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年初,浙江省高院对吴英维持死刑的二审判决,引爆了民众持续的公共讨论.无论民间出于对司法公正的朴素追求还是专业人士从我国金融体制、民企处境或现行法律出发,几乎一边倒地表示了对二审判决的强烈质疑.
之所以出现这种近年来公共事件讨论中绝无仅有的情况,原因很多.例如,案件本身疑点重重且包含一系列案中案、适用法律明显不当等.对于一个死刑判决来说,这诸多疑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该足以促使法院对判决进行认真审核.而针对其中的案中案一吴英被捕前收到装有的匿名恐吓信；遭绑架期间被迫签下空白文件且法院以此文件为依据作出缺席裁定；被捕后资产被警方违规拍卖,人们有理由认为,参与这一系列事件的公权部门有渎职滥权之嫌.虽然这一切事关吴英案的定性,但一二审法院还是在案中案成谜的情况下以集资诈骗罪对吴英作出了死刑判决.
诈骗罪,各国皆有,但“非法集资”―说却极具中国特色.众所周知,在金融垄断的背景下,―方面民企向银行贷款难,另一方面高通胀和银行低利率造成了事实上的存款负利率.民间高息借贷,对于民企而言,有其被迫承担制度性不公导致的生存发展成本高的一面,但也不啻为一种自救途径；对民间资金而言,则是保值升值的可行之路.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着发达的、信誉良好的民间借贷和民间金融信贷体系.几年前笔者在山西参观过一家银号,从其历史可以发现,至迟在清代,我国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规范运作的民间金融信贷体系.但这个体系以及与其长期并存的民间借贷,被1949之后的全面国有化进程打断.改革开放后,民间自主创业蓬勃兴起,民间借贷也自发兴起,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浙江,吴英式借贷非常普遍.然而,事实上广泛存在的民间借贷却没有法律地位,更无非金融机构的立足之地.“非法集资”入刑后,一个“面对公众”,民间借贷就成“非法集资”,摊上了“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边界如此模糊,使急需资金的创业者随时面临不可预期的法律风险.
就吴英案而言,其所背负的这一罪名能否成立,仍是一个问题.在现有的司法解释下,只有借贷对象是不特定人群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成立要件.然而吴英借贷的对象始终是包括亲友在内的特定11人,但检方和法院在并无证据证明吴英委托过这11人发展借贷网络的情况下,便把这11人背后存在的借贷网算在吴英头上,完成了将吴英借贷对象由特定11人向不特定人群的扩展,并以这种无证据且逻辑有亏的推演认定吴英面向社会公众集资.此外,在诈骗认定上,法院无视吴英被绑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剧了吴英企业资金链断裂以及局违规拍卖使吴英资产严重缩水等客观隋况,因此,其对吴英被捕后无法归还的3.8亿资金数目的认定,也难以令人信服.退一步讲,即使承认法院认定的3.8亿这一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能把“还不起”等同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现实中,吴英既没有携款逃之夭夭,也未像目前媒体披露的“涉民间借款22亿”的温州某集团在逼人入股时使用“解聘”之类的强制手段.因此,说吴英诈骗未免过于牵强.
此外,集资诈骗罪要判死刑必须满足一个要件,即刑法第199条的“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而吴英是向自然人借贷,根本扯不上“国家和人民”,将第199条用于吴英案,是明显滥用.
事实上,刑法中规定的集资诈骗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相当模糊,这也给法官在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认定上以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对“罪刑法定”这一现代司法原则构成严重挑战.这一点在吴英案中体现得非常典型.
纵观此案,罪名由最高刑10年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最高刑为死刑的集资诈骗罪变更,犯罪主体由单位(吴英的本色集团)向吴英个人变更,主审法官对吴英借贷对象的认定由特定11人向不特定人群变更,以及吴英狱中虽7名官员受贿却不被视为立功情节等如此等等,使吴英“被入罪”,并最终被判死罪.可以说,整个过程淋漓尽致地演绎了这一罪名下法官闪转腾挪的空间是何等之大.而不论吴英案死刑复核的最终结果如何,民营企业家所处法律环境都是令人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