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要讨论和评价“山寨文化”,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山寨文化”,“山寨”的含义是什么.
“山寨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山寨产品”,而“山寨”的含义自然离不开山寨本身.所谓山寨,本来是旧时代反叛或非法势力的据点,大多凭险而建,或者处于荒僻边远地区,既可具有反抗统治者的正义性,也不乏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破坏性和残酷性.所以,“山寨产品”无不带有仿冒、名实不符、伪劣的特点.有人将廉价产品甚至价廉物美的产品也称为“山寨产品”,那完全是曲解.就拿被某些人吹捧的“山寨手机”来说,如果它真是价廉物美,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打出自己的牌子呢?说穿了,价之所以廉,物之所以显得美,还在于仿冒了名牌,省掉了本来应该为知识产权付的钱,又满足了一些人的虚荣心.
“山寨文化”与“山寨产品”一样,大多带有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最多加上自娱自乐,自我表现,否则为什么非要放上“山寨”两字呢?但现在有些人喜欢将“山寨文化”无限扩大,将所有民间的、草根的、有别于主流的、新出现的文化形式、内容都称之为“山寨文化”,甚至将“山寨文化”等同于创新文化,这既不符合“山寨文化”的本来面目,也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文化类型那么多,汉语的词汇那么丰富,何必都用“山寨”来描述定性呢?如果什么文化都能叫“山寨”,那当然只能肯定,不能批评了.
我之所以提出对“山寨文化”“不能过分宽容”,是就“山寨文化”的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而言,当然不是针对不具备这些特点的民间文化、草根文化、非主流文化.至于民众的自娱自乐,自我表现,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与“山寨”无关.如果一定要称为“山寨”,或者他们要以“山寨”自居,那也无妨.对“山寨文化”容忍的底线是不违反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在这一范围内是可以宽容的,过了这条底线就不行了.但宽容不等于提倡,更不能代表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什么创新都需要巨大的投入,物质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或者需要超常的才能；而且要冒失败的风险；文化的创新更是如此.“山寨”则是依样画葫芦,投机取巧,成本低,几乎没有风险,因为当事人可以随心所欲解释,本来就没有什么目标或标准.如果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很难生长.
不妨看看近来被一些人充分肯定的“山寨”代表.一是“山寨版百家讲坛”,制作者韩江雪本来是自荐给央视“百家讲坛”当主讲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如愿,就自己依照“百家讲坛”的方式录制了一台,以证明自己完全有此资质.即使看过的人赞同韩江雪的自我评价,或者认为他的水平高于“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最多只能证明“百家讲坛”在挑选主讲人时走了眼,或者标准不对,又有什么创新意义呢?何况要做到这一点也很难,且不说见仁见智,评价本来就不易一致；韩江雪又怎么能使他的观众有央视那么多呢?
一是老孟（施孟奇）炒作的“山寨春晚”.结果是在一处洗浴中心的联欢,阵容是20名演职人员.而除夕当晚8点至11点在澳门澳亚卫视播出的是预先的录像,内地绝大多数人是收不到的.有人赞扬为“一股清风”、“破冰”,我实在不明白清在哪里,破在何处?也有人说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确影响不小,但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要忘记,老孟一开始打的旗号是“向央视春晚叫板（后改为学习）,给全国人民拜年”,这个板叫成了吗?学习了多少?全国人民有多少人知道,被拜到年了?26名四川灾区的羌族艺人花费4万元路费,目的之一是要向全国人民表达感激,他们达到目的了吗?一位30岁的农民工放弃回家过年,精心准备两个月,是为了让家人在电视中看到他登上了舞台.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这不过是老孟后来说的“自娱自乐”,会报名参加吗?这台“春晚”和老孟前后的表演的确够得上“山寨”,但即使按他自己定下了目标,也谈不上成功.有人说,它至少打破了央视对“春晚”的垄断.其实,“山寨春晚”的结局恰恰巩固了央视的垄断,连“解构”、“颠覆”的意义也没有.
不错,仿冒、恶搞对主流文化、流行文化有一定的解构和颠覆作用,但真正意义上的解构和颠覆是建立在严肃的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的.而且再伟大的解构与颠覆也只是为新文化的产生清理了基础,却不会自然地产生新文化,不能代替创新.
其实,不少人肯定或赞扬“山寨文化”是出于对主流文化的厌倦或对文化体制的不满,或者是对民众缺乏文化享受的同情.但这些应该通过严肃的批评和积极创新,通过推动文化体制的改革开放,通过务实的文化建设来实现,而不能寄希望于“山寨文化”.比如“春晚”,如果说二十多年前还能满足大多数中国人过除夕的需要,今天已经不大适应了.但如果不在体制上改革,哪一家电视台能与央视竞争?哪一个台的“春晚”能具有同样的财力、“才力”、物力、地位?但如果创造不出一种或多种中国人愿意欣赏或参与的娱乐方式、文化内容,结果无非是看与不看,或看哪一个台的选择.（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