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再说武汉的码头文化
提起武汉,不能不提到武汉的文化.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便撰文说过,武汉的文化最鲜明的特色,是码头文化.那个时候,许多朋友不以为然,甚至将此作为―个笑谈.但是转眼到了今天,大家却以谈论码头文化作为时髦了.
时髦也就让它时髦吧,码头文化的始作俑者却不喜欢赶时髦.当大家高谈阔论的时候,我习惯默默无言.但是听着听着,我渐渐就坐不住了.原来许多人将码头文化看作是一个贬义词,看作是一件粗鄙的外衣,仿佛说起码头文化,就是侮辱了武汉似的.
这是对文化最大的误解,也是对码头文化最大的误解.
首先想说的是,文化不是一件时髦的外衣,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的.文化不是开开谢谢的花朵,青青黄黄的树叶,如果一个城市是一株大树,文化则是大树的根.
说起一个城市的文化,当然要说说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城市最初的功能.在这篇短文里,我不可能用翔实的考证、大量的数据,来阐述武汉的历史.但是我却不能不提到,作为中国“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
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盘龙城,而盘龙城的主要功能,便是军事、物资的中转.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尤其是它统一了南方以后,商品贸易日益繁荣,最北到达今俄罗斯乌拉尔河流域的巴泽雷克地区,最南到了今印度.其时武汉尚为零散渔村,舟楫除了打鱼,便是运输,停停靠靠,渡口也似集散之码头.武汉的行政建制,始于汉代,先有江夏(今武昌)、汉阳,再有天下名镇汉口.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翻开一部唐诗,只要一写到武昌、汉阳或者汉口,诗人们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匆匆停靠之际,武汉给他们的印象,便是“残灯明夜市,晓色辨楼台”,“居杂商徙偏富裕,地多词客自风流”,一个繁华的商业闹市,一个“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路码头.及至清初,汉口成为四大名镇,1858年,汉口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1858年12月6日,汉口江面首次出现帝国主义的军舰.汉口随即开埠,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来,划租界,开洋行,设银行,修教堂等其中,殖义者抓得最早、最紧的,就是辟航运,建码头.从此,武汉的沿江两岸,不但密布了自古以来的“土码头”,而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水路如此繁忙,陆路呢,则因了京广铁路的贯通,使武汉迅速成为京广大动脉的中心点,武汉的码头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武汉的城市功能,武汉的发展与繁盛,武汉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皆因了码头而做了许许多多的文章.
有的朋友说,武汉的文化,还应包括“租界文化”、“商埠文化”,武昌多衙门,多学府,还应包括“官场文化”和“学府文化”.这样的细分,当然可以,但我不敢苟同.因为它混淆了根与枝蔓的区别.武汉还多茶馆,多客栈,多会馆,多青楼,你能说武汉还有“客栈文化”或者“娼妓文化”吗武汉为什么多商埠为什么多租界为什么多客栈、茶馆以及形形色色的商业消费场所不就是因为交通的发达,码头的繁盛吗武汉的文化肯定是多元的,是复合的,但是,其鲜明的特征,乃是码头文化.
其实,承认武汉的码头文化,又有什么不雅的呢一个穷汉突然暴发了,可以编造自己出身于名门,祖宗四代都是书香门第；而朱元璋当了皇帝,也没有否认从小当过放牛娃.既是属于根一般的文化,那就由不得我们个人的喜好了.你可以不喜好于是不承认,但是那根仍然实实在在的扎在那里,扎在历史与现实中.
武汉的码头形成了独特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武汉人,影响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了武汉面对世界的个性表达.
码头的功能是什么是集散与流通.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所谓“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于是,码头文化给予武汉人的,首先是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是包容不狭隘的心胸,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并不是偶然的.武汉人的精明与聪明,也不是遗传的.武汉人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因此,中国的诸多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和武汉的前面才冠有“大”字,“大上海”、“大武汉”.所以称“大”,不仅仅在于面积,更在于包容也.
但是这样的集散与流通,虽然给予了武汉商贸的繁华,给予了武汉人“善于扯舵”的精明,其负面的影响,也深深浸润了武汉人.过度的过快的集散与流通,过于的模仿与舍弃,信息之风的一日三变,商业投机与唯利的心理趋使,其负面就是难以积淀,难以坚守,难以持之以恒,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与规模.武汉有一句典型的俗语：“集驾嘴的划子――好扯舵”,集驾嘴,是汉水汇入长江之处的一个码头,由于水流特急,过去摆渡的都是小船,俗称“划子”.“扯舵”,就是“调头”、“转向”的意思.武汉人特别善于“扯舵”,明明占了信息之先,抢了个先手,可是,一有风吹草动,由于怕吃亏,怕蚀本,马上就“扯舵”,就调头转向,就放弃撤退.其实,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尤其是成功,关键在于一旦深思熟虑作了选择,就敢于坚守,不怕暂时的“吃亏”,在坚守中积极调整,在坚守中逐步形成特色与规模.武汉人为什么“醒得早、起来迟”芽就是因为太精明、太“贼”,太爱“扯舵”,常常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有了码头,就有了江湖.江湖有江湖的潜规则,所谓“江湖义气第一桩”.武汉地处三楚,自古多彪悍豪爽之士.武汉人的豪爽义气是出了名的.武汉人对男人最高的评价,是“汉子”,最鄙视的,是”淌江”,是退缩与背叛,即在关键时刻淌着小船从江面上逃跑了.武汉人一但认你为“汉子”,为“拐子”,为“哥们”,为朋友,马上就对你热情有加,掏心掏肺.武汉人请人吃饭,喜欢排场,喜欢讲“味口”,哪怕只有一个客人,也叫上一大桌的菜,不像上海人那样讲求实际.武汉人要的不是那个“吃”,而是那个“味”.武汉人喜欢煨汤,尤其是排骨藕汤.在武汉的老街老巷,如果谁家煨了汤,总是要给对门的或者隔壁的邻居送一碗去.也许只有两块排骨,三块藕,但是讲究的是一份浓浓的情意.邻居将汤接了,马上还一点小礼物,或者是半碗米泡（爆米花）,或者是自家腌的咸菜,数量绝对不多,讲究的也是礼尚往来.
武汉人至今还讲究江湖上的口头承诺,叫“搭白算数”,只要搭了“白”,口头同意了,承诺了,就会“算数”,一诺千金.亦如《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和全真派的丘道长一样,用十八年的心血,寻找、培养郭靖与杨康,只是为了一个各自徒弟再比武的承诺.
有了码头,就有了争斗.在码头的全盛时期,谁控制了码头,谁就控制了集散和流通的业务,控制了一个经济增长点.因此,在旧社会,码头之间的械斗,即“打码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汉口的宝庆码头,就是湖南的宝庆帮在清末硬是用武力打出来的.
码头之间如果一发生纠纷,马上就动刀子,恐怕是天无宁日了.于是,解决这些纠纷的办法,有一种叫做“赌狠”,就是看谁狠,看谁厉害.赌狠的时候,双方的人马一字排开,犹如冷兵器时代的对阵.双方各派一个不怕死的汉子,互相赌狠.例如,有一种赌法,叫做“三刀六眼”,就是用锋利的尖刀,朝自己的腿上戳窟窿,而且要戳穿,戳了三刀,腿上就留下六个“眼”.这样残酷的赌法,犹如足球场上的点球,双方到场的汉子一个一个的戳,一直赌到有一方抗不住了,或者“拐子”不愿自己的兄弟再受伤了,说一声“算你狠”,退出赌狠.常常还有这样的场面,一旦决出了一个输赢,刚才生死相斗的双方,马上在中间人的调解下,到茶馆去喝茶,或者到酒楼去摆酒,双方按照江湖的规矩,“一笑泯恩仇”,拱手言和.当然,该让出地盘的,还得乖乖让出地盘.
这样的“赌狠”融入武汉的社会生活,就使武汉的文明进程遇到了“粗鄙化”的阻碍,就形成武汉人一种独特的性格：爱“赌狠”.我们常常在公共汽车上,在排队拥挤购物的时候,看到武汉人为了一丁点的小事,互不相让,如同斗鸡,吵骂个不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一个东北人,要么就走人,要么就操家伙；如果是一个上海人,要么就讲理,要么就想着打官司,文质彬彬地各自得胜回朝.而武汉人呢?则斗鸡似的,叫骂不休.甲说：“你给老子等着!”然后气势汹汹走掉,仿佛是要去请救兵；乙也不甘示弱,也叫道：“你给老子记住!”也气势汹汹地走了,仿佛也是去叫自己的人马来.不过旁观者不要在这里傻等看热闹啊,他们是不会再来的.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赌赢了.他们赌的是“狠”,不是“你死我活”,说穿了,是一个臭面子.
武汉人为了一个“面子”,往往会付出异常沉重的代价.但是,武汉人为了一个“面子”,往往会不惜代价.
武汉虽然商业发达,但是民间人际关系的基础,“礼”却大于“利”.武汉人讲“礼性”,讲“义气”,讲“面子”,这些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人际传统,是以“利”为人际标尺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
武汉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如同长江容纳百川一样.它的文化无疑也是多元的.但是文化的底色,我以为是码头文化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不能为了面子而不去承认它,或者羞于谈论它.在这方面,天津和重庆比我们要做得好.他们的文化人,例如天津著名作家冯骥才,就多次坦承天津的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码头文化.天津和重庆的媒体甚至将码头文化作为自己城市的特色而正面宣传.由于武汉人爱面子,由于武汉人特别的“鄙己崇外”,同时对码头文化又有了误解,所以,至今一谈起码头文化,总是羞羞答答的,遮遮掩掩的,不愿意坦坦荡荡的去直面它,去探讨它的成因,去研究它的利弊,它对武汉走向现代化会有哪些影响,去做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扬弃的实际工作.作为一个生于武汉、长于武汉的武汉人,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到码头文化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热爱”,对武汉永远的、任何力量也割舍不断的热爱.
见习编辑：马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