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理性之人可做荒诞暴戾之梦.这是20世纪的教训：自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二战的残骸中写下《启蒙辩证法》后这个教训便从不同的视角被清晰地表述过.启蒙运动的辩护者们可以语气剀切地声辩（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这么做了）纳粹的科学是可笑的讽刺画,而大屠杀与其说是对启蒙运动核心辩证法的实现,不如说是对它的背叛.但是当涉及到核子武器的发展时,沿袭这种说辞就困难得多了.事实上,通过暴露它们在启蒙文化的衍生体系中的运作——专业物理学家屈从于国家权力的需要,这个议题似乎是被设计出来揭露启蒙文化的核心所包含的矛盾.几乎没有社会实验室可以更清楚地反映沙文主义者的欲求和人文主义者的愿景,或者野心家的密谋与无私者的奉献,以及,也许最为重要的,启蒙运动关于知识开放的完美理想和为了国家安全而要求的保密之间的张力.
J·罗伯特·奥本海默,“曼哈顿计划”的主管物理学家,也因此被称为“之父”,从未公开地表示过悔恨.但是,若非内心矛盾蔓生,他将一无是处,如同雷·蒙克在他杰出的传记中点明的那样.当火球爆炸时奥本海默回忆起了《薄伽梵歌》中毗湿奴的语句：“我陡成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是他的个性化翻译,也成了他最著名的评论.然而第二天,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大本营,当他从一辆吉普车上跳下来时,他的情绪难以捉摸,但绝非阴郁.他的朋友兼同事,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回忆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从汽车里踱出来时的那幅身行,他的步伐就像HighNoon（贾利·古柏主演的电影《日正当中》）里面那个好汉警长那样高视阔步.他竟然变成这样.”相形之下,他的同僚恩里克·费米“则似乎萎缩且骤老了,如同用旧的羊皮纸拼制而成”.但是,兴奋劲一过,他便陷入了新的思考,为等待着日本人的灾难性后果深感沮丧.他在走廊里凄然独行,喃喃自语：“我只是忍不住想着这些可怜渺小的人.”撇开种族怜悯,他所思即他所言,试验过后的这些日子里据他的秘书回忆,他看上去似乎在想：“噢,上帝,我们干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