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
王晓明发表在《读书》2006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红水晶与红发卡》,近来引起了我不少的感触.这篇文章评的是陈应松的中篇《马嘶岭血案》.最先吸引我的,是文章新颖而别致的题目：“红水晶与红发卡”,读了文章才知道“红水晶”、“红发卡”,原是《马嘶岭血案》里的两个细节物件,是两个出现频率并不高、但有点醒目的意象存在,如此而已.可是,王晓明注意到了它们,并且从中感受出小说文本存在着的巨大裂隙：这裂隙体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红水晶”这类抽象的“现代主义”象征符号,加于故事本身“现实主义”底色的突兀与不谐调.同样,这种裂隙还体现在,作家运用“红发卡”,出九财叔这样的、物质和精神都近乎赤贫的底层人物的复杂心理,包括其可爱和可畏、可厌和可怜,等等.就是从这些“裂隙”中,王晓明发现了小说基本的认识价值和艺术寓意.我想说的是,王晓明并没有停留于上述这番文本分析,而是顺势将笔锋一转,由小说对九财叔这样的底层人物的复杂书写,联想到现实社会中一般文化人对底层的那种明显隔膜或幼稚的看法.二者一比,小说深刻的艺术力量与现实意义一目了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晓明肯定了陈应松的这篇小说,并为之感动：“我总觉得,这样的小说读多了,头脑的简单和幼稚是会减少的”①.
就在王晓明为陈应松的小说感动的同时,我们也不禁为王晓明的文章而感动.平心而论,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王晓明细腻的文本分析和具体的结论,更主要的是王晓明那特有的文学理解与读法.这种读法,看起来有点像社会学的读法,可是决不是以往那种庸俗粗暴的社会学批评,而根本是基于对文学的一种非常人性化的理解.在王晓明眼里,文学是“人的文学”,呈现给我们的应该是“人”的鲜活存在.因而在他的文章中,我们读到的远不只是文本“写了什么”、“怎么写的”；更多的时候,是看到他在和作者、文本里的人物,进行平心静气的对话和交流.试看《红水晶与红发卡》这篇文章,王晓明之所以能在“红水晶”、“红发卡”这样的细节上,敏感地发现作家打量九财叔等人物的复杂眼光,甚至将作家创作过程中那些几乎是潜意识的心绪波动一一显明出来,这得益于他对作家和作品人物的精细理解.正是这种文学的人学读法,使王晓明能够设身处地靠近文本中的人物,进而把握作家的整个文学创作；也使得王晓明的文学批评,处处洋溢着文学的生命气息.可以这么说,王晓明的文学批评,带领我们重新复活了对文学和人的生命感受.
一个对文学中的生命存在如此敏感的批评家,当然不会忘记现实社会中的“人”,那是他与作家作品对话的武器,也是他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现实坐标.可以说,王晓明之所以那么迷恋文学、阅读文学作品,最终目的是,看一部作品是否提供出作家对于现实和人生的独特思考.所以,王晓明从陈应松的小说《马嘶岭血案》读出一种“恶劣的不可化解的人际状况”,并从九财叔这个人物身上读出小说在“底层”问题上远远超过社会上一般文化人的理解时,竟是那么激动不已.于是,王晓明的文学理解和批评,还教我们意识到,文学也是一种声音,而且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力量.这声音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干预社会”来发言的,而是借助文本呈现出“人”的一种有别于现实存在的想象可能.
正是文学的这种独特的声音和想象,构成了王晓明对于文学和人基本的诗意理解.就像王晓明所说,“如果说文学有它的独特性,那确实就是所谓的诗意,或者说审美.可是我觉得,诗意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从人的现实生活来说的,就是诗意应该和现存的压抑性的东西构成一个对立；另一个是从人的可能性来说的,就是诗意构成人不断自我更新的一种动力”,而且这样的诗意,“会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②.反过来看,不论其表层具体的审美形式如何变化,而诗意构成的两个维度――“人的现实生活”和“人的可能性”,却是王晓明理解文学与人的不变的审美核心.这是王晓明文学批评中一个“以人为本”的鲜明特点.
试想王晓明的批评道路,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对鲁迅,对沙汀、艾芜的小说,对张贤亮小说的精神世界,以及对20世纪中国作家“心理障碍”的研究,其关注点又何尝离开过文学和现实文化中的“人”呢.更不用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发起的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了.记得讨论之初,王晓明等就是从文学入手,敏感地意识到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的危机的：“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③.最近,王晓明则开始关注当下社会文化中存在的“新意识形态”,主要是批评以“现代化”为旨归的“新意识形态”话语,可能会给人的生活和生存造成种种遮蔽性.
这当然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相反却基于对“人”之生存的文学理解和关注,其文学批评往往也会跳出文学文本的范围,而进入社会文化的大文本,因而也具有更大的、超出文学之外的社会文化视野,也就是王晓明等学者近来提倡的“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文学的文化批评.有别于目前国内外纯粹以具体或抽象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王晓明等不过是借助后者的方法,研究的重心还是文学.
之所以引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是因为这里涉及一个审美主义的背景,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审美”,其内涵已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所说的审美.因此,王晓明等借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重新阐释文学和审美,其目的是“重新来认识人的生存现状和文学的新的状况”“而且不单是为了解释人和文学的现状,也是为了有针对性地理解和想象人的可能性”④.他认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比80年代那个混乱时期严密得多的新秩序里面.这个秩序具备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互相支援,因此非常强大,对人构成了有形无形的非常大的压抑.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单是用80年代那样的‘文学’或‘审美’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还得有打破学科界限,能真正综合地来分析、认识今天的社会现实(包括文学现实)的思想和学术的活动”⑤.这就是王晓明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比一般的文学批评多了一层人性、人文的文化关怀,因而也更让人感动的原因.
二、
本文无意于将王晓明的批评模式,视为理想的样板.只是从其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学批评家所应该具有的、对于文学和周围现实中人的一种文化关怀,尤其在当下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这样的文学与文化理解,更能显示出一个文学批评家或真正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洞察.这对于我们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人来讲,不无启示.
事实上,从人文精神讨论的那天起,有关文学危机的信号和呼声就不断出现.
最近,随着信息图像时代的来临,理论界又掀起了所谓的“文学终结说”.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从文学理论界到文学批评界,包括一些专门从事小说、戏剧研究的学者,都纷纷抛出各式各样的“终结”说.感觉真的像是“文学终结说”的始作俑者雅克德里达所说的那样：“‘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⑥.有趣的是,即便是自认“研究了一辈子文学”、现在转而笃信“文学终结说”的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来中国宣称“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他还是认为,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⑦,对于米勒的这一说法,童庆炳教授认为是“过分夸大电子图像的影响”,文学存在和变化的根据,取决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同时,童庆炳教授还批评米勒和“文学终结说”将“文学边沿化”与“文学终结论”混为一谈.
在我看来,正如米勒所说,即便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可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现象依然会存在.因此,究竟如何进行文学研究,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不无反讽意味的是,一方面是童庆炳教授在坚持他的“文学审美论”；另一方面却是,那些“文学终结说”的国内信徒(其中不少是童教授的弟子),不顾童教授的批评,大张旗鼓地扬言要扩大文学的边界,主张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纷纷扑向影视、广告、时装、环境设计甚至城市规划等领域,总之是进行所谓的“文化转向”.转向文化研究,这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审美论”和“终结说”似乎走向了两极,因而对文学与文化的理解也不免存有割裂.譬如说,难道进行“文化转向”,就一定要抛弃文学审美吗诚然,不少持“文学终结说”的学者,也将文学纳入文化研究中来审视,还颇有新得.可是,这样的研究,其实是把文学作为社会学的“材料”来看待,文学在他们眼中更多的是作为“物”的存在,而不是“人”的存在.如此负面的批评和指责,近来已屡屡有所耳闻.在这样的批评格局中,王晓明主动向“文化研究”靠拢,借取其方法论资源,为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可能会给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更多的新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王晓明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对“人”的理解.在我看来,正是基于对“人”的理解,王晓明的文学批评才沟通了文学与文化、社会等外部因素.
为了更好地理解王晓明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我想以王晓明近来不断提出的“新意识形态”为例.为此,我们不妨读读王晓明的另外一篇批评文章《从“淮海路”到“梅家桥”》⑧.这篇文章从王安忆近期创作的《富萍》等几部小说对上海“棚户区”的边缘书写中,读出了若干意味,认为这是针对当下“新意识形态”对上海“淮海路”的“现代化”强势打造,而对上海人的生活做出的另外一番独特的理解和书写.在这篇文章中,王晓明凭借他对文学细节的丰富感受,以及对现实社会中“新意识形态”等强势文化的敏锐反思,一下领悟了作家对于上海与“人”之生存关系的诗意表达.王晓明的批评,再次启发我们,文学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文学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关于“人”的诗意想象和思考,这种思考是有别于我们的现实处境的.为了理解文学的这一层诗意,我们的文学批评就不能仅仅面对文学文本,还要关注我们周围现实的社会文化文本,而使二者发生对话关系的,恰恰是我们对两种文本中“人”之存在的不同感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就有必要借鉴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论,因为文化研究与社会文本贴得更近,而我们文学批评的目的,则是借以感受“人”的社会存在,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的文学存在.
令人欣慰和期待的是,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最近也在不约而同地反思以往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发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过多地依赖西方或古代的文学理论资源,却独独忽略了文学主体的种种经验“感受”⑨,于是提出一个文学研究中“文学感受”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在这一点上,王晓明的文学批评与上述“文学感受”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而且,王晓明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启示我们不仅要学会感受文学文本,更还要学会感受文学与文化现实中“人”的存在.简言之,既要感受文学,同时也要感受社会与人生.
注释：
①王晓明：《红水晶与红发卡》,《读书》2006年第1期.
②④⑤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③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⑥⑦［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⑧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近期的小说谈起》,《思想与文学之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125~161页.
⑨参见2005年李怡教授主持的几次笔谈,可参阅《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参与笔谈的还有《首都师大学报》、《西南师大学报》、《中国文学研究》、《名作欣赏》等刊.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责任编辑 树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