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跨越传播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问题领域不断涌现,但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跨学科问题的名称和研究范畴出现了一些交叉和界定不清的现象；跨学科问题领域重心各异、话题多元,缺少自身的学科倚重；跨学科研究的壁垒仍然存在,跨学科问题研究成果整合不够；跨学科研究的“中国重心”和“本土意识”不够.并且简要地提出期望的问题解决路径.
关 键 词跨学科研究；学科壁垒；成果整合；中国重心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2）78-0011-03
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卫星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的大发展,与此相伴的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大繁荣”,传播媒介与国际关系中的种种变量融合的越来越紧密,跨越传播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问题领域不断涌现,但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就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跨学科问题的名称和研究范畴出现了一些交叉和界定不清的现象
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的尝试早已开始,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已经提出并发展了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与命题.比如说,国际传播、传媒外交、软实力、国家形象等问题领域有了大批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跨学科研究中,有一些问题领域在界定上出现交叉混乱的现象,很难形成统一的学术语境.
举例说明,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传播是否是等同的研究范畴,对于国际传播的主体一直存在着国家主体说,和多元主体说,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统一的“国家主体说”,正因如此,国际传播被认为是一种带有很强的国家意志力和政治敏感性的传播活动①.“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②在国际传播学专家罗伯特·福特纳（RobertFortner）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国际传播都具有政治性,都带有政治色彩,政治因素是其本质固有的,区别只在于,有的是公开的政治传播,有的是隐含的政治传播③.是否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传播中的“政治”是显性的,而国际传播的“政治”或“显性”或“隐性”.那么在学术范畴里,国际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是等同的关系,还是子集的关系.
将国际政治传播（对外）向上扩展一个领域就是政治传播,政治传播可分为国际政治传播（对外）和国内政治传播（对内）,当国内（对内）政治传播的传播议题涉及到国家关系、外交议题以及外交政策出台与实施的时候,就出现了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2跨学科问题领域重心各异、话题多元,缺少自身的学科倚重
尽管跨学科研究要以问题为出发点,不能被禁锢在学科边界内,但跨学科的问题领域仍然要有自己的学科倚重,也就是说,要以学科为依托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基于自身学科的基础上,导向一种新的知识的综合,否则,没有学科倚重,研究问题会有一种“飘”在空中的感觉.上文论述的跨学科问题的名称和研究范畴界定不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科倚重不清楚造成的.
有学者认为,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大多是就国际传播领域中自己熟悉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等国际传播研究呈现出涉猎面广、重心各异、话题多元的特点,整体上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架构和话语体系.这不但不利于国际传播学科的良性发展,也容易使这方面的教学陷入混乱.指出国际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大众传播中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管有自己独特的机理、机制、规律及特征,但研究内容上应该是在传播学基本研究范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比如说,即主体研究、控制研究、手段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④.从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倚重来讲,国际传播属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属于政治传播中的对外部分.
对于传媒外交的研究同样如此,上文提到学者们将传媒外交等同于国际政治传播,或者是国际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究竟传媒外交⑤研究倚重的学科是什么?“外交的主要特征是沟通”⑥,这里的沟通就是传媒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传媒外交的学科倚重应在外交学领域,外交学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分支之一⑦.外交学的研究领域是以外交行为及其一般规律作为外交学的研究对象⑧.因此,媒介外交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是：在大众传媒（报纸电视互联网等）的影响下或者提供的大环境中,外交的行为及其规律是什么,限定在大众传媒作为影响外交的重要变量.关于政治传播的学科倚重的问题,有学者在其文章中将“政治传播”看为政治与传播作为一种要素内在融合,形成一个具有完整内涵的新的独立范畴,若从理论逻辑的“种属”关系上论,作为范畴的政治传播,其中的“政治”与“传播”要素的地位是不相等的.将“政治”看作是基础,将“传播”作为着力点,来生成“政治传播”.⑨这也在表明了“政治传播”的学科倚重.
上面跨学科问题领域是有较为明显的学科倚重的,还有一些问题领域是模糊的,比如,“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或“传媒与外交决策”,“传媒”和“外交决策”在语言逻辑上是并列的关系,“传媒”是传播学科的一个核心概念,“外交决策”研究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隶属于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科）中,当然从大的范畴来讲,属于政治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对于这类跨学科问题领域进行研究,就要从不同的问题角度来确定不同的学科倚重.如果探讨的是传媒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表现、路径、传播内容和传播规律,那就是站在传播学的学科立场上；如果探讨在传媒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决策）的特点、变化、规律,那就是倚重国际关系（外交学）的学科.再比如,“国家形象”也是传播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领域,同样也是从不同问题的角度确定学科倚重,如果从建构“国家形象”的效果、内容和传媒途径的方面进行研究,那么这类问题的学科倚重在传播学,如果从“国家形象”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建构“国家形象”的外交行为等方面的研究,那么这类问题就倚重在国际关系学.因此,将跨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放在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根据不同的问题找到其学科倚重,其目的是避免在研究中的“就事论事”,没有自身研究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范式.3跨学科研究的壁垒仍然存在,跨学科问题研究成果整合不够
经过长时期的各自发展,中国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已形成较为封闭的学术圈子,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关门主义”的倾向,这成为跨学科对话的重大障碍.此外 ,现有的学科体系在制度和学术资源的分配上,均构成对跨学科研究的束缚,使跨学科研究置身于某一学科之中,或者分裂于不同学科之中.
首先,在学术机构的设置上,尽管跨学科教学和研究已较为普遍,但“学院”和“系”仍然是大学的主要组织形式,“系”“院”“所”的设置直接影响着跨学科研究的开放度与交融度,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所出现,但在机构设置和资源配置方面,也是差强人意的.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中的国际传播系于2001年独立出来,建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本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但分家之后,在跨学科领域里的学术交流逐渐减少,学科壁垒开始加固.再比如,1999年,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北京广播学院就已经建立了国际传播学院,并在2001年建立了国际关系研究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将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的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但由于学科设置和学校规划的变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于2008年解散.目前,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政治传播研究所、电视与新闻学院、传播研究院,新媒体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中的跨学科的研究问题领域非常多,学术资源和问题领域重复且学者间交流较少.因此,突破系所壁垒,通过课题研究⑩、学术会议等方式进行学术资源整合变得十分重要.
其次,学者本身知识结构的局限,也使得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结合迟缓.一方面,通过不同的学术训练及社会化活动,传播学与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实际上分属于“不同的语言共同体”.面对两个学科庞大的知识体系,对于试图用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进行跨学科问题领域分析的学者们,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具备对本学科知识理解的深度,也需要对另一个学科知识的熟悉.因此,学者们的主动学习的意识和恒心非常关键.此外,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教学体系,课程的设置、期刊发表和学术会议等学术交流平台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隔离.
4跨学科研究的“中国重心”和“本土意识”不够
20世纪90年始,中国的传播学以及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都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其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迅速增加,不论是传播学还是国际关系学都迅速成为一个几乎所有综合大学乃至相当部分专业类院校都设有的“常规”学科,与此相伴的是其教学点及相应地硕士、博士点也急剧增多.这两门学科越来越成为一种“显学”.两个学科都在努力探求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新闻传播学者们开始摈弃单纯地介绍、引进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新闻理论以及七八十年代以来所走的“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老路子,开始探究一条中国本土化的新闻传播学之路.同样,国际关系学者们也开始意识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但仍没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存在着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相脱节的现象.学界也一直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而努力.因此,一方面,中国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仍然停留在主观认证（或传统主义）阶段,缺乏严格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就研究的精度、分析的深度和广度、提出和思考问题的学问方式而言,“中国重心”和“本土意识”远远不够,限制了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我们倡导回归中国重心,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在继续确保开放、理性且不乏人文精神之心态的同时,将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跨研究研究的中心议题,结合中国实践,寻求有别于西方特质的中国特质的理论突破,为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跨研究研究贡献中国案例、中国观点、中国理论.
5结论
在跨学科的研究过程中,从事跨学科研究的人员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学科背景和本学科特有文化的影响,克服差异,建立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跨学科研究特有的文化环境尤为重要.从体制层面上,建立一个高产出、高效率的跨学科研究系统还要得到大学管理系统大力支持,与院系学术组织系统建立起良好的管理模式,关键是跨学科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的内部立的研究块块要有彼此的衔接性和逻辑性的,整合学科范式,进行合作型知识生产,避免再次自说自话,资源重复,产生学科壁垒.
注释：
①程曼丽：《国际传播学学科体系建立的理论前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6期,第117页.
②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
③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④程曼丽：《国际传播学学科体系建立的理论前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6期,第119页.
⑤关于“传媒外交”的定义,请参见AbbasMalek（ed1）,NewsMediaandForeignRelations：AMultifaceledPerspective,NewJersey：AblexPublishingCorporation,1997,p144；赵可金：《媒体外交及其运作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第21-22页.
⑥布鲁斯·拉西特等：《世界政治》,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⑦对于这一观点,学者们也有异议.贝里奇（Berridge）认为,外交的狭义研究对象即是行为（conduct）,外交显然不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参见将它定义为政治学的一个子领域更有说服力.G.R.Berridge,AlanJames,ADictionaryofDiplomacy,PALGREMACMILLAN,2003；在中国教育部学科序列中也将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列为了平等的二级学科.但现有国内学术惯例仍将学外交学归为国际关系学科.
⑧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对体系的重视相较而言,外交学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关注的是行为.参见金正昆：《对外交学研究若干范畴所进行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3期.
⑨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现代传播双月刊2009年第4期,第18页.
⑩由荆学民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就吸纳了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很多学科的学者们共同参与.
王缉思,孙璐：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60年》,载于《北大视野：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