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本文用历史的眼光,着眼于西方传统哲学演绎的逻辑结构,分析了西方哲学的内在特征.在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对外在的自然现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直接影响了以后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走向,即西方哲学对外在自然现象的关注甚于人本身,自然哲学家的研究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无果而终.虽然苏格拉底的哲学命题使西方哲学在困境中有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源自人内心的形而上冲动使人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形而上学问题,之后柏拉图将整个世界二元化的思维对整个西方哲学史影响深远,以致此后西方哲学研究的对象一直是一个超验世界、彼岸世界的目标.虽然近代经验论的冲击对传统形而上学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笛卡尔还是将理性主义弘扬到极致,显示传统西方哲学这一思维方式的顽强生命力,康德的批判哲学最终使传统的形而上学退出了历史舞台.正是这一终结,才导致了异彩纷呈、流派众多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
关 键 词 ：传统；西方哲学；演变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有一句气势磅礴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康德在这里深刻地指出,在哲学家的深沉的思考中,外在的自然现象和对人内在道德律的思考是他们永恒的话题.利用回溯性的思维,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一下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西方哲学发展的源头也正是源于对自然现象的惊奇.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起源于人的惊讶,当早期的人们面对这个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世界的时候,肯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形而上的冲动,这是本性使之然.但在任何思想发展的背后都包含了人的思维动机、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它直接决定了不同哲学派别的发展走向.和中国古代哲学重视生活世界关注人本身的特征不同,西方哲学一开始就对外在的自然现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或许与西方文明产生的地理背景有关.西方文明产生的源头希腊三面临海,航海业发达,人们精通于数理计算,因此逻辑思维也较为发达.综观早期的自然哲学家的思想,虽然大多数关注的是自然,但是却运用理性思维希望在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找出一个永恒的统一体.对理性思维的过分倚重使得毕达哥拉斯甚至得出“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来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而数目本身则先于自然中的一切其它事物.”的哲学结论.他还认为“数学的始基就是一切存在物的开始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但是,无论有何种猜测,自然哲学家用具体的事物代替世界的本原很难解释变化莫测的世界本质,因此巴门尼德用一个抽象的具有真正哲学意味的概念“存在”来代替原来哲学研究的对象,真正的西方哲学也许从这里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巴门尼德将理性的作用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别让习惯用经验的力量把你逼上这条路.只是以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或舌头为准绳,而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你面前只剩下一条道路,可以放胆遵循.――要用你的心灵牢牢地注视那遥远的东西,一如近在目前.因为它不会把存在者从存在者的联系中割裂,以至分崩瓦解,或者聚集会合.”古希腊哲学家对始基问题的研究并不表明他们对人漠不关心,因为在古希腊哲学家这里所用的思维还不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自然和人息息相关,万物浑然一体,所以对自然问题的密切关注也包含了对人本身的终极性思考.
古希腊哲学家在一和多,变与不变关系的思维框架中穷尽了一切可能.所以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在苏格拉底看来,智者学派所谓的知识和美德只不过是建立在感觉主义基础之上的个体的感受、感觉,也就是意见,它尚不具备真理性的知识在逻辑上、理论上的强制性和普遍可传达性,因而它们是不可教的；而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美德――知识其实就是关于善的知识和原则,它们是普遍可传达的,因而也是可教的,只是智者们对此一无所知.由此观之,“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何为美德”、“何为知识”这类知识性的问题,它从根本上区别于此前的自然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同类问题,因而成为哲学从自然向人转变的重要标志.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家并没有从他的警句中受到启示,却反而要在“是什么”的追问方式中穷尽形而上学问题的最终答案.但终极性的发问在人有限的认识能力以内实际上并不可能得到圆满的解答.因此柏拉图跨越了世界的这一边,奔向了了彼案世界.因为他在具有形而上倾向的哲学沉思中发现了一个不同于此岸世界的彼岸世界,这个世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而在人的在场性努力中,在自我意识深处的生命理智的开启中.柏拉图学说中的分离特征使西方哲学从此有了二元论的倾向,整个世界被二重化,经验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变化无常的表象世界,而理念世界才是永恒不变的本质世界.柏拉图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致于怀特海曾说,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都是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有些人甚至认为要想成为哲学家,首先要成为柏拉图主义者.
柏拉图的思维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不仅巨大而且深远,以至于到近代,才有经验论者对它进行了发难.以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哲学家认为知识（至少是经验知识,而不是数学知识）的基础在于经验,经验知识的确定性是由感觉经验来保证的.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以其对感觉经验的高度推崇以及命题的严密性对唯理论者所倚重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此挑战,笛卡尔把理性主义的光辉焕发到极致.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多种,如感觉、理解、记忆、想象等等,只有知觉能够把握最确定的真理,知觉获得的是一种清晰明白的概念等知觉产生于理性之光（light of reason）”笛卡尔认为,这种天赋的认识能力只能把握简单的概念,而要把握那些复杂的概念,还需要借助于演绎推理.在此基础上,笛卡尔提出了他著名的真理原则：凡是能够被我们理性清晰明白的感知到的便是真实可靠的.这种能被理性所理解清晰明白的感知到的确定无疑的知识便可作为他获得演绎知识的前提,笛卡尔通过理性追求确定性的方法,为近代西方哲学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即使如此,二元对立的矛盾在笛卡尔这里依然存在,世界仍然被一分为二――即作为思考主体的人和被思考对象的对立.在这种分裂和矛盾的演进中,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纷争中,康德却另辟蹊径,走上了批判的道路,他认为研究认识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在于要在认识主体发挥发挥认识作用之前,先探讨人的认识能力,在康德的哲学中,人的主体性空前高涨,科学知识乃是由于先天的直观形式作用于后天的经验材料的结果,先天的直观形式使知识具有了普遍必然性,后天的经验材料使知具有了拓展性.但他对人和认知对象二元对立的克服仍然是不彻底的――人认识的只有现象,对物自体则无能为力,如果我们强为之用知性的范畴去认识超验世界的东西,只能导致“二律背反”.因此,康德在认识领域,给人的认识能力划定了界限.
由此看来,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在此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直没有得到消融,相反,两者的对立有时还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有了严重的知识论和科学化的倾向,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桥梁只能是人的理性思维,人们依靠理性之逻辑推理可以知道其所是,而知道其所是就等于认识了真理.对象化的思维模式要求认识主体超越自己而达到与外在绝对本质的符合,主客相符即为真理.理性超越自身而奔向彼岸世界的桥梁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对逻辑工具的注重,通过理性的逻辑演绎就可以获得知识的最高本体,对逻辑的高度注重导致了形而上学的核心本体论的产生,本体论就是为了认识“是”这个最普遍统一的概念而依靠逻辑手段得出的先验理论体系.传统形而上学主义者认为通过演绎得到的逻辑真理就是最高真理,这种真理也可以叫应然真理,即人们坚信有这一真理存在,它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的前提.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这一真理的手段就是理性,但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兴起表明,理性并不是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经验论者认为经验是知识的源泉,因此近代哲学也就被规定为各类探求科学知识的思维方式,即各类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经验论和唯理论都煞费苦心,寻找所谓的清晰明确的绝对真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唯理论和经验论之争,具体而言,是理性还是经验是知识的来源,依靠归纳法还是演绎法才能获得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的争论,都可以看作是在追求可靠、确定知识的渴望下产生的自然分歧.但不管是经验论者,还是唯理论者都推崇科学知识,都强调概念、判断和理论逻辑思维的区别,因此近代哲学史中又出现了逻辑真理、事实真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区分.经验论者认为用以衡量知识的标准是有用性,而传统的知识只能满足言谈、思辨性方面的需要,从这个角度而言,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知识当然被他们排除在科学知识的范围之外了.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科学,许多经验论者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的起源、知识的种类和获得知识的方法.为了对付经验论的挑战,更为了获得确信无疑的知识,唯理论者对科学方法的重视比经验论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建立一个牢固根基的形而上学大厦,笛卡尔提出了普遍数学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规则,使他的哲学清晰、简洁和更加完美.要求获得确信无疑的知识和对方法的重视使笛卡尔成为近代形而上学中举足轻重和最具光彩的人物,他提出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的逻辑推理是如此之严密,以致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派别纷纷把他的哲学命题作为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有些人甚至把他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
用历史的眼光申视传统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横贯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对超验世界终极目标的追求,尽管不同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彼此相异,但是许多哲学家对理性思维的倚重,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运用却是相同的,对知识的渴求使他们构建了一座座叹为观止的形而上学大厦,这就是传统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