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西方,柏拉图一直都被认为是诗歌艺术的否定者,“柏拉图非诗”说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如果当将前人的对柏拉图文艺思想的种种指责悬搁起来,重新审视柏拉图的生活年代、社会背景、其文艺主张和政治理想之后,就会发现“柏拉图不仅是一位提出过‘灵感说’和‘摹仿说’的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因此,在我们学习西方古典文论的过程中,就不能忽略和漠视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再认识.
“柏拉图非诗”是柏拉图诗学思想的中心.柏拉图目睹了雅典城邦的衰弱与灭亡,并将这一切归之于“德性的沦丧”,也即“理性的沦丧”.他发现正是诗的误导使希腊人沉迷于感性的迷乱和神秘的迷狂之中不能自拔.由于柏拉图将理性知识设立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从而使“诗”这种包含非理性因素的“摹本之摹本”成为哲学家斥责的对象.诗人也就成为“理想国”中不受欢迎的人.即使对自己最心爱的荷马,也无法避免遭受被驱逐的厄运.虽然柏拉图对诗的批评言辞激烈,对诗人进行了驱逐,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已经完全摈弃了诗.他也热爱诗,也“赞美过品达,欣赏诗人厄庇卡尔莫斯的灼灼才华.对于诗和诗人,柏拉图并非只会挑剔和横加指责.”因此,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否定诗,认为诗没有任何价值,而是在其“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对当时的诗进行了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地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诗学思想.
柏拉图生活在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之间,此时的希腊文化已由文艺高峰转向了哲学高峰.在古希腊早期,希腊史诗是希腊民族的百科全书.荷马、赫西俄德作为希腊的伟大诗人,常被视为是具有非凡智慧的导师.然而,后起的哲学家们却不以为然,他们对“谁据有真理?”的回答当仁不让.“无论色诺芬对荷马的指责等还是普罗塔哥拉委婉地把荷马、俄尔普斯视为智者,以抬高自己的地位,都是哲学家与诗人发生冲突的表现.”但是柏拉图并没有采取简单指责诗歌的方式,而是希望通过建构其完整的哲学体系来进行理论说明.他并不想通过单纯的用哲学否定诗歌的方式来结束争论,而是希望在其哲学体系之内完成对诗歌的改造,从而体现出诗歌存在真正价值,这也是柏拉图诗学理论的核心.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对诗的挚爱使他难以相信诗真会成为哲学的敌人,对特别是对荷马的崇敬使他即使在痛斥诗人们种种“过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功绩.这种矛盾的思考使得他诸多论述都留有余地,充分体现出柏拉图进行理论探索的艰难与谨慎.
而在其文艺思想中,柏拉图这位早年曾创作过抒情诗与戏剧诗的文学挚爱者,也不时地从正面和反面表达着自己的诗学主张.首先,是他的“模仿说”.柏拉图曾以文艺是对理式世界“摹仿的摹仿”为由对文艺加以否定,他认为文艺不可能表现真实本体,因而与真理隔着三层.但是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明确地指出,只要诗人们的著作是根据真理的知识写成的,那么就应被冠以“爱智慧者”或“哲人”的高贵名号.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柏拉图是多么渴望诗与哲学的结合,希望通过哲学来拯救诗.其次,在他的“灵感说”中,柏拉图通过把文艺创作归于灵感,又把灵感归于诗,诗人也成了“神的代言人”.和哲学家一样,优秀的诗人也可以跟哲学家一样受人尊敬.然而,在柏拉图看来,非常的遗憾的是包括荷马在内的传统诗人不能把通神的灵感用于理性的思辨.因此,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诗文专家应该珍惜神赐的机会,把神的厚爱化作寻求新知的动力,用内容丰富,形式绚美的文字表现出人的智慧.诗歌需要知识的参与,必须包含丰富的知识内涵,使人增长知识,充分发挥诗的教育教化作用.只有这样,诗才能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诗人才是可敬之人.
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是根源于其政治理想的,所以,柏拉图主张文艺必须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诗歌也不例外.尽管柏拉图大力声讨诗人的各种罪状,要把诗驱逐出理想国,提倡建立诗歌检查制度,但换个角度想他这正是在为诗歌建立规范,希望诗歌能够按照他的设想充分发挥其优秀诗作的引导作用.柏拉图正是在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主张中赋予其诗论思想以潜在的张力,努力实现着诗与哲学在深层内涵上的融汇,这为后代诗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正是由于柏拉图对诗进行了近似苛责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后世“为诗一辩”的诗学思想探索.其弟子亚里斯多德就首当其冲,对柏拉图进行了批判.然而这两种看似背道而驰的诗论,从其思维模式与立论基础上来看,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亚氏的《诗学》不过是一种修正过的柏拉图主义.亚氏以后的西方主流诗学基本上也是在他所确立的柏拉图的思维模式中展开的,即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中,要么强调坚持理性中心,要么强调感性中心,或调和两者的矛盾.柏拉图正是以自己独特的哲学家的思维富于诗以更理性的思考,从而为诗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