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艾思奇在解放后,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工作,无论是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还是对哲学思想的宣传和研究,以及由此参与的哲学论战,无不显示出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对党的理论宣传事业的忠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的局限,艾思奇在解放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整理,概括解放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归纳他留给后人的启示.
关 键 词 ：艾思奇；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大众化； 贡献
中图分类号： G４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2）０3－００４６－０５
艾思奇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理论掌握群众和群众掌握理论的双向互动过程.”［１］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以一位大众哲学家著称于世.他热心为大众写哲学,热心让大众掌握哲学,在哲学通俗化、普及哲学方面贡献巨大.他所著的《大众哲学》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解放后,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他编写了哲学教科书,这本教科书对中国执政后的马克思主义普及和宣传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艾思奇宣传并深入研究了哲学思想,对将哲学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大众化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上述过程中,艾思奇还参与了一些相关的哲学论争,这些论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强化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作用.以下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和整理,概括解放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分析他留给后人的启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重温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贡献,梳理其中的失误,将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此即本研究的当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艾思奇对编写哲学教科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解放前,我国哲学工作者也编写过哲学教科书,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但解放后原来的教科书已不适用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需要编写新的哲学教科书.解放后很长时期,理论工作者使用的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语言风格和所用的事例材料不符合中国特点,中国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势在必行.艾思奇解放后就致力于这项重要的理论任务,作了很大努力和贡献.艾思奇对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书中.
《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的明显优点是突出了认识论问题.艾思奇认为,研究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认识方法的问题.“在这个提纲里,我们有意识地在说明每一项原理的时候,都特别着重地指出它在认识方法上的意义.”［２］
另外,《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还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尤其注意结合了的著作,如《实践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该书的局限性是没能对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作出哲学概括,这是我国解放前到解放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普遍现象.尽管如此,该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一本中国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受到普遍的欢迎.20世纪50年代末该书曾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受到苏联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认为是密切结合中国的实践有见解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３］.
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艾思奇在编辑此书时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哲学教科书讲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知识,要有相对稳定性；要力求准确、简明；在阐述马列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要阐明同志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发展,要把阐明马列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和说明同志的发展结合起来；要适应教科书的对象,适当兼顾其他读者；要贯彻争鸣的方针.这些基本原则至今有参考价值.艾思奇还认为,使用哲学教科书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情况出发,分析、说明、解决实际问题；要批判对立面的东西,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作斗争.［４］此外,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和各门具体科学结合起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除继续保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的优点之外,在内容和结构安排上与《辩证唯物主义纲要》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在内容方面,阐述哲学原理时加进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材料.在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的阐述、安排上,范畴都是按对立统一原则成对出现的,这在当时是很有特色的.当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存在历史的、时代的局限,如：没有论述辩证逻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安排是按照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理解,先讲辩证唯物主义,后讲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安排一直影响到现在.随着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对马克思著作理解得越来越深入,研究材料越来越丰富翔实,上述根据苏联教科书而形成的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问题在当代也越来越突出.虽然如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仍是很有意义的著作.
二、艾思奇对哲学思想的宣传及其局限性
解放后艾思奇对哲学思想的宣传表现在两方面：对哲学思想的宣传、解释和研究.
1.对哲学思想的宣传、解释及其局限
艾思奇宣传思想的明显优点是：比较准确地阐释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思想.
在20世纪50年代宣传哲学思想的文章中,艾思奇对《实践论》中关于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和接近客观真理的辩证法道路、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观点作了全面的解释.他还对《实践论》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指出：对真理论的极重要的发展,是创造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作为掌握马克思真理的基本方针,作为纠正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一个思想方法的重心.《实践论》是在总结革命历史经验基础上产生的,吸收了苏联教科书的思想,对真理标准是真理发展过程中实践的作用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运动等总体上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在20世纪60年代的辅导报告中,艾思奇认为,《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解决的是党的认识路线问题,即思想路线问题,《实践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观点把认识论的内容概括起来了,即：认识依赖于实践正确；正确的思想从实践和认识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艾思奇认为,在这三点上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