了较大调整,如开展营业税转增值税的试点、资源税改革等.在税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对现有税制的完善显得非常重要.
税收是资源由企业向政府转移的重要工具.企业有强烈的意愿减少税负,将资源更多的留在企业内部可以自由支配.由于存在法律成本,企业更多希望利用合法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税负.税收筹划做为纳税人在不违反现行税法的前提下,对企业税负的纳税优化选择,越来越多被企业所采用.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金融创新和业务创新不断出现,这使企业税收筹划产生了新的方式和方法,对相对调整滞后的税收法规带来了挑战.本文主要探讨企业如何利用金融工具进行税收筹划,以及政府应该采取那些措施来引导和制约.
一、税收套利理论
现实中不同的纳税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交易方式下,面临的边际税率往往并不相同,这就为税收筹划创造了空间.纳税人通过购买一种低税率资产（多头）和同时出售另一种高税率资产（空头）,在净投资为零的水平下就可以产生一个确定的税收利润.这就是税收套利理论.这种交易行为可能是将纳税人收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账户转移为另一个账户,又或者从一个纳税期间转到另一个纳税期间,其实质上都是将纳税人收入从高边际税率资产向低边际税率资产转移.在理想状态下,最终纳税人进行各种交易行为的边际税率都将相等.
理想状态往往存在一些严格的约束条件,如完全竞争市场、没有交易成本和市场摩擦等.这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所以现实中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也存在种种的限制.首先,税收法规的限制.税收法规是对企业纳税行为的约束,考虑到现实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企业行为,法规很难对企业的所有行为都进行详细规定,所以法规往往只做出原则上的规定,然后规定解释权归于相关税收部门,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必须得到税收部门的认可.其次,税收筹划的政治成本约束.目前隐性税收概念还未被公众很好理解,公众一般关注企业向税务部门缴纳的显性税收,支付大量隐性税收而较少显性税收的企业往往得不到公众和税务部门的认可.企业实施税收筹划时必须保持一定量的显性税收.再次,税收筹划效果的非知性.税收筹划建立在对未来投资盈利的预测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计划与实际总存在一定的差异,另外,税收法规的修订和条款的解释也在不断变化,这些都使企业税收筹划不能是静态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的动态税收筹划.这也意味着税收筹划的结果不可能达到最优,而只能追求次优的结果.最后,财务报告与税收筹划之间的冲突.企业通常希望向税收当局报告低水平的应税收益,同时他们又希望向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报告较高水平的财务报告收益,当税收筹划导致企业向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报告低收益时,企业出于管理者报酬、债务和权益证券定价等原因会不采用税收筹划,这也是很多企业不采用税收筹划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在上市公司尤为明显.
二、利用金融工具进行税收筹划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利用金融工具来进行税收筹划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方面国外的研究文献也非常多,如Dhaliwal,D等（2009）研究了如何利用股票期权的行权期来进行税收筹划.但国内这方面文献还处于空白,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很多金融工具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股指期货只有几年的历史,大部分的期货品种,无论的是商品期货还是股指期货,更多表现为投机属性而不是套保、套利属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越来越紧密,国内企业也开始在实际经营中越来越多发挥金融工具的各种属性及用途,这使金融工具对税收筹划影响的研究变得非常具有实践价值.
首先,利用金融工具可以减少税收筹划的约束条件,使税收筹划的次优结果更加接近最优.如金融工具的套保属性可以降低企业未来投资盈利的不确定性,提高动态税收筹划的准确性.另外,企业进行税收套利也往往要借助金融工具来实现购买一种资产（多头）同时出售另一种资产（空头）.本文接下来进一步分析在我国现行税制下,金融工具是如何减少税收筹划的约束条件和帮助企业来实现税收套利的效果.
除了前面提到的金融工具套保属性可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企业还可以利用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在会计和税法上的差异来降低财务报告与税收筹划之间的冲突,税法对企业收益的确认、计量很多方面采用与会计收益相同的方法,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会计与税法在目标上的差异,会计的目标是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而税法往往从有利于保全税收或体现政策导向的角度对企业的税务处理做出规定.会计强调收益相关、可靠,而税法更强调收益的确定性.
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我国会计准则在2006年前后进行了重大修改,全面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我国会计准则中引入了大量的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将金融资产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当期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将计入当期损益.这就与当前我国税法的有关规定存在差异,税法对收益强调的是确定性原则,只有当金融资产交易时才确认损益,当期公允价值变动并不会影响金融资产账面值,也不会影响损益.这种差异为企业运用金融工具进行税收筹划产生了空间,一方面可以降低财务报告与税收筹划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产生税收套利来藏匿任意的收益. 假设企业希望藏匿10万元经常性应税收益（如主营业务收入）,那么企业可以“卖空”股票,然后用卖空所得收入来购买平仓所需同样多的多头股票.这样,在纳税年度结束之前,无论股票升值或贬值,这项投资组合的投资收益均为零.在纳税年度结束当天,如果股票升值,纳税人可以通过购买股票来轧平空头头寸.这样交易可以使纳税人在做空交易中产生10万元损失,可以用来抵消10万元的经常性应税收益.反过来,如果在纳税年度结束当天,股票贬值,只要简单地卖出股票就可以轧平多头头寸,从而也可轻易得到10万元的损失,同样可以抵消经常性应税收益.当然,另一方面,纳税人将会因为继续多头或空头持有股票而得到10万元的收益.由于这项投资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将计入当期损益,所以在财务报告中10万元的经常收益被抵消了,但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了10万元资本项目收益,所以财务报告中纳税人当期收益仍为10万元.企业运用金融工具对财务报告收益没有影响.但税法上却不一样,由于盈利的金融资产继续持有,并没有轧平头寸,根据税收上的实现性原则,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将不会被计入收益,那么此时纳税人的总盈利为零.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10万元的应税收益被藏匿,同时并不会导致财务报告收益的减少.纳税人只要在新纳税年度开始第一天重新建立对应头寸就可以了,仍然保持投资收益为零的投资组合.
由于市场存在交易成本,这种税收筹划方法也会产生相应的成本.首先,这一策略要求持有足够数量的头寸用来藏匿收益,其次,由于对“做空”的限制,往往卖空股票所得并不足够来购买同样多的多头股票,在交易过程中也会产生手续费等交易费用,另外,在纳税年度结束当天的市场波动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即使在第二天就重新构建投资组合,也会发生波动.但这些因素产生的成本费用率对企业来说,还是远低于25%的企业所得税率.同时,考虑到目前我国股票、期货市场具有涨跌停限制,能够卖空的股票、股指期货标的又都是蓝筹股,波动相对较低.
三、如何防止金融工具产生的税收流失
前面我们跟大家探讨了金融工具如何克服财务报告与税收的盈利冲突,降低企业税收筹划的约束条件,达到税收套利的效果.那么为了防止这种方法的滥用,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在税收上区分资本项目收益与经营项目收益、亏损.将来自于资本项目的收益、亏损与经常项目进行分别核算,资本项目产生的亏损不能抵消经常项目产生的盈利,这将使金融工具产生的虚假亏损不能用来抵消经常性项目产生的收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发生了大量利用金融工具藏匿收益的案例,因此美国税法做出了类似规定,有效防止了纳税人利用金融工具进行税收筹划.目前我国税法并没有对资本项目与经营项目收益、亏损进行区分,二者的亏损可以相互抵消,这为利用金融工具进行税收筹划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会计改革与税法的同步性.Wilson（2009）研究表明会计与税收差异越大,企业越容易进行税收筹划.因为二者差异越大,财务报告收益对税收筹划的约束越容易被规避.目前,我国企业能够利用金融工具克服财务报告与税收的盈利冲突,就是利用了金融工具会计确认、计量与税法上的差异.目前,我国会计准则正逐步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大量公允价值引入会计准则,税法也应该随之加以调整,降低二者之间的差异.
最后,提高税务部门的监管能力.无论是原则为导向的法规,还是以规则为导向的法规,都可能被规避,税法也不例外,所以税法中赋予税收部门法规的解释权和监管权.无论那种税收筹划方法,税收部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都能对行为合法性进行判定.新的税收筹划方法不断出现,而法规制定具有一定滞后性,这就需要税务部门来进行有效监管,防止企业利用税收筹划导致税源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