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２０世纪作为一种过去式,已经成为历史并开始被人书写.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在本文中是指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０年,适当上溯和下延一段时间）,总结其文化现象或者以其文化现象总结为重点的著作却不可谓不多.评论家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总结中,把进行中的“历史”迅速文本化.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展开和历史的文本化具有共时性的现象.对这些以总结形式进行的文化研究论著做一个大致的考察,可以对理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下简为９０年代）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历史写作”起到辅助作用.
９０年代的中国被描述为“一种历史结束,另一种历史尚未开始”,历史衔接的“真空”不代表一片空白.它是一个远为复杂的时间段,充斥着各异的现象和各种类型的“话语”.所以,批评者无不认为这是一个多元的、众声喧哗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抽象出来的对９０年代总体面貌的描述,除了“多元”,还有“转型”及转型带来的“焦虑”.（金元浦、陶东风：《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９）有趣的是,有好几本专著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镜”、“镜像”,有些更直接以“镜”、“像”来命名自己的专著.拉康的理论,第一次被集中用来分析９０年代中国文化现象.“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直接或间接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
对９０年代文化现象的总结,焦点集中在大众文化问题、“后学”话语研究、思想论争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方面.王岳川在《９０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语境》一文中说过,“从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张力场中,把握这个时代什么活着而什么已经死了；从中心消解而边缘文化兴起中,观察意识形态、西学姿态、本土立场之间的话语角逐；从文字载体的文化研究转向了影视图像的现代文化的研究中,看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成为热门话题的内在原因；从纯文学研究模式中,看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新的审理范式；从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中,形成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跨国资本运作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 这虽是方法论的前瞻,却也比较精确地概括出９０年代末文化现象总结论著的各个关注点.
首先,９０年代的中国社会,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众文化的兴盛,它全面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景观.被批评家纳入视野的比较有影响的大众文化现象主要有,“老三届”文化热、“红色经典”热、留学生（出国）文学热等主要发生在９０年代初期的“文化热”,这部分的叙述比较系统和具体.传媒研究则显得有些零乱,对影视文化现象的分析篇幅比较多,对报刊、书籍等媒体的关注较少.此外,边缘文化（如中国摇滚音乐,行为艺术的萌芽、发展）也是批评家较关注的内容.但更为具体的有实证性、社会学性的研究则没有,这表明了这些著作的泛文化研究的缺陷.
在价值评判上,多数论著对大众文化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而这种批判又主要集中于对其意识形态内容的揭弊上.除了以“为人文精神守望”为名义的对大众文化价值观的批判,也有对体制和体制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兴起作用的探究.戴锦华在《隐形书写》一书中就把大众文化视为和国家文化机器结合而生的一次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对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下简为８０年代）“启蒙话语”的遮蔽.当然,也存在程度不同的肯定,如王德胜在“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批判性”一文中认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化新气象,打破了文化依存于政治的传统格局,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崭新的文化机制.它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对同一性的批判、对“精英”理想的批判和对经典的批判,“造成了８０年末以后中国审美文化的独特景观”.
９０年代文化现象总结的第二个重点内容,是对“后学”话语的研究.之所以用“后学”话语这个词,是因为后现代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后现代并不是单一的、激进的或先进的理论,它是一种复杂的理论话语,同样它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实情境.”（陈晓明：《表意的焦虑》,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可以发现,涉及到“后学”话语时,这些论著的习惯称呼还是后现代.同时由于中国９０年代的后现代实践集中在文艺和文艺批评领域,后现论则处于引入、译介阶段,所以对后现代在中国的总结,是评论多于描述；而且,涉及的现象描述都集中在后现代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学界对后现代的态度上.对后现代的实践的关注则集中在对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义的文学文本批评上.王岳川做了一个研究主体概括,总结说后现代的拥抱者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生的学者,中立者是５０年代生的学者,反对者是４０年代生的学者.（王岳川：《目击道存》,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的反动、对意义的消解是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分歧集中在对后现代的态度上.戴锦华认为后现代的批评实践借助后现代的名义,建立现代主义的８０年代和后现代主义的９０年代的叙述,借此宣告８０年代非法,完成对８０年代的遮蔽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但是这种简单明了问题的尝试却凸现了矛盾,带来冲突,最终引发人文精神大讨论.（戴锦华：《隐形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到此戴的论述就没有深入下去了）王岳川则在透析了十多年来１００余人的近千篇文章之后,进行价值重建的思索,认为后现代主义促进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换,他论述的重点是文学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王岳川：《中国镜象》,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而孟繁华则直接把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联系起来,强调其存在的合理性之后又阐述了精神的重要,从侧面否定了后现代主义.（孟繁华：《众神狂欢》,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
二、
张颐武在“超越文化论战”一文中指出：“９０年代以来有关文化的激烈论战,一直是中国及海外关切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表达自身对于文化的思索的场域.在这里交织着不同的、想象与焦虑,对这些论争的脉络进行一些清理,正可以９０年代文化思潮的发展.”对此期思想（文化）论争问题的梳理审视,是和知识分子问题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在论争中和总结论争中都显得举足轻重.９０年代中国大大小小的思想（文化）论争不少,到９０年代末总结盘点的时候,焦点却多数集中在“人文精神大讨论”、“激进与保守”之争、“民族主义”之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和“现代性”反思问题上.
首先来看对“激进与保守”之争的总结.名义上是“激进与保守”,实际上这个问题和自由主义、现代性问题乃至后殖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激进和保守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这是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观点.同时,因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比较复杂的概念,所以对论争的总结往往夹杂着概念的疏理.陶东风在《社会转型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从时间和空间观念上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出发,认为激进与保守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如何重新理解中西文化关系”.同时,他认为,“２０世纪中国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保守主义总是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而比较典型和有代表性的激进主义也总是和反传统、全盘西化相互勾连的.”王岳川则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分析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三维之间运动轨迹,试图寻求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王岳川：《中国镜缘》）姚新勇认为,当代中国其实没有对等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交锋,所谓的“论争”只是“保守主义性质的言论对缺席的激进主义‘传统’的一边倒的批判”.所以,他对“激进与保守”之争的总结,主要落实在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分析.（姚新勇：《悖论的文化》,手稿本）
再来看对“现代性”问题的总结.“现代性”言说是在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成为独立问题的.相关论著对此关注不是太多,对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终结倒是多有描述.陶东风从理论资源、价值取向等角度把反思现代性的思潮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后学”的角度,另一种是世界体系理论角度,认为“这两种反思的共同特点是否定‘五四’以来以批判传统文化与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文化启蒙工程”,同时也指出这两种角度的误区.（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文艺研究》,１９９７．７．）姚新勇则专门对此做了论述,他从“后学现代性终结论”、“文化现代性品格”、“文化―――审美现代性评价”、“哲学―――社会学现代性反思”等四个方面对９０年代中国现代性言说进行了扫描,又对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以及其所引起的论争做了详细分析,力图把这个问题跟现实语境结合,使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深入下去.（姚新勇：《悖论的文化》,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三、
前面考察了对“激进与保守”之争和“现代性”反思的总结,接下来要谈的是对“人文精神大讨论”和“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的总结.之所以作此结构上的安排,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和知识分子联系更加直接,而且总结的主体性凸现也更加明显.
在步入正题之前,先看看１９８９年之后《学人》的创刊：“凭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学在民间’是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期维持纲纪人伦和价值的重要支柱.与其临渊慕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以此为标志,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术和思想两分的论争.孟繁华把这次讨论形容为自我拯救和人文的分歧.戴锦华把思想向学术的转移视作是一次悲壮的历史性后退,认为这首先是一个非政治的政治姿态,是体制默许而形成的新规范；其次是对８０年代盲目西化的警惕,是对某种第三世界文化困境的突围；最后,背离讨论初衷的是,最后论争还是被市场转换成可供消费的意识形态.（戴锦华：《隐形书写》）可以确定的是,此次讨论和实践,是知识分子从启蒙立场后撤来重新认识自己的开始.
那边学术和思想两分的讨论还在进行,一场规模更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兴起.陶东风把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市场化、世俗化及其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的态度视作是知识分子内部分化的一个标志（另一个标志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出现的深刻差异）,把这场大讨论起因直指知识分子的内部分化,认为是人文精神是“知识分子对当今的社会文化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知识分子认同危机与角色危机的一种值得关注的回应方式.”其反世俗的姿态可以用艾森斯泰德（Ｓ ．Ｎ． Ｅｉｓｅｎｓｌａｌｔ）的转型期知识分子在神圣秩序和世俗秩序、神圣价值和世俗价值之间的紧张和焦虑,以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分析.而世俗精神（世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有消解“一元的意识形态与一元的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陶东风：《社会转型与中国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姚新勇认为要从体制和文化两个方面对８０年代启蒙性知识分子的挤压上去理解此次论争,体制方面是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体制和滞后改革的政治体制对他们的挤压,文化方面是功利型世俗文化和学界“后现代”言说的双重压力,促使他们发出不无焦虑性的呼喊.（姚新勇：《悖论的文化》,２００２）同时,批评家对讨论双方的偏激立场都做了中肯的评价,最后非常一致的是对这场大讨论最后走向炒作并最终被纳入大众文化的运作轨道都有所批评.
如果说“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知识分子的反省和自我定位还有些被动的意味的话,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的时候,这种被动就上升为一种主动的意识了.
评论家是如何看待这场论争的?有人把它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是现代性问题之争.袁伟时把它视作是现代西方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论争在中国的延伸.王岳川则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三元视野中考察这个问题,认为论争双方都要自我审理,弄清自我边界和自我有效性.汪丁丁在参与论争时,以自由主义者的角度,提出了比制度层面的自由更高的自由“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对论争双方的意气争论皆有批评.姚新勇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构成一一分析之后,提出这场论争其实是一场虚拟的“路线斗争”,两方面的观点有相通之处而并非绝对对立.
此外,本来在９０年代的思想史上,关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问题的思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笔,但是由于批评家在总结、评说９０年代文化的时候,这两个问题都才刚开始掀起热潮,所以基本没有被纳入批评视野,有也只是个别零星的评论.
四、
在对总结对象做一个大致的考察之后,回到总结的主体上来.本身是知识分子的批评家们,论及知识分子问题时,有一种很浓厚的精英启蒙情结和批判意识在内.王岳川的《中国镜像》有“诗人之死”的分析,类似于孟繁华的《众神狂欢》中关于“天鹅绝唱”的叙述―――他们把作家和诗人纳入知识分子问题的考察范围,既是对文学这个９０年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又一个分析视点,同时也丰富了知识分子问题的层次.戴锦华在论文集《书写文化英雄》的绪论中把以诗人、文学家为代表的文人称为“文化英雄”,力图表明英雄只能出现在一种由文化的空间、书写的行为构成的想象态世界中.
纵览总结９０年代末中国文化现象的几本专著,作者的年龄大都在４０到５０岁之间.他们自我分类为８０年代一代：“在这一代人身上,有明显的精英意识或精英态度,对任何问题不以一种世俗化的、语言游戏的甚至是权力运作的态度去看,相反,更多的是强调不断地向内挖掘而获得自我新生,在增加文化资本或更新知识结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思想地基.”（王岳川：《中国镜缘》）事实上,经历了８０年代不无张扬的启蒙之后,他们的启蒙从自我清场开始.从“审父”到“审己”的过程中,他们关注的是文化研究的当下意义和民众心理的真实变更,而且,和８０年代激昂澎湃的文化论述相比,这些总结的文字显得不无低调.纵览几本重要的总结性著作,无论“批判”、“解构”还是“陈述”,在“历史写作”的平静叙述过程中,都体现出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担负意识.即使这种责任感往往被人消解、嘲讽,但是,谁都无法否认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乌托邦冲动及其外化的写作.退而结网,目的还是鱼.策略上的退和意识上的进都体现在王岳川在“９０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就根本意义而言,对９０年代的思考和写作是一种对民族命运的寓言式思考和写作”上了.正因为此,总结的时候也即“历史写作”的时候,总是免不了有价值判断和价值分析（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的成分在内.他们分析的不但是问题本身,而且力图通过分析重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倡导一种“新启蒙”、“新理想”,而且这种重建要通过知识分子“审己”的方式来进行―――“全部问题在于：既然现代化的先锋非知识分子莫属,那么,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摆脱掉苦难的重负、心理的疾患,以现代文化精英的面貌成为‘上帝的选民’?（樊星：“从呐喊到冷嘲”,《文艺评论》,１９９４．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总结研究的根本目的指向,正体现在这里.
在对９０年代文化现象总结的过程中,批评家们既有时代的总体把握,也有分门别类的阐释,以及更微观的深入分析,这三者的相结合,构成了９０年代文化现象总结论著的复杂性.论述的多角度性和全面性,这固然与论述对象本身有关,但也与９０年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分不开.但是在对多元化和边缘、差异关注的同时,却对边疆文化、少数族群文化等关注不足.即使是上述几本比较成功的专著中,也只有姚新勇的《悖论的文化》专设一章讨论少数族群文化与文化中心及其自身之间的关系.
上面的考察,视野在９０年代末对９０年代文化现象总结的主体、客体之间做了多次跳跃,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论著总结对象的复杂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陶东风：“９０年代中国文艺研究”,《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７．３）*9熏另一方面是这些论著的复杂性.所谓的“历史”总是在叙述者的理解视野中不断移位和延异的,本文对９０年代末这些论著的考察,也避免不了这个命运,要更全面深入了解９０年代中国文化“历史”以及关于它的“历史写作”,对原著的阅读才是最好的方法.
编辑甘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