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伊朗核危机柳暗花明之时,其国内政局又含混晦涩起来,保守派控制的“宪法监督委员会”于1月11日否决了80余名改革派议员的参选资格,而伊朗改革派总统哈塔米连同一些要员立即以辞职相威胁,一场神权政治下的世俗斗争突然在伊朗激烈开场了.
谁是伊朗政治的主宰者
1979年伊斯兰苹命后,伊朗建立了神权性质的共和国,宗教领袖由幕后走上前台.1979年的宪法规定．什叶派的最高领袖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和共和国的领导者,地位仅次于精神领袖的是总统,总统负责宪法、法律的执行,协调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关系.但实际上总统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最高宗教领袖才是国家的真正主宰者,最高宗教领袖对政治、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甚至还有权罢免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只不过是执行最高宗教领袖政策的一个角色而已,总统在制定国家方针政策之时不得不考虑宗教领袖的态度.
霍梅尼时期,最高宗教领袖至高无上,总揽大权尤为突出,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唯霍梅尼马首是瞻, 自由派领袖巴尼萨德尔总统不识时务,试图挑战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权威,落得个灰头土脸,被废黜总统职务,灰溜溜地流落异国他乡,后被伊斯兰革命卫队追杀.
霍梅尼高瞻远瞩,清醒地意识到他身后难以找到一位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于是提出以分权制原则修宪.根据198Q年的宪法,由总统控制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使总统的外交权力大增,总统成为继宗教领袖之后国家的第二号人物,是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制定者之一,不再强调精神领袖的仿效和榜样作用.1989年6月3日,霍梅尼逝世,哈梅内伊继承了宗教领袖职位,被称为伊朗精神领袖, 由于哈梅内伊拥有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无法与霍梅尼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导致大权部分旁落,无形之中增加了总统的权力.1989年7月28日,拉夫桑贾尼当选为总统,成为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又一位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伊朗政治进入二元状态.面对战争后的困境和国际形势的骤变,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权力组合审时度势,同舟共济,配合比较融洽,哈梅内伊基本上是总统政策的支持者.拉夫桑贾尼谨慎行事,调整较为激进的政策,伊朗外交趋向温和.然而,虽然修改宪法后的总统权力有所上升,但是总统毕竟是国家的二号人物,总统要受宗教领袖和议会等方面的束缚,不仅仅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问题,更主要涉及宗教信仰问题.
1997年,伊朗总统大选中哈塔米脱颖而出,2001年哈塔米成功连任,成为比拉夫桑贾尼更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总统.哈塔米认为应把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与个人权利、自由、法制及公民社会的观念结合起来.主张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哲学精神.在外交政策方面,哈塔米的一个重要外交思想就是倡导“文明间的对话”,主张通过对话来消除国际的紧张态势,主张在捍卫国家独立、尊严、主权及利益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是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及西欧国家的往来.而哈梅内伊反对“自由”、“”,反对与西方接近,反对中东和平进程,主张绝不能和美国、以色列发展关系.精神领袖与总统之间的分歧,钳制了哈塔米总统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注定了总统的政治改革步履蹒跚.
伊朗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之争不是一时之事,将会继续上演.实际上,宗教领袖与总统之争就是保守派与改革派较量的翻版.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宗教领袖会在一些无关大体的方面向总统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但总统若想突破伊斯兰革命所设定的条条框框势比登天,总统的教士身份也决定总统不敢异想天开,突破框架.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冲击
1979年2月,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宗教保守势力从而长期垄断伊朗政权,巴列维王朝的西化措施统统被扫地出门,以伊斯兰教教义规范国内政治文化生活,宗教清规戒律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极大地束缚了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譬如,不准国民收看西方影视、书刊和举办音乐会等；妇女出门必须戴面纱,穿黑袍,在公共汽车上,男女分坐,禁止男子追求女学生,甚至禁止饮用外国饮料等等.霍梅尼就曾说“毒害我们青年的东西之一就是音乐.音乐和之间没有区别等―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电台电视台就应具有教育性,音乐就必须排除一 演奏音乐就是对国家和青年的背叛行为.因此,全面阻止演奏音乐.”20世纪90年代,哈梅内伊仍然认为,“女人应避开一切会吸引陌生人的东西.女人在公开场合骑自行车会引起社会道德败坏,应该禁止.”这些清规戒律引起年轻人、妇女和知识分子的厌倦和反感,人心思变,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斗转星移,25年后,霍梅尼时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伊朗大街小巷不时闪现西方时尚,成为抹不去的客观事实,台球、下棋、打、彩弹搏击等颇为流行,大街上不再是一色的、单调的头巾长袍,妇女虽戴着头巾,但头巾明显更加鲜艳,甚至有些妇女在头巾下戴棒球帽,长袍的颜色变得五彩缤纷,随处可见穿着短袖运动衫和衬衫的男青年,甚至有的已系领结带,获得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伊巴迪就是身着粉色套装,并没有佩戴头巾出席记者招待会,电影业逐渐繁荣起来,伊斯兰色彩愈来愈淡化,甚至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女性竟然担任国家的副总统.等等.识时务者为俊杰,改革派总统哈塔米审时度势,认识到改革是必然的趋势,深有同感地说,年轻人需要“合法”的娱乐方式,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只去清真寺.
伊朗社会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与西方文化不无关系,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席卷全球,侵蚀着伊斯兰文明,西方国家想方设法向伊朗渗透西方文化,鼓吹“自由”、“”,试图来个“和平演变”.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给伊朗妇女希林 伊巴迪,表彰她为“和人权”,特别是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所作出的努力,其实,醉翁之意不在希林伊巴迪,而在乎促进伊朗演变.伊朗6000多万人口中,2／3的人口不到25岁,年轻人成为伊朗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敢作敢为,尤其大城市中的富家子弟充满革命热情,藐视伊斯兰革命的价值,对纽约、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等地心驰神往.这些年轻人中,大学生更是思维活跃,思想激进,始终走在要求改革的前列.1Q99年7月、2003年6月,不满缓慢改革进程的学生先后掀起反政府的游行.一位伊朗的社会学家不无忧虑地指出,大学的年轻人对政治要比对宗教更为感兴趣,年轻人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侵略的受害者”.国际体系破坏者到参与者的换位
随着世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原有的国际体系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全球化过程捞到越来越多的实惠,而对第三世界造成全方位的、空前的；中击和震撼,西方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道德准则伴随着经济、科技、军事等优势无情地：中击其他文明,伊斯兰文明首当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就是其中反应之一.
1Q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高喊“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输出伊斯兰革命具有咄咄逼人的政治目的,要求那些接受伊斯兰革命精神的各国民众,为反对本国的统治者、建立伊斯兰政府而斗争.霍梅尼直言不讳地宣布,“我们输出我们的革命到整个世界,直至‘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的呼声响遍全世界,那将是场斗争.”伊朗的意图不言自明,伊朗试图充当原有的国际体系的掘墓人,埋葬旧的国际体系,建立一个以伊朗为中心的新的国际体系.
为达目的,伊朗把国际法远远地抛之脑后,一心一意“改造”世界,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特别邻近伊朗的海湾国家深受其害,在伊朗的怂恿支持下,海湾国家的什叶派纷纷出动,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势.伊朗还把革命的触角延伸到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等穆斯林地区,一时间,世界为之惊恐,“伊斯兰威胁”、“绿色铁幕”、“洪水猛兽”之声等充斥各国舆论,世界对之谈虎色变.
然而,原有的国际体系盘根曲节,根深蒂固,非简单的伊斯兰热情所能及1伊朗毕竟力量有限,不得不接受客观的现实,调整其对外政策,改善对外关系.不幸的是,伊朗好像逐渐由国际体系的破坏者变成国际体系外的游荡者.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美国固然脱不了干系,更主要是伊朗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伊朗需要自我检讨.
可喜的是,伊朗改革派当政后,正努力改善伊斯兰政府形象,不断强调伊朗愿意与世界和平相处,愿意通过对话消除分歧,开展互利的合作关系,积极参加世界事务,发挥自身的作用.为此,伊朗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譬如,大幅度地削减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援助、取消对《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的追杀令、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和平进程中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等等.然而,在保守派的干扰下,这样的进程难以一帆风顺,例如,霍梅尼追杀拉什迪的宗教教令仍然有效,民间基金会高额悬赏金反而不断攀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伊朗“闭关锁国”与“改革开放”之争远未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