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3-0131-4
汉学与国学,过去似乎泾渭分明,前者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后者指中国人研究中国自己的学问.在有些人看来,二者不仅互不关联,甚至互相排斥.例如有些国学研究者认为外国人受他们自己文化谱系的局限,根本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国文化；况且过去的汉学家多半怀有侵略他国的殖民利益或掠夺文化财富的个人私利,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远离公正和正义,很难得出正确结论；而不少国际汉学家也较少承认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价值,常常只把中国学者的成就看作是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砖瓦木石,而不大承认中国学者自在和自为的学术体系主体.世界进入全球化阶段,这种情形有了很大改变.
首先是汉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递进.第一阶段是以欧洲传教士和某些专门学者为代表的汉学研究(Sinology).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利益工作,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如瑞典哥本罕对汉语语言学的研究.第二阶段是以费正清、本杰明史华兹(BenjeminSchwarcz)等美国学者为代表的海外中国学(ChineseStudies),如费正清以他的“冲击与反应”模式作了大量调查,全面研究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现实状况；他的学生保尔.科宇(PaulCohen)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为旗帜,从中国发展的内因出发,对费正清的研究作了补正和辨析.费正清的另一个学生史华兹则热衷于追溯各种现实状况的历史根源.他的传世之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突出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其间的张力,使美国的汉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片面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目前,我们正面临着汉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我认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汉学与国学的互相渗透与交叉.这种渗透与交叉当然不自今日始,但于今有了极大发展.自20世纪以来,一种彻底摆脱过去文化霸权宰制的渴望,一种建构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的渴望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这种追求不仅表现在曾经被宰制的各个民族,而且也发生在过去宰制他人的发达国家.很多学者一方面看到自身文化发展的危机,一方面向他种文化寻求新路.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发现并强调了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的意义.例如素有“法国大儒”之称的汪德迈教授认为：“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等曾经带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以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提倡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安乐哲、郝大维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说：“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更是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儒家从社会的角度来定义‘人’,这是否可用来修正和加强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在一个以‘礼’建构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发现可利用的资源,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哲学根基不足却颇富实际价值的人权观念”5]法国索邦大学的查,华德(XierWalter)教授认为：“孔子思想中充满信仰、希望、慈悲,具有普遍性.在21世纪的今天不仅有道德的示范作用,更有精神的辐射作用.”①总之,当代国际汉学研究界已经有一些学者(虽然还不是很多)意图从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从中国文化中寻求普世价值,以解决人类遭遇的共同问题.为此,不少人已摒弃了过去的种族偏见.例如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就说：“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来说代表着最明显的外在性,无论是其古老的历史还是它的发展,都会让我们欧洲人摆脱自己的种族中心论.”
这一系列变化不仅是源于多元文化全球化的需要,也是源于西方思维方式从解构的后现代思潮向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潮的转型.20世纪末、21世纪初,著名生态哲学家约翰,科布(JohnB,Cobb)以怀德海的“过程哲学”(processphilosophy)为基础,提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postmoderni).怀德海认为不应把人视为一切的中心,而应把人和自然视为密切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他对现代西方社会的二元思维进行了批判,提倡有积极意义的整体观念.②科布由此出发明确地把生态主义维度引入后现代主义,强调“具体的事物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改变的基质.没有恒久不变的实体,相反,却存在着持续变化的关系.”①他认为这种有机整体系统观念,“关心和谐、完整和万物的互相影响”与中国传统的许多思想都“深度“相通.他说：“我们的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保留现代性中某些积极的东西,但超越其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主义,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他坚信“当过程思想被中国人所拥有和借鉴,它在中国将比在西方获得更丰富的发展,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有机整体主义的.”而“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互补和交融”.①
从国学研究方面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反本开新”的新阶段.“反本”是为了重新认识自己文化的主体,“开新”则需要吸取外界和当代的智慧,特别是从蓬勃发展的国际汉学中吸取营养,与国外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相结合.其实这也是国学研究传统的一个方面.王国维、陈寅恪都注重“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这就意味着国学与汉学的结合.最近读陈流求等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和母亲唐贯》,书中谈到陈寅恪重返清华园授课时,有“三位助手等王先生(永兴)主要负责授课有关工作；汪先生()重点在研究方面；陈先生(庆华)则管涉及外语部分.等父亲仍如既往,要了解世界学术动态,除陈庆华先生要读西文杂志外,周一良教授也有时来家叙谈并译读曰文杂志、论文”[3：.可见陈寅恪始终是把国学放在国际学术,特别是国际汉学的语境中来研究的.
其实,国学与国际汉学的渗透和交叉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在国际汉学的语境中,从实证来研究国学(如陈寅恪),可以在中西方思维方式的碰撞中来探讨中西相通的普世价值(如汪德迈、安乐哲、汤一介等),可以从中西文化之“异”,来重新审视自身文化,达到“反本开新”的新发展(如弗朗索瓦,于连等)；这里有汉学家和国学家的系统研究与开发,也有并非汉学家或国学家的学者们对两种文化智慧的考察,甚至灵感的 触发,如上面提到的科布,以及伏尔泰、莱布尼兹和众多中国学者.他们对异文化融人某种主流文化并促使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以上的种种不同方式,加上旅游和器物的交换,文化的异地发展,如佛教文化之移人中国、爱琴海文化之移人西欧才得以实现.
总之,上述国际汉学研究的新视角,扎根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帝国殖民文化宰制的结束,中国的从专制走向,西方的价值危机,中国的信仰缺失,整个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等凡此种种条件的聚合,使国际汉学与国学的渗透与交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共同成为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的重要推动力,这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