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心理浸染中的文学风景

摘 要 :本文以仫佬族文化心理为理论视点,辨析了鬼子小说的叙事空间与仫佬族生存意识、人物个性与民族文化的现代认同、苦难特征与仫佬族文化的现代性境遇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指出仫佬族文化心理以隐在的方式造就了鬼子的小说艺术.

关 键 词 :仫佬族 文化心理 鬼子 小说 艺术

底层叙事是近几年文学创作的一个热点,鬼子小说在众多底层写作中脱颖而出,给读者以深深震撼.鬼子小说独特的艺术气质从何而来呢是否能从他仫佬族文化心理探寻中找到答案鬼子曾否认民族身份对自身创作的影响,“原因可能是我们那民族演变到了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已经和汉人没有了太多可以区别的东西了”.但他紧接着又承认“除了语言,我真的找不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一个民族文化到底对自己有没有影响,显然不是可触可感的事实,而正是无形的“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语言成为保持一个民族一体感和认同感的标志.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个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可见,语言与民族精神密切相关,当人们用某个民族的语言言说时,这个民族的精神就如盐入水般融为他们的潜意识,凝结成不同民族之间得以区分的独特气质.对鬼子而言,尽管他一直以认同主流社会(汉文化)来确认自我写作身份,但作为一位在少数民族文化哺育下成长的作家,他的生活习性、思维方式、艺术心理与本民族文化心理息息相关,可以说仫佬族文化心理是他难以摆脱的文化宿命,也造就了他小说独特的艺术气质.

叙事空间与仫佬族文化的生存意识

仫佬族是一个广西境内仅有十五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在偏远山区,长期处于主流社会边缘,世世代代在物质艰苦的环境中繁衍生存.鬼子对中学的记忆就是“知道了什么是困苦”,身居“山林”的仫佬族,贫困的根源主要在于地理位置的闭塞.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执行强权辖制政策,广西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与汉族交汇,必须直面汉统治者的压迫和淫威,生存空间时常遭到挤压和掠夺,被迫不断地从平地撤退,聚居到偏僻闭塞的山林地带.这种历史境遇,孕育出仫佬族独特的空间意识.仫佬族口头文学中很多是关于地域争抢的传说,如《猴子与青蛙》故事寓意着仫佬族渴望离开“山林”来到“平地”,摆脱地域性贫穷的集体无意识.在仫佬族流传下来的众多口头文学中,绝少见汉文学中常见的美人迟暮、人生苦短的时间意识,或者“旧时王谢堂前燕”、“一将功臣万骨枯”的历史意识,而是集中在对生存空间紧张情绪的反复渲染、反复吟唱上,《猴子与青蛙》的故事有许多版本,但争夺生存空间是其共同的故事母题,传达出对本民族生存空间的强烈焦虑.

拘囿、悲苦的生存空间.促使人们滋长异常强烈的逃离故土的渴望,鬼子小说中深深地打上了仫佬族空间生存意识的烙印.鬼子小说常常在乡村、城市两类生存空间展开故事,“成为城里人”几乎凝成了鬼子小说某种固定意象,《农村弟弟》中的马思、《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都是坚定的城市追随者;《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四以把三个子女都送到了城里当作自己一生的荣耀;靠捡垃圾谋生的胡来一定要儿子答应自己,不管怎样都不回农村.为了进城他们几乎不惜代价,不计后果,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对乡村生活的贫苦有着刻骨的记忆、对乡村生活空间有着难以平息的窒息感受,这些人物怎会如此决绝地离开乡村.


相比于鬼子笔下人物强烈的城市情结,在现代文学史上,“还乡”却是一个恒在的小说母题,鲁迅曾在《故乡》中,表达了城市归来的游子在对故乡萧瑟感受中残存的丝丝温情,沈从文笔下充满着爱和美的乡村世界是抵制城市文明病的希冀所在,即使是在上世纪30年代都市新感觉派笔下,乡村依然是城市炙热之下频频回首的飘零诗意.也就是说,现代文学中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中,乡村被或强或弱地设计成精神拯救的叙事角色,是城市漂泊游子的精神驿站.而在鬼子笔下,乡村那缕温情的文化面纱被无情的扯除,乡村的贫苦、强权、利益争夺让人畏惧,《农村弟弟》中连环杀人案,《被雨淋湿的河》中权钱勾结,《苏通之死》中乡村强权等乡村的贫穷、黑暗、污浊使人难以忍受,主人公们以死亡或沉沦的决绝,完成对乡村的彻底遗忘和拒绝.

城市又给了这些虔诚的追随者什么呢马思中学时期的一段“城里人”生活,受尽父亲妻子的,成年后丧生在“成为城里人”的中;晓雷在城里的打工经历悲苦不堪,先是被矿场老板欺辱,克扣工资,然后被工厂老板逼迫下跪,最终为组织教师讨要工资死于;晓雨被城里人包养;李四被城里子女抛弃,撞车而亡;胡来死于意外车祸等城市带给他们的是生命的毁灭、人格的损伤和精神的摧残.

城市仍然是罪恶横行的所在,而乡村已无力承担慰藉灵魂的文化角色,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阴暗、令人窒息的所在,难以抚慰灵魂无可归依的人们,现代文学史上城乡冲突的叙事母题在鬼子的笔下消融,城乡由对立走向同一,呈现出生存艰难、人性丑恶的同一性,这是鬼子小说传达出的独特的空间意识.于是,在乡村与城市的双重创痛中,城市是他们的坚定选择――《瓦城上空的麦田》中胡来城经历了父亲胡来和李四的惨亡,感受了城市紊隋人伦如冰的冷漠,但是最后他仍“拔腿朝我的瓦城飞奔而去”.鬼子小说在对城乡空间的双重焦虑中,呈现出对以城市为代表的主流社会认同的倾向,改写了汉文学对“原乡”的乌托邦想象,折射出当代仫佬族荷载着空间意识的历史沧桑,努力从地域边缘向城市中心靠拢的文化选择.这种在现代化进程中走过的委婉曲折的心路历程,是既往文学中没有出现过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的表达.

性格共性与仫佬族文化现代性认同

鬼子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底层百姓,打工者、下岗族、、农民、学生、拾荒者是鬼子小说的关注焦点,遍及底层社会的诸多行业,人物生活经历大相径庭,形象各具特色,个性虽千差万别,但是,直面苦难,他们却令人惊讶地表现出相似的精神气质:刚韧、执拗.具体地说,是对某种信念、某件事情有着执著的、甚至是一根筋的探寻和追究,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或者与之同归于尽.

鬼子的小说,很多故事都是由很小的事情引发的,一份进城的意愿、一个被忘记的生日、一颗不愿屈服的心灵、一篇不愿修改的小说、一句无法兑现的承诺,构成了小说的叙事起点和动力.我们不由得设想,人物若少了些刚韧和执拗,在适当的时候变通一下,那些深渊般的苦难将不会发生.假如李四开口哪怕是说上一句话,他父亲身份就会不辨自明;假如苏通愿意按照编辑的意愿修改小说,他就会功成名就而不是走向堕落的深渊;假如阿香不是那么固执地追随李貌“好好地给一次”,她一生或许不会那么悲惨.可是鬼子小说中的人物就是那么坚硬地执拗着,或者与道义、价值相关,如晓雷、阿香;或者是与人的性格、秉气相关,却无关乎重大原则性的人生信条,比如李四、马思所坚持的都属于日常性欲念范同,然而却正是他们自己固执地推动 着这些小小的生活意愿演变成不堪的苦难.

鬼子笔下人物精神气质中的“刚硬”质地.与汉文化中“中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文化讲求温柔敦厚、平和中庸的处世之道,“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哲学收放自如,进退有度.当代很多文学作品都涉及到人的苦难,《棋王》中的王一生面对被外力强制下的命运人生,品尝出了“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的通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将现实中的辛酸化成顺手拈来的口头诙谐,稀释着浓郁的生存悲苦.同是写小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悲剧,鬼子小说中的人物却缺乏这些世故或变通,而是坚韧执著地寻找,晓雷寻找正义、陈村寻找说法,李四寻找亲情、苏通寻找现实主义、阿香寻找爱情、马思寻找城市等他们为此东奔西走、横冲直撞以致头破血流,直至生命毁灭.

怎么解释这种文化现象呢我想,或许只有在民族文化的现代认同里思考才能找到合理的答案.仫佬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传统由经民间说唱形式流传下来,由于历史的基本缺失,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危机感和对汉文化的认同感是非常强烈的.鬼子曾说“我们必须掌握他们的汉语,这世界是属于汉语的世界,不是我们那种语言的世界!”这显然表达了一种对汉文化“他者”立场的认同焦虑,一方面,他们想归依城市(汉文化)来消解自身的文化困境,另一方面,又隐含着放弃自己民族身份的无奈和心痛.又由于仫佬族简朴、闭塞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纯朴、刚烈、血性的个性,与汉文化形成差异,在对汉文化认同的过程中便不可避免产生陌生感和抵抗心理.鬼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气质的共性,可以看作是当代仫佬族文化心理在对以汉文化(城市)的现代性认同进程中,一种边缘文化形态进入到主流文化形态过程中所产生的尴尬、隔阂甚至是针锋相对.晓雷“正义”的异质性冲击了惯于缄默的人们,然而又与另一种“正义”法律相冲突;儿女们忘记了父亲的生日一事,若在城市生活的父母那里多半能得到谅解,毕竟,城市生活节奏紧张,生存下去是第一要义,然而这些却是李四难以理解的;爱是阿香生命存在的全部内容,但她对爱的固执守望与恋爱对象已婚的社会相冲突:李貌作为已婚的男人无权再续婚外的爱情,可这又与阿香之间的爱情承诺相悖逆.

可见,晓雷、李四和阿香们持有的文化认知心理与城市文明形成某种对峙和冲突,由于文化心理的稳固性特征,他们难以在短时间里完成观念转换去归顺于另一个文化系统.在冲突中,人物进发出独特的人性魅力,如刚直、坚韧、顽强、忠贞与极端的困苦处境构成的张力,传递给人们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鬼子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气质同是两种异质民族文化心理碰撞时开出的奇异之花,为过于成熟的汉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更深层面上,鬼子小说还提出了民族问文化交流和对话的问题.在商品经济时代,各民族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经济行为越来越缩小了民族间的物质差异,也加速了民族间文化同化的步伐,但是由于“文化滞差”的存在,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对话难以在短时间里完成,可能会成为苦难产生的根源.

苦难特征与仫佬族文化的现代性境遇

如果说仫佬族文化中的空间意识表征为物质苦难,那么仫佬族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呈现的文化冲突则突显为精神苦难,物质与精神交融的现世苦难是仫佬族文化的现代性境遇.东西曾谈到仫佬族文化意识的悲剧性特征:“也许是一种巧合,抑或是山水的暗示,反正到后来,我从仫佬族文学作品,包括口头文学作品里,读到了强烈的悲剧意识,比如潘琦多次在文学会上引用的山歌:苦兮兮,苦兮兮,好比树蔸挨剥皮等”作为仫佬族文化的优秀代表,鬼子说“只要文学还存在,我觉得苦难叙述就永远是一座高山.人只要有生命,就必然会有苦难”,鬼子小说始终以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为视角,体味生活的辛酸苦辣,可见苦难是鬼子自觉的艺术追求,也集中代表了仫佬族文化现代性境遇的悲剧特征.

首先是苦难叙事的现世批判性.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以余华和阎连科的创作引人关注.余华的苦难叙事多半根植于历史,讲述人们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中命运漂浮无着的苦难,阎连科则虚置酷烈的生存环境,在生死临界点上拷问人类存在的本质.这类苦难书写意识大体来自观念世界的赋予而非经验性的亲历,在不同程度上具备“泛集体”书写的特征.相对于余华苦难叙事的历史性和阎连科苦难叙事的虚拟性,鬼子的苦难书写更具有现世批判性.这既是鬼子生活经历使然,也包含着仫佬族历史文化的现代性变迁对鬼子的苦难言说产生的深刻影响.鬼子在仫佬族农民家庭中出生成长,亲历生活的艰苦,作为长期在贫困中挣扎的民族,如何生存、怎样生存才是迫切需要关注和思考的现实问题.他的苦难叙事是一种经验性书写,这些苦难都是沉甸甸、可摸触的现实,也是弥漫于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苦难,读者可以在这些人物身上看见自己或者亲朋的影子,有着深刻的现实社会根源.马思人生悲剧背景是城乡差别造成社会阶层间难以弥补的裂缝和对立;寒露悲剧背后是下岗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晓雷的悲剧更是反映出经济时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崩溃.鬼子苦难书写的现世性特征,较之既有文学的苦难叙事,不仅需要作者直面社会黑暗面的勇气,更需要对现实的思想穿透力.

其次是苦难叙事的整体性.鬼子的苦难叙事放弃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对社会环境的渲染,也放弃了“历史代言人”的叙事身份,真正做到了以普通人的视角思考普通人的生存悲欢.这种叙事视角深化了苦难主题,也为鬼子小说带来全新的艺术效果.现世性虽然是鬼子苦难叙事的重要特征,但是“现世”是以远景或背景的形式呈现的,城乡间巨大鸿沟是通过“成为城里人”这一强烈欲念透露出的,下岗工人生活的困窘则是通过母亲拾起一块脏肉折射出来的,社会公德的沦丧是通过晓雷的打工经历逐一展现出来的.他常以小人物的日常性欲念为出发点和叙事动力,从小处着手写人们为实现欲念的努力和受挫的受难过程,着力点却在于精神苦难的渲染.晓雷工钱被扣之后“沉默”与“不沉默”、搜查失物的“跪”与“不跪”,是生命受威胁、人格遭践踏的精神苦难;寒露母亲捡起地上的一块脏肉,被认定为“偷”而陷入道德人格受谴责的精神磨难;李四为改善孩子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将他们送进了城里,却无意中跌入了城乡亲情偏离的精神深渊,人物始终处于物质与精神、生存与存在的双重苦难中,这是一种整体的、深刻的苦难.

当代社会的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仫佬族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位置,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历史、文化阵痛,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但基本上被主流文学叙事所遮蔽.从某种程度上说,鬼子的小说打破了这种沉默和失语,少数民族在社会变革期隐秘的文化心态在鬼子笔端悄然流淌,这是鬼子小说的艺术魅力,也是他对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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