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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说理教育作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受到执政者和教育者的认同和重视.但是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青少年身心特点的发展变化,说理话语面临诸多的困境.这主要在于：一是说理话语实施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作为摆事实、讲道理为主要方式的说理话语,其话语资源和实效性是党执政初期获得和形成的,其时执政党处于至高无上权威地位,人们所处的社会思想环境相对封闭、话语信息获取的通道单一并且可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多元,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碎片化趋向,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和争鸣成为思想领域的常态,对世俗的追求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因此,以一种固化的话语方式去解决复杂的文化需求和思想疑惑,从而获取让人信服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是不可能也是不可持续的.二是在话语方式上,说理话语存在先天的缺陷.虽然说理话语也强调遵循的方法,强调依靠真理说服和教育群众.但是在实际的思想工作中,说理教育往往会陷入话语困境.说理教育过于强调以理服人,虽然讲理,但其目的是“说服”,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在教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处于服从和被服从的状态,这样状态下的说理教育往往偏离的方式,蜕化成为一种话语专制.
说理教育强调依靠真理的力量,强调权威的力量,但是现代研究越来越表明,真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化了的理论,相反在后现代语境下,真理往往是处于一个相对的状态,而那些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的教育者,实际上并不真正掌握真理.支撑说理教育的是一套宏大叙事的方法论,强调一元和权威主义、标准唯一,认为世上万物均存在确定的本质,这显然与后现代语境下社会生活世俗化、化、主体多元、权威消弭的理念是不一致的.
尽管说理话语并不排斥情感的力量,但是这种“采取渗透和灌输相结合的思想工作方式”,虽然“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但由于过于强调话语主体的主观价值,将教育对象置于被动的场域,话语主体和受体之间的地位、方式的不对称,造成说理教育中,情感力量的介入并不明显或者说成效不大.由于缺乏积极的情感力量的介入,说理过程往往变成了了无生气的说教和灌输.并且,说理教育经常脱离教育对象的生存体验和日常生活,过于强调抽象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论灌输,强调超越时空的奉献或无私无欲,其话语有效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
二
20世纪70年代,为了弥补知识规范与个体生活经验之间的巨大差距,世界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研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2］这种教育话语方式的转型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讲故事为主要形式的叙事方式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运用,并逐渐演化为种类多样的叙事话语.按照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大师热奈特的解释,叙事话语是“讲述一个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的口头或书面的话语”［3］,叙事核心在“事”,关键在“叙”［4］.作为一种传统的话语范式,讲故事曾经对人们的道德启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借助鲜活的历史掌故、寓言故事、神话传奇、歌谣童话,生动形象地传递了当时代的价值观念,在耳濡目染、口耳相传、潜移默化中达到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它能够通过故事情节的推进和生活场景的展现,推动受教育者与他人、历史、世界的沟通,彼此获得心灵的认知和认同.比讲道理的说理,叙事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不主动亮出自己的观点,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但是它的故事情节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准备之后精彩编织的,它往往是把自己的观点隐含在对故事的讲述中,它甚至通过精彩生动的文字,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的设置,以及隐喻、象征等手法的运用让受教育者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叙事话语通过话语内部的组织、分配、再构,将或精彩或平淡的故事讲得一波三折,回肠荡气,叹为观止.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寓含着道德倾向,听故事的人在与主人公的命运同悲共喜的过程中,也自觉不自觉地被故事中所隐含的观点所吸引、认同,也就自然而然接受了叙事背后的价值理念.而更重要的是,叙事能够为我们提供一面反思自己行为的镜子,即从别人的故事中反省自己的不足,并将叙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内化为自我心灵的塑造,外化为自己自觉的行动.
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话语,克服了说理话语的两个弊端化的倾向：一是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泛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些假话、空话、套话的不良倾向,政治认知和生命认知完全割裂；二是出于对说理话语的本能排斥,人们转向世俗文化,引发公共生活崩溃以及庸俗主义、犬儒主义流行.叙事就是要从理性中感悟感性,从真理中拯救常识.呼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说理话语转向叙事话语正是基础这样的理念——与其板起面孔,通过知识的整合、调适、重构规律性的经验的方式来接近个体的经验,不如以讲故事等叙事的方式让个体直接呈现生活体验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并让个体在呈现自己生命体验的过程中,实现对自己的认识,进而赋予生活以其本来的意义和价值.
在形态多样的叙事话语类型中,以文字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小说叙事、以视觉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影视叙事和以听觉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法的生命叙事话语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习和借鉴.第一种形式是小说叙事.小说是一种以虚构为主要特征的叙事形式,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小说叙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小说叙事的地位提高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地位.像《阿Q正传》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对于现代人的刻画和对现代意识的启蒙都是入木三分的.而改革开放之初的《伤痕》、《班主任》等小说都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先声的作用.第二种形式是电影叙事.随着电影技术的突飞猛进,视觉文化逐渐有取代纸面文化的趋势,电影叙事在给人们带来声光电的视觉享受的同时,也通过丰富、形象、可感的叙事,告诉人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比如《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等一批好莱坞大片,虽然骨子里宣扬的是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它的叙事方式却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这些好莱坞大片在给人们带来视觉和听觉享受的时候,通过缜密的叙事以及或传奇或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现和推进,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对希望、美丑、高贵和低贱的认知,并 由此产生对美国文化的认同.第三种形式是生命叙事.生命叙事是“以个人生活体验和经验为主题的一种叙事形式”［5］,生命叙事不是讲述一般的人生经验或者经历,而是着重讲述的是“改变和塑造个人生活意义与人生方向有重大影响的生活经历”［6］.生命叙事的主体在讲述生命故事的过程中往往是倾注了很深的感情,融入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真实的情感.在舒缓有序、张扬有度、抑扬顿挫的叙述中,诉说对象和诉说主体同悲伤、共欢喜,分享快乐和伤心,实现话语的分享,诉说者不知不觉从话语的最深层与诉述对象达到思想的撞击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