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抗战文化

到我记事的时候,抗战告捷.村庄里一目了然的变化,出现在墙壁上,标语口号正在更新.“抗日”、“锄奸”、“救国”的标语,换成了“拥护土地法大纲”和“打倒,解放全中国”.但有一条内容不变,就是“实行”.

伯父是村里的文化人,墙头的大字标语都是他踩着梯子刷上去的.他把“实行”四个字,别出心裁地画成一把茶壶.繁体字“”,上面宝盖头画成壶盖,“母”是壶的颈,“”是壶身,左侧“行”画成壶嘴,右侧“民”是壶把,下面把“主”字画成壶的底座.茶壶画在村中最显眼处,同时画在我家西房外墙上.伯父画壶时,我在旁边看着学画,那时不懂得的意思,只是觉得茶壶有趣.在我的记忆中,村庄文化像山里烂漫的野花丛,组字茶壶即是其中的一朵鲜花.

抗战的烽火年月,我还在襁褓中.而从继后的种种文化现象中,依然足以领略抗战文化的遗风余采.地处太行山腹地的武乡县,作为抗日战争的前沿,八路军的重要根据地,文化面貌发生鲜明的转换.那场战争经了八年时间,而八年之间所形成的丰厚文化,却会影响几十年,以至永久.因为文化有着无形的魅力,它虽然依托于物质,又可以脱离物质的东西而存在,它可以融入血液和灵魂,而世代传衍.

我的父亲身世很苦,从小给人放牛,未曾上学.抗日战争开始,他已经二十七岁,从那时才边工作、边学习,他的进步完全得益于抗战文化的熏育.我一直没有机会在父亲生前听他讲讲抗战的经历,只是在平时的片言只语中略有所闻.抗战前期,父亲在郑峪、北漳当过协理,有次彭德怀到了北漳,父亲曾被叫去询问一宗民事.后来做了工作,受命在路边开饭铺作为隐蔽.徐向前率部队路过饭铺,向父亲了解周围村名,父亲给他指画武乡从西到东的主要村庄,将军惊讶道:“武乡怎么这么长?”当时徐向前叫父亲跟他随军,父亲不便说明已是人员,只能婉言推谢.光复前夕,曾经配合侦察人员潜入东村,察看敌人工事,又被派往沁东区工作.抗战之后,进入太行干校学习,那是父亲生平第一次踏进学校的门槛.

父亲在太行干校学习时,我已知事,记得有本村炳和、永旺与他同行.炳和、永旺似在太行二中学习,后来都是党政机关的负责干部.武乡出来的老一辈干部中,许多人曾是太行二中、太行三中的学员.抗战期间,武乡还有五所抗日高小.战争环境中办学,艰苦备尝,学员们无不满怀报国壮志,沸腾着一腔热血.正是这批学员,成为了抗战骨干和事业栋梁.

抗战学校既是培育人才的园圃,也是文化传播的阵地.学校里活跃着各种文化活动,写诗,编刊,编剧,演出,秧歌剧和说快板尤其活泼而快捷,对于国际国内动态、抗日战斗事迹,都能及时宣传.

除了抗战学校,武乡专设妇女培训.有康克清、浦安修、卓琳诸位妇女领袖,号召妇女投身救国运动,并直接辅导妇女教育.整个抗战期间,妇救会工作十分出色,妇女不仅访花织布、纳制军鞋,而且开荒种地、运送军粮,有的入伍参军,有的进入机关工作,显现了武乡妇女界的不同凡响的进步潮流.

母亲出生的蓝家垴村,村中大都是贫苦农家.从一个穷家嫁到另一个穷家,如果没有抗战文化的阳光照耀,母亲的一生大概会在绝对贫穷和愚昧中度过.抗战潮流中,她学了文化,走进光明境地,成为本村妇救会骨干.我还恍惚记着,母亲带我爬坡越岭,到外村参加会议的情形.后来家务负担沉重,母亲从社会活动中退出,然提起当年,仍会浮现出一种欣叹和眷念之情.直到晚年,她还常在寂寞的时候哼唱抗战民歌.

我听过许多抗战民歌,到底不知道武乡有多少这样的歌.源之于武乡和左权一带的民间传统小调,经过专业文艺工作者参与,使民歌艺术及其内容得到了提升和丰富.抗日根据地形成之际,鲁迅艺术学校、抗日军政大学、新华日报社等门,相随进驻武乡,为这块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鲜的文化泉水.李伯钊、陈荒煤、徐懋庸等著名文化人士,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成为武乡抗战文化的中坚英彦.

一九三九年冬,八路部驻于王家峪时,朱德写了五言绝句《寄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诗句奇崛、生动,给人以悲壮感,洵可千古传唱.这样的杰作,唯有身临太行前沿,感心动目,乃能铿然成韵.抗战的武乡,也是诗歌之乡.许多诗人在这里写下了国恨家仇的慷慨篇章.诗人高沐鸿和冈夫,身为武乡籍人士,他们的诗歌更富于乡土气息.

我小时跟母亲学唱的歌,有歌颂左权的一个小调,歌词后一段是:“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老百姓,咱们边区老百姓,要为他报仇恨.”左权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于一九四二年反击日寇“五月扫荡”中牺牲.人民唱着小调怀念将军的同时,朱总发表《悼左权同志》绝句:“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在诗歌史上,留下了民间歌曲与诗家创作相映生辉的一页.

武乡民间文化中,戏曲传统尤为深茂.武乡秧歌历史之久远,大概不逊于上党梆子、中路梆子等剧种.其演唱和音乐完美程度,无疑是经过了历代艺人磨砺和长期经验积累的.我小时村剧团常演《旋风案》,后来删除迷信情节更名为《红衣案》,戏中既唱秧歌,又唱上党梆子,我站在拉琴的伯父身后,他的椅子下放着两把胡琴,伴秧歌用“剧琴子”,伴大戏用板胡.“官唱梆子,民唱秧歌”,两种唱腔并用,称为“风搅雪”,这在地方戏曲中独具特色.

据说在抗战前,武乡已有七大戏班.抗战中组建“武乡县抗日光明剧团”,西武乡组建战斗剧团.抗战胜利后,光明剧团上调往长治行署,其中演武乡秧歌的演员分化出来,和战斗剧团合并为大众剧团.战争年代里,演员们不但没有在炮火面前退怯,反而受到爱国热情驱动,剧团愈加兴旺,四处巡回,演出频繁.尤见繁荣气象的,是各个村庄的农民剧团,几乎村村唱戏.区里县里组织会演评比,优胜者获颁锦旗和“鲁迅艺术奖”,增添了村剧团的腾腾热气.除了演传统古装戏外,编演了以抗战为主题的时装剧目,如《地雷大王王来法》、《劳动英雄马来保》等.根据李季长诗改编的《王贵与李香香》,演出经久不衰,成为武乡秧歌的保留剧目. 我看村剧团演唱《王贵与李香香》,当然是在抗战之后,而这种演戏活动,实际是抗战文化的继续.不管是演员,还是观众,仍然保持着抗战时期的热情.大众剧团排演歌剧《刘胡兰》的时候,有天到禄村演出,村里人们闻风而动,我也跟着去看.到禄村的小路只有五里,但有一道大坡,叫白草凹坡.记得是晚秋时节,吃过夜饭,摸黑下坡,走得踉踉跄跄.到了戏场,已经开演,我钻在大人们的缝隙间往台上瞅,只能略知大意.回来的路上,虽已深夜,人们兴致勃勃,学着刘胡兰高唱:“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那年我在大门外的坡下,垒有一个鸡窝,把邻家不要的公鸡收罗来玩耍.因为去禄村看戏,忘记了挡窝,夜里全给黄鼠狼吃掉.早晨起来看见一片鸡毛,难过很久,所以对那天黑夜看戏的事记忆很深.


小时候常听说演员郑桃英,名声如雷贯耳.襄垣县西营镇离我村二十里,是方圆出名的集镇.有次西营订了郑桃英的戏,因下雨涨水,演员过不了河,来了五个小伙争着背郑桃英过河,背过河后,郑桃英将擦脸手绢掉在地上,小伙子们捡起来留作纪念,五人争执不下,结果撕成五片,每人留了一片.这便是当年的追星族,由此而知,武乡秧歌曾经名重一时.

八路部与一二九师进驻武乡,根基日固,屡有胜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长乐之战,主战场距我村不远,村里人们去里庄滩看过敌寇的战败惨状,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嗣后在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中,最为激烈的一场战役发生在武乡关家垴.与其军事上的胜利相比,抗战文化的功绩也许更为重要.因为文化是精神的力量,抗战文化动员了群众,不仅保证了抗日军队的壮大和决胜,而且造就了尔后进军全国的丰熟条件.仅武乡一县,有近一万五千名青年参军,占到全县人口十分之一强,更有数万男女群众投入到支前行列.刘邓大军南下之时,武乡五千名干部随军远征,日后建功立业,足迹遍布南北.

抗战文化为何能以饱含威力,这是值得研究的,却也是非常明白的,那是因为它的旗帜是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因为它的精神实质是人民.试想,如果不是给人民以充分的权利,怎么会喷发出那样巨大的热力,怎么会有那样绚丽多姿、遍布四野的群众性的文化花果?我还记得村里有“民校”,全称当是“革命学校”;有“民革室”,全称“革命活动室”,这都是抗战时期的产物.光明剧团编演过一出名为《改变旧作风》的戏,剧情以农村开展运动、促使干部作风改变为主题.此剧颇受欢迎,获得“突飞猛进”奖旗.作家赵树理曾任《新华日报》编辑,住在武乡北漳,从他写的《李有才板话》等篇小说中,亦可看到当年农村的气氛,政治生活是生动的,农民思想是活跃的.

自朱德、彭德怀以下,诸政军首长在武乡生活过,他们作风,平等待人,朴实可亲,与人民同甘共苦,给武乡干部和群众留下深深的感染.武乡多年中不称干部职衔,都是直呼名字,或叫“老李老王”,这种习惯只是近几年才丢掉的,现在对领导人一律“尊重”起来,开口闭口把“长”子挂在嘴上了.这虽然是一个称呼习惯的改变,却也让人感觉到官僚主义在滋生,而抗战文化似乎疏远了.

八路部进驻砖壁时,曾在土河村召开武乡士绅座谈会,表明实行、团结抗日的政策,动员各界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同赴国难.开明士绅响应召唤,对抗日救国和进步事业给予了真诚合作.大有村裴玉澎,是武乡财主四大家之首,土河座谈会之后,捐粮一千多石,因其多次慷慨捐献粮款,受到嘉奖,选为边区参议员.大活庄村杜青史,原在民国地方机关任职,抗战时弃官回家,在土河座谈会上带头表态,将家中钱粮大部捐出.然而,他们没有料想到,一九四六年土改运动来势凶猛,竟然丧命于暴力之下.

朱德在纪念抗战五周年时,诗中写道:“真共和,世界皆仁里.”这两句诗所表述的,正是抗战时期政治的情形.抗战文化贯穿人民精神,得益于此,始能取得各界信任,达到广泛的民众动员.抗战甫捷,即对做出贡献的开明绅士施以暴力,夺其生命,岂不是与抗战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驰了吗?魏名扬游击队是武乡抗战中一支著名武装,曾依赖裴玉澎为之提供资助,裴出于意料之外,这使魏名扬深感抱憾.

怎能不让人抱憾呢?凡背弃了抗日文化,背弃了精神的种种作为,无不令人憾惜而痛心.我常常想到伯父画的“实行”茶壶,从那茶壶上认识和理解了抗战文化,以为它是前辈留下来的一份宝贵遗产.那些官僚的、的、横暴的东西,总是要被历史唾弃的,只有的光辉会闪烁不灭.

2005年仲春时节,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联系中国诗歌学会,组织一批诗人到武乡采风.县里安排一场以抗日民歌为主题的晚会,来自全国的诗人们都为之感动.到砖壁村采风时,村民载歌载舞,把我们带回了抗战的文化氛围中.其后在北京保利剧场举行诗歌朗诵音乐会,《武乡抗日民歌联唱》令全场震沸,掌声不息,在座武乡籍人士尤感自豪.

今年八月十九日,武乡举办八路军文化节,那天尽管雨下得不停,演员和观众兴致不减,雨中的热烈场面尤其可观.晚间看实景剧演出,《在太行山上》的嘹亮歌声,冲破雨烟夜色,回响在山水间.我们在这歌声中,再次领略了抗战文化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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