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继《萤火虫之墓》后,日本导演日向寺太郎这一次交出的“反战”主题电影名为《长崎的天空下》.这部以“爆炸幸存者”为叙述背景的电影,不久前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竞赛单元,但最终空手而归.
二战中的日本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遭受的攻击”让日本人长期生活在创伤之中,并成为一种国民性创伤体验.日本也由此诞生了相当数量的展示、反思攻击的作品,《长崎的天空下》无疑是其中的一部,但其呈现出的效果堪称牵强附会.导演日向寺太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透露出的“对爆炸受害者”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情感表达牵强附会
《长崎的天空下》并没有直白展示遭受袭击后的惨景奇观,而是试图通过当代人的生活呈现核袭击造成的延续不断、难以忘却的影响,希望通过展现日本人对爆炸的记忆,将平凡人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和大历史焊接在一起.
故事讲述：纱织之女死于肺炎,纱织父母则皆是长岛核爆的幸存者.纱织的丈夫在电影一开始便想要采访岳父母,但被生硬地拒绝了.纱织的生活一直不太正常,即便再次怀孕这一代表新生的事情,也无法给她以救赎.她不断纠结在女儿的死亡和核爆的阴影之下,相反,她的父母乐观、积极.父母最终将自己的秘密都告诉了纱织,她也借此获得了新生,终于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好好生活.一家人借助交流创伤,最终达成和解.
“每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日向寺太郎在向时代周报记者阐述电影理念时,概括得简洁明了,但这一概括却无法解释片中“不知所云”的逻辑—影片站在一个纯粹受害者的角度,借助普通人溃败的生活,却力图呈现反思和批判,而片中每个人的痛苦,更多倾向于个人臆想,而非真正的战争后遗症.
日本对战后电影和文学的关注度向来颇高.曾任侵华日军基层军官的小津安二郎有其淡然隽永的表现方式,黑泽明则习惯以莎士比亚史诗般的悲剧诠释,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站在了暧昧和刚烈两个极端,而大江健三郎的反思则体现出深切的关怀.与此相比,《长崎的天空下》无疑是其中较为失败的一部.
细节彻底缺席
虽然是以“爆炸”为背景而创作的《长崎的天空下》,但导演日向寺太郎在回答时代周报记者有关“对原爆幸存者的了解程度”这一问题时,仅仅到“曾经面对面接触过一位受害者,并阅读过相关的书籍”便戛然而止.
这种戛然而止,与其电影中对“原爆幸存者”纱织父母的描绘仅仅局限在“一道刺眼的白光后,街上火光冲天,四处是横陈的尸体、燃烧着的房屋和烧焦的树木,地面也被灼烧得一片漆黑”如出一辙.
不少作家都曾采访过“原爆幸存者”,体现出极为细节化的一面.“一个人对于小东西记得很清楚”,在美国作者基斯·惠勒所著《日本的崩溃》一书中,“原爆幸存者”丰谷医生在他的日记里曾这样写,“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花园里的石头灯被点燃了,光彩夺目,花园的影子不见了.光彩夺目的景象没多久,一会儿就变得阴暗模糊.透过旋转的灰尘,很难辨认出支撑我屋子一角的木头柱子.屋子发疯似的倾斜了,屋顶半塌了.就在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变成一丝不挂,真是奇怪.”而爆炸冲击导致的奇怪后果是,“水泥建筑的第一层坍塌以后,第二层和钟塔依然屹立着”.
这种对细节的描绘,在《长崎的天空下》彻底缺席.日向寺太郎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情感营造.他一再强调,故事中,许多当代“长崎人”、“原爆幸存者”与苦难的联系仅限于“为什么当年死的不是我”、“假如投在我的家乡”等,而对于长崎与广岛之所以被选择作为原弹投放地—长崎造船业发达,广岛是陆军之城,其他备选城市也与军工、军事有重要关系这一点—并未作进一步思考.尽管秉持“以日常化、克制的表达去展示战争的创伤”的出发点,但在叙事和故事的表达之上,该片缺乏一种最基本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