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输入“减负”两个字,在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上查询,竟然有2,170,000项符合减负的查询结果,但所有的网页要么是指中小学生的减负,要么就是给农民减负,没有一项谈及大学的减负问题,我所要谈的正是这一种减负,是另类的减负.
我的导师在一所知名的重点大学任教,他对我坦言,他每天约有60%的时间用于与教学和科研无关的杂事,比如填报大量重复累赘、粉饰虚伪的表格,开各种可有可无的研讨会或政治学习会等,对此他苦不堪言.我曾经看到过一所大学的机构设置表,除开20多个院系,在校党委、行政直接领导下的下级机关竟然有30多个.这所大学里专任教师约有1500名,中层干部（这里所指的中层干部指的是处级与副处级领导,不包括近10名厅局级的高层领导）却有近300人,在一所不大的二级学院里,中层干部就有近20人的庞大规模,至于科级干部则更是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臃肿的官僚机构已经成为大学发展的阻碍,使大学承载了它不能承担的重负.难怪武汉大学知名学者邓晓芒先生奋笔疾书,究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是“世界一流的衙门”
在如今的大学,“官本位”如暗潮涌动,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长期以来,教育界就存在严重的官本位的现象,老师的职称与官职挂钩,比如院士教授相当于副部级、一般教授相当于处级、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讲师相当于科级.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如果一个讲师做了科长,教授做了处长,他（她）就会认为受到了提拔,身边的人也会祝贺他（她）升了官.有的教师甚至“屈尊俯就”比自身级别还要低的“官”.我见到过这样的教师,本身是副教授,却去做科级官员,但我从未看到高级别的官员去做低职称的教师.这其间诸多微妙的社会文化心理不知道要抵消多少加于教师头上的众多漂亮词汇.几年前,一位山东籍的院士教授到我校讲学,就曾自得意满地夸耀自己的级别比学院院长还要高.院士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呜呼!我无法可想.现在的大学里,“教而优则仕”,“教而不优也仕”,前者往往断送了优秀人才在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前程,当了领导,高薪养着,小车坐着,开会供着,谁还想孤灯清影,为学术消得人憔悴呢!后者因为教不了书,只有在官场投机钻营,混一口饭吃.这种人当了官,往往会打破教育界“教而优则仕”的潜规则.他们蝇营狗苟,一心上爬,常常置各种规则于不顾,“升官才是硬道理”.他们为正直的学界人士所不齿,也为伪学界人士以及尚未混迹其中的后来者树立了反面的楷模,而这种反面的“模范效应”正在大学蔓延开来,滋生教育腐败,破坏学术公正.
衙门多了,难免无事生非,丛生弊端.他们除了变着花样折腾广大教师和学生外,你不能指望他们还能做什么正事,正如邓晓芒先生在文中所写的那样：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潮使得每一年都有不同于往年的新鲜花样出笼,什么“下海”（留职停薪）、“创收”,等还有争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点、博士后流动站、重点学科,等在职称晋升、导师聘任、学位授予上也规定了一系列“硬指标”,什么“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权威出版社”,什么“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什么“校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国家级项目”.邓教授所讲的主要是针对教师,此外还有针对学生的大量苛刻的条款,比如本科生英语不过四级拿不到学位,硕士研究生至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博士研究生则至少要发表3篇,方可拿到学位证书.朝令夕改,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改革和举措让教师和学生疲于应付、不知所措,许多教师感言：大学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早些时候,执政者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加强法制建设的要求,大学的领导者也在谈以人为本,有的大学提出人性化管理,在制定政策、做各项工作时,将学生、老师以及管理者都作为平等的主体进行对待,但在实际操作中,作为主体的普通教师和学生都被边缘化了,在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比如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福利待遇、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推行上,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虽然教师有工会,学生有学生会,但这两个所谓的自治组织都被当权者工具化了,除了搞各种文娱和体育活动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外,其余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块高高挂起的招牌.大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浓缩的中国社会问题,体制弊端是关键,官本位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同志曾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实在是切中时弊的警世通言,只可惜我们的大学改革并没有在这方面花心思,只是在一些技术操作层面上兜圈子,话虽说得振奋人心,口号也叫得十分地诱人,到头来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只能不了了之.
1956年,七十大寿,胡适做《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他对蒋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要‘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吕览》说,这叫做‘用非其有,如己有之’.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其实,这也是最明智的治大学的哲学,大学的管理者们可曾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