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金惟纯在台湾被称为“新闻界第一才子”,自称信奉“归零哲学”,随时随地把自己归零,一切再从头开始做起,不愿躺在以往的成就上.1952年,他在高雄眷村出生,是一个没见过父亲的遗腹子,目不识丁的母亲将他抚养成人.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拿到了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中国时报》,29岁就担任社论主笔,写下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一般人处在他那种炙手可热的地位,大多不会轻易放弃,可是生性不安分的金惟纯只做了一年,便负笈美国,进纽约大学商学院重新做起学生.35岁回到台湾,他敏锐地观察到媒体未来竞争与变迁的趋势,创办了《商业周刊》.这本杂志经历了6年的经营危机,缴了一亿多元新台币的“学费”,最后逐渐起死回生,发行量超过15万份,年广告收入高达近四亿元新台币,成为台湾最具影响力的精英期刊.
1999年,石齐平推荐我给《商周》写稿.发表了第一篇政论后,金惟纯就来,邀请我在杂志上开一个专栏,承诺付给我每字一元钱的稿酬,这在当年的台湾算是最高标准了.此时我在亚洲电视做新闻总监,老板别出心裁地推出“台评”,我成为主要,每天要撰写“遵命文字”,更有甚者,还要将文章送给粗通文墨的老板审阅,他居然还常改来改去.尽管有韩信胯下之辱的感觉,为生计也只能忍气吞声.于是我欣然接受金惟纯的邀请,开始用“林克”的笔名给《商周》写专栏.每周一篇,一写就是整整7年.这些文章不再受制于人,我用我眼看,我用我心想,我用我手写,可说是最用功撰写的评论.就这样,我因文字而与惟纯订交,尽管最初我们未曾见过面.
2000年7月,南怀瑾决定让我执笔,将两岸密使内幕公之于世.我就去台湾找惟纯,准备把这一爆炸性的文章交给《商周》发表.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他穿夹克,戴着眼镜,瘦高个子,眉目清秀,有玉树临风的仪态.说完正事,惟纯轻松地点起烟,开始和我聊起天来.他不是那种说话滔滔不绝的人,但观点很独到、谈吐很机智、态度很自信,能感觉到是个绝对聪明的人.惟纯和我谈过去、谈未来,谈国家两岸、谈《商周》经验,还有他“不找别人麻烦,不被别人找麻烦,以及不找自己麻烦”的“三不”原则与“归零哲学”.第一次谈话彼此敞开心怀,也就此成为好朋友.此后,他来香港或者我去台湾,都会聚在一起聊天.他对学佛习禅饶有兴趣,也有心得,我就带他去见怀师.怀师一再夸奖惟纯聪明.
2001年底,惟纯的商周集团、台湾城邦出版被李嘉诚旗下的TOM集团收购,他继续管理商周集团.老板周凯旋邀我加入新的TOM集团,协助原城邦老板詹宏志经营出版板块.我不认识詹宏志,就去和惟纯商量.他鼓励我加入,但也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我最后还是婉拒了周凯旋的邀请.到了第二年,亚视股权发生变化,我选择了离职,但一时又没找到工作.惟纯知道后,马上伸出援手,聘请我担任《商周》受薪的顾问,解除我的后顾之忧.2003年春节,他还邀请我去台湾参加《商周》的春茗活动,在这个大家庭浓浓的情谊中消除了失意后的孤独.惟纯兄给了我一个最难忘的春节.
2004年,TOM集团参股《亚洲周刊》,惟纯出任顾问.这份杂志长期亏损,老板问他有什么办法让《亚洲周刊》起死回生.惟纯脱口而出：“换个总编辑.”在他看来,在所有的管理诀窍中,人比策略还重要,因为人可以修正错误的策略,但错误的人只会让事情愈弄愈糟.此时,他曾私下找我询问去《亚洲周刊》的意愿.起初我有点跃跃欲试,但TOM的首席执行官王对我说：“一个杂志有两个股权相等的老板,谁说了都不算,你怎么办?”我不愿夹在两个老板中间做磨心,也就打了退堂鼓,再次失去了和惟纯合作的机会.
2006年以后,金惟纯成为TOM的实际掌舵人,两岸三地华人圈内举足轻重的传媒巨子.前几年,他却再次将自己归零,毫不犹豫地退休.他回到台湾做义工,决心回馈社会.前年,我去台湾,惟纯兄请我去他在新店山上的家里做客.晚饭后,我俩沿着山路散步.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做义工的快乐,劝我搬去台湾和他做邻居,加入他的义工队伍.他还说等女儿大了,准备再次归零,从目前的大豪宅搬去小房子,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我想起十余年前的第一次聊天,惟纯兄一直在实践着“归零哲学”.他的人生是充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