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艾思奇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毕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典范.延安时期,他积极参与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他的这些贡献,对扫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立思想的指导地位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 键 词 〕延安时期,艾思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探索与贡献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5-0116-05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而且倡导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在的倡导与带动下,从1939年开始,全党有组织地掀起了一场理论学习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也由此展开.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毕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典范,艾思奇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这一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这些贡献,对扫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立思想的指导地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10年是艾思奇的百年诞辰,以纪念艾思奇百年诞辰为契机,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大有裨益.
一、初步提出并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准备了
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浓厚的思想氛围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中国化”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已经被广泛使用〔1〕.从20世纪30年始,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从1934年起,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结集出版《大众哲学》.这部著作的开拓性贡献在于其通俗性,它把高深的哲学理论用通俗的语言、人民大众所熟悉的事例加以解释介绍,打破了历来对于哲学的神秘观点,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接近.通俗化无疑是中国化的第一步,但是,学术的中国化绝不仅仅在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几个有趣的故事来阐明深奥的哲理,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1938年4月,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所走过的道路,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提升到“中国化”的认识高度.他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些成绩在打破哲学的神秘观点、在使哲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等方面是有极大意义的,然而这仅仅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为所谓的通俗化,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学脱离实际而变成空洞的理论,那是相当有害的.为此,他在批评哲学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向哲学界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2〕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而不是要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做支配一切的死公式.
那么,在通俗化的基础之上,怎样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呢艾思奇在《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中指出,除了要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外,“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3〕.艾思奇提出要注重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些原则既是哲学中国化的必经途径,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20世纪30年代进步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1937年9月,认真阅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做了4000多字的摘录,并写信给艾思奇,称赞这部书“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4〕.由此看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以艾思奇为代表的进步思想界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而且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并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问题.这些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国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以及随后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准备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浓厚的思想氛围.
二、积极参与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的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5〕“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6〕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意义”〔7〕的工作来抓.从1939年开始,全党有组织地掀起了一场理论学习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也由此展开.率先身体力行,投入极大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在的倡导与带动下,陈云、刘少奇、艾思奇等党的高级干部纷纷起来响应并推动中国化运动.艾思奇发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中国化”的文章,提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认识和解决道德修养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在全党范围内的展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过程中,艾思奇参与了关于辩证法法则的实际运用问题的争论,重点批判了向林冰在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中的错误倾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关于辩证法法则的实际运用问题,向林冰认为:辩证法法则的实际运用,只有以专门科学研究为基础,然后才能实现.他还批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辩证法的运用是到处运用而到处脱离科学分析的运用法.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辩证法法则排斥于科学方法之外,它不是提倡辩证法的实际运用,反而会阻住辩证法实际运用的通道.对此,艾思奇著文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辩证唯物论的实际应用于中国,不外就是依据充分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进行辩证法的分析研究,而这也正是科学的研究,向林冰的错误,就在于把科学方法和辩证法法则分离开来,以为在应用辩证法之先,可以不依据唯物辩证法而能够获得科学知识.而不知道,倘若不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唯物辩证法立场上来研究事物,则具体的科学知识也是不可能的.这样,肯定辩证法法则与科学方法的一致性,就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普遍指导意义.
艾思奇与向林冰之间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争论的结果,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于1939年――1940年达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从事这项活动.
三、有力回击反动顽固势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诋毁,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就是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反共顽固势力的嫉恨与诋毁.叶青借参与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连续发表《论学术中国化》、《三义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等文章,说什么“必须变革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是依照中国的发展法则或特殊情形,把马克思主义分解为适与不适的两部分加以取舍,等那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后,一方面所剩无几,一方面失掉特性,可说面目全非了”.所以现在的“中国是不需要共产主义,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也就不需要”〔8〕.叶青上述主张的危害性主要在于他以所谓中国的“特殊性”为由,攻击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是一种“移植”,中国“不需要共产主义,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因此也就不需要”,当然也就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对此,艾思奇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艾思奇先后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几种哲学思想评述》等文章,指出:叶青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际上是想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想藉以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其政治目的就是和敌人汉奸的反共嘈杂声相呼应,想在实际上来反对三义纲领的实现,反对新的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决不是如一般的表面观察,说这是纯粹外来的.叶青认为,以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领袖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解决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问题,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内容则是毫无批判地吸收.对于叶青的这种攻击和污蔑,艾思奇给予了揭露和批驳.艾思奇指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不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运动,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重大成果的取得,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更进一步向着“联系实际”和“具体化”的方向走过来了.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艾思奇列举了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如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主义论》等等,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应用,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
艾思奇对叶青等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反动谬论的揭露和批判,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使越来越多的人士更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从而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发展.
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据、内涵、方法原则等重大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深刻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学理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作为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的重要理论创新,需要学术界对它进一步丰富和学理化.然而,从总体上看,当时学术界对中国这一崭新理论命题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针对这种状况,作为哲学理论家的艾思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内涵、方法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等倘若它没有这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仅仅是特殊的东西,那就完全谈不到‘化’的问题了”〔9〕.艾思奇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一般的正确性”,是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它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提供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所以,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实质上是国际主义的,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共同的理论、共同的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以及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着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条件而采取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就中国具体而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艾思奇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学方法论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无疑更加严密,更具有学理色彩.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艾思奇指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10〕问题是在于要能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并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而不是在于从名词上来争执什么才叫做“化”,什么不是“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基础上的中国化,而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另有所“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客观地应用于研究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在言词上兜圈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实践中发展和创造马克思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方法原则.艾思奇指出:“就是要真正地能够把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真正能‘理解、精通、应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只有用辩证唯物论的既成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既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就是要把中国的特殊性,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11〕这些原则的提出,揭穿了反动理论家编织的谎言,划清了与假马克思主义的界线,巩固了党内的思想阵线,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五、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育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培养了一大批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善于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教条主义的影响还很浓重,如何总结过去15年中的经验教训,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要课题.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12〕.当时党在延安成立了学习组(又称研究组,以为组长),各部门和各地成立了高级学习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们党20年的历史.艾思奇积极响应的号召,一方面,他在前期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基础上,根据党的要求,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工作,把哲学的研究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和具体问题相结合.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紧密联系干部的思想实际,艾思奇写了《反对主观主义》、《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反对经验主义》等文章.他强调,必须更切实采取唯物论的立场和方法,从中国的一切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出发,从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的事实材料的分析中,找出事变发展的具体规律.同时,艾思奇积极学习、研究和宣传思想.
另一方面,他直接投身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艾思奇到延安后,他的哲学工作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融为一体.特别是,从那时起他主动从事教学活动,为党培养了一大批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善于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干部.1937年艾思奇到达延安后不久,便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同时兼任陕北公学教员.1938年5月马列学院成立后,同年底他又调入马列学院任教,后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在这一时期,他除了写文章之外,还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还翻译列宁的《哲学笔记》.为了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哲学的需要,艾思奇还积极编写哲学资料.所编写的书主要有《哲学选辑》、《辩证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社会学大纲》、《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等.艾思奇在延安时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带动、教育了大批党员干部,促使他们与“左”倾教条主义划清了界线,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开展,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延安时期,艾思奇积极参与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学习艾思奇,不断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张静如.关于“中国化”〔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5):73.
〔2〕〔3〕〔9〕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87,420,482.
〔4〕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2.
〔5〕档案馆编.文件选集:第11册〔C〕.北京: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6〕史正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甘肃社会科学,2010,(2):189.
〔7〕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4.
〔8〕〔10〕〔11〕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148,148,148-149
〔1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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