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十分感谢民族文学作家会议主席李文求先生的邀请,使我有机会来到韩国,有机会在这里表达我的一些想法.
在涉及东亚文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对韩国的文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诚然,我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来解释自己这方面的无知.我的朋友白元淡教授告诉我,韩国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时,热衷于对西方文学的介绍,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十分冷淡.中国也一样,这些年来中国几乎没有出版过韩国的文学作品.
关心西方发达国家远远超过关心自己的邻居,这似乎是亚洲国家共同的特点,但是这几年情况开始改变.在中国,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将目光和研究的课题转向自己的邻国.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明确地表明了他亚洲作家的身份.1998年,主编《创作与批评》的白乐晴教授和崔元植教授来到北京,与中国的学者和作家进行广泛的交流.
从相互关心到开始真正的交流,我相信这会使彼此获得很大的收益.
在中国的《读书》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上,当一位中国的学者问崔元植教授关于南北韩分裂的问题时,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吃惊,他说南北韩分裂并不是朝鲜民族最重要的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朝鲜民族是在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太平洋对岸的美国这四个大国的包围中生存.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对韩国的学者和作家所倡导的民族文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就是白乐晴教授所指出的民族的良心和文学的良心.
同时,也让我想起了一位伟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这位在《农民音乐的重要性》一文中写道：“处理民间旋律是极端困难的.只要想到这一点就可以明白：民间曲调不是作曲家自己的作品,而是早已存在的作品,这便是最大的困难之一.另一个困难在于民间旋律的特别性格.我们开始必须认识这种性格,还要深入了解它,最后,在改编的时候要把它突出而不是掩盖住.”
我相信文学也是一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了解自己民族传统中特别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写作中伸张这样的特别性格.在中国,许多人都十分简单地将现代性的写作与其文学的传统对立起来,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推进的关系,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并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它是开放的,它是永远无法完成和永远有待于完成的.因此,文学的现代性是文学传统的继续,或者说是文学传统在其自身变革时的困难活动.正是这样的困难活动不断出现,才使民族的传统或者说是文学的传统保持着健康的成长.
我感到,促使巴托克将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安排在贫穷的农村,音乐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更为深远.虽然巴托克自己的解释十分简单,他说：“作为一个匈牙利人,我很自然地从匈牙利民歌开始我的工作,但是不久就扩展到邻区──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可是只要从地理和历史方面去了解一下这几个在夹缝中的中东欧国家,就会对他们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我在想,当年巴托克从民间旋律中去寻找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是否也是今天韩国的作家们所从事的工作?我在白乐晴教授的书中和崔元植教授的谈话中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我有这样的感受,在大多数国家里,文学的兴旺时常会伴随着民族感情的复兴,在韩国,在此基础上,文学的创作又创造了这样的感情.
我对现在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有了一些警惕,我不反对全球化带来的进步,我只是想弄清楚构成全球化的基础是什么?是同一性还是差异性?我的选择是后者,我相信正是各国、各民族的差异才能够构成全球化的和谐.因此在今天,寻找和发扬各自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而且这样的特别性格应该是开放的和互相交流的.
（在韩国民族文学作家会议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