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贺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在中西哲学及其比较研究中都做出了很独到的贡献.在文化意识上以他的体用观为基础,分析文化层面的“体”和“用”,并在分析和介绍贺麟的体用观的基础上,对他的文化忧患意识和文化融合意识进行了分析.
关 键 词 ：体用观；文化危机；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59-02
贺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在中西哲学及其比较研究中都做出了很独到的贡献.贺麟先生学贯中西,治学严谨,有着很强的学术担当意识,用自己独特的思想架构阐述了他的“学术救国”的思想,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建立在他的“心”的基础上,他阐述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理合一”“心物合一”的思想,注重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自觉,树立“主体的意志自由”.贺麟既关注“心”,又关注外在的“理”、“绝对精神”,以心融合理.在思想上希望融合程朱、陆王的学说而不偏执“心”“物”,融合西方的斯宾诺莎、费希特、康德、黑格尔的思想,又希望能够融合中西,在方法上注重科学的辩证法和直觉法的统一.
他的融合中西的思想有其体用合一的哲学基础.他的学术思想有他的人学的基础,注重主体的“意志自由”.
一、绝对和相对相结合的体用观――文化忧患意识的哲学基础
贺麟的体用观首先区别了常识上的体用和哲学意义上的体用.常识上的体和用是主和辅的意思,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常识的体用是相对的,没有逻辑的必然性.
哲学上的体和用,可以分为两层来说,一为绝对的体和用,体指形而上本体或本质,表现为逻辑、道理、法则、精神等.用,指形而下的现象,是具体事物.体一用多,用有动静的变化,体则超动静变化.他说绝对的体用观相当于柏拉图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别,亦可称为柏拉图式的体用观,中国则认为朱子的“理气合一”理为体,气为用,可以看作起绝对的体用观.将许多不同等级的事物,依价值为准,依逻辑的次序排列成宝塔式的层级.最上层的为真实无妄的纯体或纯理念,最下层的为具有可能性或可塑性的纯用或纯物质.中间各层较上层以较下层为用,较下层以较上层为体.他举例说明,就如雕像,雕像为体,而大理石为用,而相对美的形式而言,雕像为美的形式的用,美的形式是雕像的体.心理的关系,那么心为理之用,理为心之体,身与心的关系,则身为心之用,而心为身之体.在相对的体用观中,体用的关系是范畴与材料的关系,最低的用材料到最高的体范畴形式绝对精神是有次序的发展过程.贺麟认为相对的体用观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用观,中国则认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可以看作是相对的体用观[1].
相对的体用观是绝对的体用观的发展,相对的体用观一方面包含了绝对的体用观,都认为纯理念或纯范式为体,以现象世界为用,另一方面将现象界事物排列成等级而指出其体用关系.按照绝对精神（理）、心、身、物等把世界分为不同的层级,高的为低一级的体,低的为高一级的用.
哲学上的体用关系和科学上的因果关系不同,认为科学上的因在国前,体用是逻辑的存在合一,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科学的因果都是形而下的事物,哲学的体为形而上,用形而下,体在价值上高于用,“心为身之体”不能说心是身之因,心所以为心之理,身的活动,意义目的等,都需要从心的内容去求解释.
哲学上的体用关系有三个特征.首先体用永远不可分离,体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用必然包含其体,体中必然有其用,无体即无用,无用即无体,没有无体的用,也没有无用的体.片面地认为朱子的哲学是有体无用,西方的文化则是有用无体是不知体用关系.其次,体用关系不可颠倒.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体是规范,用是材料,不能以体为用,不能以用为体.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在西方为体,决不因介绍到中国而为用,科技在西方为用,决不因介绍到中国因为实用主义的影响而变为体.再次,各部门的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都是一个道或精神的显现.
贺麟认为他的相对的体用观和绝对的体用观可以概括所有的体用观,对体用观进行分析.朱子和王阳明都可以用绝对和相对的体用观进行分析,而且也都符合.他的体用观是其思想的核心,贯穿于他的思想的各个层面,比如心物关系、知行关系都是用他的体用观来解释的.贺麟处于国难的时刻,他认为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上的危机,而且也是文化的危机.提出了“文化救国”,所以他的文化观是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文化观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各个哲学思想.
二、文化的“体”与“用”
贺麟从文化的体与用的层面先分析了文化.引朱子的“道之显者为之文”解释就是道是文化的体,文化是道的用.“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万事万物的准则,亦即真、善、美的永恒价值.文化万物自然莫不是道的显现.文化与自然有着很大的区别,“道是凭借人类的精神的活动显现为‘文化’,道未通过人类精神的活动而隐晦地显现为自然.”文化是道的自觉显现.文化的体与用涉及四个概念,道的概念,它是文化之体,文化的观念,是道之自觉的显现；自然的观念,道之味觉的显现；精神的观念,道之显现为精神的凭借.
精神就是心灵与精神的契合.精神就是道或理活动于人类内心而言,精神就是为真理所鼓舞的心!精神在这个意义下就是洋溢了意义价值的生命.精神就是具体化、实力化、社会化的真理,精神在文化哲学中处于主要、主宰、主动的地位,自然是精神活动的或实现的材料.文化就是经过人类精神改造的自然,是道蕴藉在人内心深处的规则.蕴藉在内心深处的理或则,发扬光大称为自觉的具体的真理.理不透过精神的活动,便不能为文化,只是潜伏的有体而无用的道理.
道或理是纯体或纯范形而不是用,自然是纯用纯材料但是不是体,只有精神是体用合一,亦体亦用的真实,道是本体,而精神是主体.文化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是文化的真正的体,它总是处万理而应万事的主体,就个人而言,个人的言行和活动是个人精神的显现；对时代而言,时代的文化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显现；对于民族而言,民族的文化就是民族精神的显现.所以文化广义上是道的显现,严格讲来,文化是精神的显现；文化的体广义上是道,也是精神,是心和道的契合的精神.用绝对的体用观来讲,文化是道的显现,道是文化之体,文化是道之用,而绝对的体用观来讲,文化是精神的显现,精神是道的显现.道与精神的关系即道是精神的体,精神是道的用；文化和精神的关系即精神是文化的体,文化是精神的道. 精神中蕴含的“道”的真善美不同,故由精神显现的文化有不同,不同部门的文化表现精神价值也不同,道产生相对的体用.如哲学和科学皆是真理的显现,哲学追求价值真理,科学追求自然真理.又如宗教和道德同为善的体现,宗教追求神圣的善,而道德追求人生的善.提出他的体用观必须有三个特征,第一,体用不可分离.体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有其体必有其用,有其用必有其体,没有无体的用,没有无用的体.第二,体用不可颠倒.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不能以体为用,不能以用为体.各部分的文化皆有去应有的逻辑地位,不能因一时的实用,个人的好恶而随意改变.第三,各部门的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各部门的文化都是道或精神的显现,一部门的文化可以反映其体的文化,可以反映整个民族的精神,可以集各种文化之大成.
三、文化忧患意识和中西文化的融合
贺麟认为中国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他说：“中国近百年的危机,根本上一个文化上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战争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2]为了解决中国文化上的危机,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他提出了他的观点.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他认为现代不可和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2]所以贺麟反对全盘西化,儒家的思想是最旧也是最新的文化,就其在现代及今后的新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其在发展变迁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而言,就是最新的思想.近代中国的危机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所以要用诸子百家的思想重新发挥儒家的思想.西方文化的传入,也是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个动力.吸收、融合、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那么儒家的思想才能有新的生存复活和新的发展.
对于西方文化也要根据文化的体用观,体用不可分离,所以研究、介绍采取任何部门的西洋文化,须得其体用之全.必要对于其文化的用能够见其全体,得其整体,才是对一文化的彻底的了解,得其体用之全,就可以彻底地了解西方文化,对它吸收创造转化,这样中国文化才能予以发展.体用合一的原则,中西文化各有其体,不可割裂体用,西学的体到中国不会变成用,中学的体也不可能成为西学的体.所以要“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充用”.中西文化皆是以道为体,以精神为体的,都是绝对精神的表现,所以中西文化是有机的统一体,要以精神为文化之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以自由自主的文化精神文化为体,吸收融化,“取精用弘,含英咀华”,既要接受中国的文化,同时又要继承西方的文化.
他提出了以西方的艺术宗教哲学来充实中国的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彻底地把握西方文化.道德传统的解放,非儒家思想的提倡,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与融合,都可以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虽然西方文化的贡献在科学,但是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求科学化的儒家思想.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的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无须求其科学化,无须附会科学的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要充实儒家的思想,就要以西方的哲学艺术宗教来充实中国的理学诗教礼教.吸收西方的哲学以充实儒家的理学,儒家的理学是中国的正宗哲学来充实,因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的孔孟、老庄、程朱的哲学会合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必须吸收基督教的思想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我敢断言,如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则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2]“故今后新儒家的兴起,与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的兴起,应该是联合并进而不分离的.”[2]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协和体.新儒家思想的开展,要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
贺麟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认为儒家的复兴,必须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与世界其他各个文化都是体现道、绝对精神、理的有机统一体,所以要融合中西,才能日益接近道、绝对精神.所以要以文化之体作为文化的本位.“不管时间或古或今,地域或中或西,只要一种文化能够启发我们的性灵,扩充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