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

中图分类号：11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1-0029-4

从1993年苏珊,E撕奈特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书中断言比较文学在西方已陷入了危机,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到2003年斯皮瓦克耸人听闻的书名《学科之死》干脆宣称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众多来自西方的信息似乎都在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比较文学在西方遭遇了它的“次贷危机”.实际情形也似乎如此,这几年无论是北美、欧洲的研究,还是近两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言论,的确见不到什么热点和亮点出现,大牌学者的身影这几年也好像不大出现在比较文学的研讨场合了.

那么,这场学术危机会不会波及中国热了30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如果失去了国际学界的理论和实践动力支撑,还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看来是已经到了该冷静反省的时候.

如果只是以本土的“热闹”为依据,于是就简单地判断西方的危机便是自己的重大发展机会,不加思索地唱着得胜令,一路高歌地往前奔,保不定哪天就下了悬崖也难说.一个没有反思能力的本土学科,早晚会有衰微之日.学术的生命力往往就在于它的反思能力和再生长功能,所以,我宁愿把比较文学在欧美的当下境遇和学者言论看作是一次新的反省过程的开始.至于中国学界,我看既不必沮丧,也没有理由盲目乐观,而是应该当作为一种警示,一针清醒剂,促使我们认真去认识和反思本土学科的处境和未来可能.

在中国,尽管与其它许多学科一样,比较文学的学科概念首先是舶自19世纪末现代性先知先觉先发展的欧美世界,但是,处于非西方文化语境和中国学术现代性问题意识中的本土比较文学研究,却注定有着与19世纪末明显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和自身的理论逻辑起点,从而也就应该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学术主体身份、范式结构和方法学特点.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的“比较文学的兴起是为反对大部分19世纪学术研究中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今日比较文学的认识论基础早已经超越了这种意识,明确地被烙上了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时代所谓现代跨文化比较的烙印.这种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本质上就是对人的认识有限性和历史过程性的一种确认,是一种平等的、理性的、不断在外来参照系映照下、不断催生各种性质呈现出来的学科认识论.在这种比较意识下,比较文学在关注自己学科走向和人思途径的时候,其实已经成为从文学研究的立场去参与这种跨文化对话的理想途径,成为多元文化时代文学研究的最佳理论和方法选择之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学科理念和价值意识,我们今天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不仅仅要跨越地域、文化、语言和学科的疆域,也注定离不开各种“非我”文化参照系统的比照.既然我们今天身处的是这样一个各种文化多元并存的世界,他们之间互相依存,互为参照,互为主体,却不能够互相替代；而且,各自的存在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因此,自然也就离不开交流,离不开对话,当然也就离不开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比较学科和方法,离不开基于此种理念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因此,对于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其问题焦虑的要害所在,并非是在于翻译优先还是文学性归位,也并非在于它是方法论还是本体论,而是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比较需求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意识.

具体到中国的比较文学,近百年来,我们之所以热衷于“比较”和“对话”,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文学和文化上的现代性追赶和建构需求.首先是中西文学和文化之间存在历史造成的现代性发展落差,其次是我们自身拥有独特的传统理论资源,再就是我们有追求现代性发展突破的自信和欲求,而眼前又有所谓“西方”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参照系,于是,就情不自禁地借鉴、比较,以游走于中外古今之间,试图通过对话,光大和更新自身,实现现代突围.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不管西方19世纪是否“发明”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现代的中国学人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都会去展开跨文化比较研究,更遑论已经有这样一个学科来借鉴.事实上,20世纪诸如王国维、鲁迅等许多大师的比较研究都并非是学习了西方比较文学学科之后才尝试去比较的.而现代以来百年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多元文化碰撞互动的现实境遇,同样使得任何研究者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比较就难以清理出合乎历史现实的逻辑发展线索和较为准确的结论.因此,只要这种现代性学术理想在中国没实现,相应的问题意识没有消失,跨文化的比较和对话恐怕就得继续进行下去.于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就始终有事情可做,想“死亡”.恐怕也由不得自己.

就以比较诗学为例,既有的学科史清理已经证明,它在欧美的发育和生成,在整个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中都是属于最晚也是最不成熟的.在真正跨文化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实践范畴,他们甚至比中国人晚了好几十年光阴.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学人在比较诗学领域的自觉摸索和实践,应该有理由和有学术资源为它的学科范式建构和方法学形成展开主动的提问,既有的研究实践也应该生长了一些新鲜的知识内容,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清理和总结.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已经走上而立之年的当代中国学术还缺乏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所谓现代“文化自觉”和对于自身学术主体身份的认知信心,使得我们在学科理念上一味以欧美为标尺,将他者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将他者的范式当成自己的范式,将他者的标准视为自己学科的标准.于是,我们的危机意识往往不是来自于自身研究,而是来自于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动向,来自于国际年会和美国学界的学科阶段性报告,甚至是国际汉学界和中国研究领域的风向.而一旦西方学界宣布“学科之死”,此刻我们又该当何处

对欧美学界这次学术反思的再反思,将有可能把我们真正逼回到比较诗学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重新来审视自钱钟书以来中国比较诗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事实上,欧美的比较诗学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多数情况下面对的是具有古希腊罗马本源类似性的文化传统,其所谓比较诗学,一直局限在“文类学诗学”,即有些学者所谓“比较诗艺”的范畴,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韦勒克、艾田伯、谢弗勒、迈纳、宇文所安等人的努力)才逐渐转向跨文化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研究成果相当有限.而中国学者从20世纪初以来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了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文学理论比较研究起点上,即所谓“文艺学诗学”的范畴,并且出现了《谈艺录》、《管锥编》这样的巨制鸿作和众多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诗学界30年的努力,总的趋势是从非学科化零散研究向学科化的系统研究整体推进,尽管众声喧哗,泥沙俱下,但一条基本向上的演进线索和范式构建轨迹还是可以辨认的.譬如,从理论概念范畴的简单1+1配对式(如迷狂与妙悟)比较,走向共同论题(如言意关系)的多方对话式探讨；从以西方理论为范式去“整合”中国文论,到寻找“相切部分”和“共相”的交集互补；从野心勃勃的要建构统一“普世性”理论,到主动解构自身,尝试去搭建包括非西方理论(如印度,日本,阿拉伯)在内的,具有文化差异的多元复数理论的对话平台；从借助赛义德“理论旅行”的概念,倡导开展“国际诗学关系史”研究,进而认识到当今世界理论本身的跨学科、跨语言和跨文化特性,从而倡导广义的,包含文化思想史反思的比较诗学研究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的确具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和问题意识,并且正在摸索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路径.而事实上,任何地区和国家民族的文学理论,即使是盛极一时的现代西方理论,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文学和文学理论生产、传播、消费和评价具有文化共创特征的现代语境中,都将会遭遇到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论失效和通约性困扰,都将面临对话沟通的迫切需求,因此,认真总结中国本土比较诗学的研究经验,对于国际比较文学在21世纪的未来发展,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这方面,我们当然比巴斯奈特和斯皮瓦克更了解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