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三重维度

摘 要 ：实践蕴藏着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全部奥秘,是统摄环境哲学全部内容的理论“座架”.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实践性、辩证性和历史性这三重维度,为我们科学地理解和处理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整合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全新的立场和视野.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实践性；辩证性；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A81／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6-0024-06

20世纪以来,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物种灭绝,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正在打破亿万年来地球生命进化所创造的“神圣平衡”.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环境哲学“往往过分夸大了彼此之间的分歧,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和共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适应哲学的生态学转向,整合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迫在眉睫.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创立的哲学称之为“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是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构建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和历史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正是回应全球环境问题特别是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整合与超越西方环境哲学,实现环境哲学“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实践性

当代西方环境哲学主要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modern　anthropocentri）、动物解放／权利论（animal　liberation／rights　theory）、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这四大理论学派”,这四大学派又可概括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流派.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是什么,这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品质相关,同时也需要在与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的对比中得以凸显.环境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和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的本质区别就体现在对这一中心问题的回应和解决上.非人类中心主义（从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史怀泽等人的生物平等主义到罗尔斯顿、利奥波德等人的生态中心主义）总体上是一种以脱离现实的人、超越时空具体性的客观抽象的自然为基础去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运思理路,这与以内在的抽象理性为基础去诠释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好相反.

具体来说,非人类中心主义从自然的先在性出发,主张人与自然的同质、同构性,人的智商被看成是和黑猩猩一样的“聪明”,人的理性被看成是和长颈鹿的脖子一样的自然物,人的社会性等同于蚂蚁的群聚性.它们只看到“自然的人”而看不到“人的自然”,只看到人的动物性生活而看不到人作为人的生活,只看到人的自然性和生物性（比如有人认为我们每一肢体,每根毛发和每个细胞都由自己的基因掌控而看不到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更进一步,只看到人对自然的消极适应而看不到人对自然的积极改造.这样,它在对人与自然的理解和诠释上就和恩格斯批评的德莱柏或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类似,只看到了自然对人的作用,以为只有自然条件决定人的发展,却忘记了人也能够主动地作用于自然界,为自身创造生存发展的条件.与之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从人是理性存在物出发回答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理性规定人,进而规定自然,其形成和盛行缘起于近代以来理性的发现及其至上化过程,主张人是世界的“圆心”,非人类只是围绕“中心的人”旋转的“半径”.它们主张,对于自然,我们“应当用理性的明灯照亮它,分析它的全部的基本力量”,这是“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种以理性的支配作用对自然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Herauordern）.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开采和贮藏的能量”,进而造成自然“韵味的衰竭”（瓦尔特·本雅明语）,人自身也在想象中成了万物的尺度、自然的主宰.

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如何扬弃和修正二者的片面性,拯救出真理性的颗粒,建立起环境哲学的创造性原则,从而开启“重返大地、重返人和自然无所不包的大地的家”的生态环境哲学之思.“感性对象性活动”或“实践”,就是这样的立足于现实人间的表征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本质规定的客观创造性原则.一方面,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互相作用的“客观”的对象性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调控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只能改变自然的物质形式,作为质料的自然并没有被消解,而是得以保存,与劳动一起作为社会财富的源泉.另一方面,实践又是“创造性”的感性对象性活动,通过这种感性的创造性活动,人类在对自然的改造中确证自己的意愿、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然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可见,实践作为人之为人的生存方式,构成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双向联通：自然界从根源上讲,具有先在性、自在性、自组织性,自然并不是作为人的工具单纯为人而生的,人并不“为自然立法”,恰恰相反,人要依靠自然才能活着；而人要活出人的模样,又必须以能动的感性活动改变自然界的原本状态,唤醒自然中沉睡的潜力,把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使自在自然转变成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实现从冷冰冰的“见物不见人”的原初自在统一到暖融融的“见物更见人”的实践自为统一的转变.

实践作为客观、创造性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上通下达,既克服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又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足.非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是客观自在的与自然同质的受动性的人,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是纯粹理性的抽象能动的人,二者是不同的,但其共同的症结是：都不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创造性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而把这种关系局限在了抽象的自然或是抽象的理性内部了.这样一来,无论是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客观自然本体基础上,还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理性本体基础上,都隐含着一个哲学前提预设,即人对自然界的不可到达性,这样也就缺乏人与自然联通的桥梁,因此,要想从这种单一的思维向度出发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都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出发,完成了人与自然沟通的重任.一方面,凭借这种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人类不仅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类学自然,在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中我们自身的本质力量也得以确证并不断提升；同时,在实践之上实现保护自然和改造自然、顺应自然和创造自然、利用自然和超越自然的统一.故而,人与自然的统一既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认为的是人降格为或消融于客观自在的自然,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所坚持的自然统一于精神之理性,而是人与自然现实能动地统一于实践,并且这种统一不是固定静态的,而是随着实践范式的改变而改变的. 由上可见,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荒野的自在唯物论.在这里,人与自然是隔离的,是以荒野之物“吞噬”能动的实践之物.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把实践作为自身的本质规定,从“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出发架起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桥梁.实践的主体、对象、手段、过程及其结果既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是感性世界的现实基础,这是一种唯物论,但又不同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荒野的自在唯物论,而是以人类创造性的实践为桥梁沟通人与自然的自为自觉的唯物论,是以认识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并对其扬弃和修正的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环境哲学观.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实践辩证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视界中,是作为一种客观创造性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这就架起了回答环境哲学中心问题的桥梁.同时,实践作为人之为人的创造性的对象性活动,不是局限于人类自身的自圆自画,而是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对立统一,实践作为沟通环境主体的人与自然环境的桥梁,就表现为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这样,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本质规定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

非人类中心主义从自然的先在性论证人类顺从自然的无条件性、绝对性,自然被拔高为人、人被降格为自然,主张以“敬畏生命”的方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树上的绿叶,不折断花枝,走路时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这种敬畏生命的方法论是以人对自然的消极无为为基础的,人纯粹地被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理解为一种单一顺应、符合关系,不是自然符合人,而是人消融于客观的荒野自然.阿伦·奈斯就认为人与非人类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人与非人类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主体和客体的分界线,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现代人与一棵橡树、一头狮子或我们身边的一片水域根本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一来,非人类中心主义也便与17、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这个“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同流合污了,不得不背负生态极权主义的骂名.按照他们的逻辑,当人与这些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所敬畏的生命发生矛盾时,人的存在也就是多余的了.他们中的激进代表曾这样坦言：“即使最后一个人（不管是男人、女人或是儿童）从地球上消失,也不会给其他生物带来什么危害,而只会给它们带来好处.因为由人类文明引发的环境破坏就会立刻终止,所以,站在它们的角度,人类的出现确实是个累赘.”

与之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唯一的理性存在物,“由于人能对其行为进行反思和计划,所以他的行为就不像其他有机体那样,仅仅是对自然的盲目的反应,他同化和转化自然,并在其中投入一种意义和可理解的道德价值”.美国人类中心主义者佩里（R.B.Perry）认为,寂静的沙漠没有什么价值,除非有一个漫游在沙漠中的人,感觉到它的荒凉或是令人生畏；瀑布也没有什么价值,除非有人敏锐地感受到了它的雄伟,或者它被驯服,被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才具有价值可言.任何对象,一经人们对它产生某种兴趣时,就具有了价值,自然的物质是没有价值的,除非人类发现它们对人类具有了某种用途.正因为“反思”、“计划”等理性特征是人的专属,从而价值必定是专属于人的,根据需要、用途人赋予物以价值,人是价值的唯一缘起者和发起者,价值与非人类存在物无涉,也就规定了道德的排他性,进而决定了其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框架和运思路径：主体的人一客体的自然、能动的人一受动的自然、主人的人一奴仆的自然.这样,理性的滥用培养了人们对自然的“敌视”态度,人们放弃美好的“弥赛亚”时代,依靠理性征战自然,地球被浮士德式的人类所宰制,人通过理性“建立了他对世界的统治和支配能力,使之成为了所有事物为其旋转的中枢”.但天堂和地狱仅有一步之遥,人类征服自然的不但未能实现,反而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理性走向了自我毁灭,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地位的非理性张扬导致“中心”的人日渐式微.

事实证明,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视角来考量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于事无补的.作为人与自然互动的辩证智慧,既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降格为自然、与自然同质的单纯的被动性,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夸张的自我阿谀.真正的辩证智慧存在于包含二者各自“不错”的片面真理性和作为二者之扬弃和修正的客观创造性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之中,正如有学者所言：“实践真正地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过程,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在与自然的辩证对话中,人的本质在于处处都把自身的内在尺度运用到自然上去,即根据人的目的、意愿、需要进行感性对象性活动,把自然转变成“合乎人的目的”的现实环境世界,这是环境主体的人的“目的性实现”；同时,人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自然是人的本根和母体,对人具有根源性地位.因此在人与自然的辩证互动中,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人的意志、需要、目的必将受到制约,有一定的边界和限度.笔者以为,这个边界和限度就是自然给予当下实践的时空背景,在这个具体时空背景下,人的目的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由已有的人类实践活动所规定的,人类的壮丽篇章只能由人类自己的实践去描绘.正如列宁所说：“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因此,在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客观自然对人的束缚,按照客体对象的属性和规律进行生产；同时已有的条件和手段并非现成之物,自在地处于“在手”状态,而是以往世世代代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可见,这既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静态均匀的荒野基质,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理性外化的产物,而是环境主体的人与自然的辩证互动的结果,即“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也就是说是人创造了现实的环境；与之相对,环境也创造人,这些已有的环境和条件又作为先在之物规定新的实践的范围.

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证明：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这一互动过程就是人以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对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辩证的现实化解.“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辩证法不是荒野自然、人类理性自我运动的辩证法,而是自然向人生成、人向自然复归的自为自觉的实践辩证法.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就以实践为辩证地解决了人与自然这个环境哲学的中心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实践辩证历史性

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内在本质和解决环境哲学中心问题的特有方式,既是人与自然联动的辩证的矛盾运动的拓展过程,又是一个动态的历时延伸过程.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就是历时延伸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正是实践之上的辩证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区别于西方环境哲学的独特规定.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视域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一个实践的、辩证的历史过程,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过程.

非人类中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一样过度彰显自然的自发作用,把人理解为“自然主义”生物式的人,把自然理解为纯粹自在的荒野自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过度注重自然而忽略了人.不管是梭罗向往的“瓦尔登湖”,还是芭芭拉·沃德·勒内关爱的“小小行星”、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的“生命”,都是与人分离的自然、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也即见物不见人的自然.他们向往荒野的美丽（如利奥波德的沙乡）、艳羡生活于荒野之中的天人合一,类似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胡果的自然法教科书,他们所向往的人都是些自然状态下的诗人,他们讴歌的田园风光都是一部臆想的散文诗,人类的历史存在对于他们来说不在考虑之列,这“仅仅是把我们自己变成自己世界里的陌生人”这样,非人类中心主义脱离自然生成的历史维度,面向荒野的原本状态,却搁置对历史的考量与判断,把自然置于历史之外去寻求环境问题的根源,这种荒野自在的单边主义自然观幻想通过对人敬畏生命、顺从自然的爱的宗教培育而保持自然的“和谐、稳定和美丽”.试想,“下放”、“发配”于大地共同体中普通一员的人类又如何担当照顾自然、履行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呢?

人类中心主义则以一种抽象的理性方式表述其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乌托邦式的唯心主义设想.他们无视国家、地区、种族和阶级的界限,忘记了作为环境主体的人的具体差别,鼓吹所谓的非历史的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这只能是一种“以人的天性为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的企图”.他们不是把生态文明的理想看成是一定的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是将其看成和德国哲学体系一样,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纯粹的理论著作,“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即使这些著作是在宣传某些体系,它们仍然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这种以全人类抽象名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正如清华大学雷毅所强调的：“严格的全人类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至少在目前还不存在.这种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现实中无法贯彻,而是必然地衍生为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国家利己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这只能蜕变为意识形态的话语游戏,所谓生态环境的全人类利益也不过是少数人、集团或国家群体利益的放大.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哈丁的“救生艇”,哥本哈根和德班气候大会的矛盾重重等等,就是其最好的明证和展示.事实证明,人类中心主义不仅难以担当“全人类”代表的重任,而且极易滑入西方或白人中心主义,造成对非发达国家的忽视和非正义.

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把自然看成是历史的而不是异在的自然,把人看成是历史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把对象性活动看成是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作用、互相制约的,把自然的历史、人的历史和对象性活动的历史理解为同一运动过程的历史”.如此一来,人与自然的实践辩证过程就不是静态的抽象平面,而是立体感性的“人—自然—社会”联动的历史过程.每一历史阶段特有的实践范式就构成了人们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所达到的历史高度,迄今为止的实践活动的历时事件就串联成了人类化解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动态发展史.缘于这一现实的人与自然发展史的承担者已经从“精神的一般”或是“吃喝自然”的饮食男女转变为了从事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现实的人,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具有了社会的历史性质.这样,融人类史和自然史于一体的整个世界史,都是在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离开人类史的封闭的自然史,也没有脱离自然的虚幻的人类史.

首先,现实的与人相关的自然是人类世世代代实践的历史性结果,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打上人的烙印、注入人类意志力的自然,即“人在其中”的人类学的自然.同时,实践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定方式受制于已有的手段和条件,这些手段和条件是以往实践的历史性产物,这样一来人与自然的实践辩证过程就是一个间断性与连续性统一的历史过程,只有进入了历史实践领域中的自然才具有现实的时空统一性即历史性.这样,生态环境问题也就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问题,幻想依靠“分开那些不可分的：从人类这个复杂的存在体中分离出我们纯粹肉体的存在”,通过把人还原或降格为普通的有机体来缝合人与自然的分离,这只能把人变成被动、静止和非历史的怪物.正如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所说：“地球的危机不是大自然的危机而是社会历史的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单向度渴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而诉诸现实辩证的实践历史来化解生态环境问题.

其次,实践作为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的历史过程.胡塞尔认为：“大地是我们的历史的根基”,“可以被看做是全部可能性的承载者”,大自然是历史画卷延伸和拓展的根基,历史是“自然的历史”.但只能由实践出发,何谓历史,历史的特质、规律与动力是什么等等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回答,整个世界历史都是通过劳动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环境向人而生成的过程,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造自然环境的生产活动史.同时,“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等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也就是说,人们在与自然环境的辩证互动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物质生产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历史正是基于这种辩证的实践而无限拓展的时空统一的纵横立体坐标系,实践作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对话过程,就必定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人—自然—社会”对立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就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视野,强调人、自然、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人类本身的和解中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环境友好与社会和谐的联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彰显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并以之为和桥梁处理人与自然及其相关问题,人与自然的统一过程正是建基于实践之上的能动、客观的辩证的历史展开过程,基于实践之上的辩证历史之统一,也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三重维度.源于实践的辩证性和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不仅对实践具有解释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以富有历史洞察力的目光并回应时代的问题,立足于现实的生态实践语境,整合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对实践的反驳、引导中实现超越.

责任编辑　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