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女性意识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之一,是中国女性文学成为一门学科研究以来评论家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评论家们主要在两方面进行讨论:一是什么是女性意识,二是我们应该固守女性意识还是应该超越女性意识.围绕女性意识而展开的论争,丰富了女性文学的研究,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关于女性意识论争的情况,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 键 词:女性意识,女性文学,论争,固守,超越
新时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硕果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之并驾齐驱,形成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女性文学的理论界与批评界围绕女性文学的相关问题产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论争,包括“女性文学”概念的论争、“女性意识”的论争和在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论争.女性文学领域内的这三次论争推动了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同时丰富了中国本土女性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女性意识作为女性文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在激烈的争论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女性意识在争论中形成了自己的本土话语.
一、女性意识的诸说法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次社会革命,它对文学界的波及也蔚为可观.“五四”运动倡导的“自由、和平、解放”与文学的革命遥相呼应.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被压迫了数千年的女性重新觉醒要求人生解放,沉睡已久的女性意识被唤醒.这种要求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第一批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受为素材,以追求女性解放为目的而写作的女作家.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被认为具有明显女性意识的作家是秋瑾,她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作家”[1],“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写作与新文学史中女性文学的一道分水岭,是后者的一个源泉”[2].秋瑾的批判意识与女性意识成为第一代女作家思想的滥觞.性别特征成为女性文学的标志性特征.女性意识作为女作家们的主体意识之一,在她们的手中随意挥洒.至此,女性意识便作为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志,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展现于女性作家的创作中.中国女性创作迅速崛起,而女性文学批评却行走得相对缓慢,大量的女作家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有别于男性作家的群体而受到重视,女性作品的独特性没有被发现.中国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回溯到新时期.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研究成果的引进,新时期的文学批评者吸收其成果,逐渐认识到女性创作的独特价值,形成了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意识从女性文学中抽象出来,成为女性文学研究中成就卓著的一方阵地.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意识由简单的对政治、经济权力和婚姻自由的争取演变得更为丰富与深刻.女性文学批评也经历了从依葫芦画瓢到形成本土批评话语的过程.
女性文学共同呈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什么是女性意识该如何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对于女性文学理解的纷繁复杂,女性意识的理解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中国,女性意识最初被称为“妇女意识”,这个术语最早是王绯在其文章《张辛欣小说的内心视境与外在视界――兼论当代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中运用的,但并没有对其作出解释.这个术语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女性意识”逐渐取代了“妇女意识”的提法.
女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门学科进入研究领域,从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抽象出来的女性意识成为了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女性意识下过定义的评论家很多,大家众说纷纭.下面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评论家的说法.马婀如在《从张洁的“女性系列篇”看张洁的妇女观》中,通过对张洁一系列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进行分析,归纳了“女性意识”的概念――“我认为女性意识应该是女作家的主体意识之一,是女作家以其特有的目光观照社会,以其特有的体验过滤人生,从而对人生社会尤其是妇女生活有更多的发现,更深的理解”[3].马婀如把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作为一个隐藏的可供比较的对象,对女性意识作了一个宏观的概括.她通过对比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发现女性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拥有有别于男性作家的认识世界、表现社会、展现人生的方式.女性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反映人生社会,还是表现妇女自己的生活,都沾染上了女性特有的色彩.然而,马婀如对女性意识的认识太过于概括,对女性意识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这在同年陈志红发表于《文艺理论家》上的《走向广阔的人生――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思考》一文中得到了弥补.
陈志红通过对女性作家作品的考察,发现女性作家对女性世界的关注呈现下滑的趋势,女作家的作品在取材、主题、对生活的思考等方面逐渐与男性作家趋同,因此“女性意识”应该有更加广泛的内容.陈志红总结出“女性意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我认为它一方面既源于女性特有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在体验与感受外部世界时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角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性别意识,这时它更多地属于自然属性的范畴,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决定着女性意识发展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的历史内容.社会生产力水平越低下,女性的生活范围就越狭小,她们对自身解放的要求层次就越低,反之,社会越进步,为女性提供的生活范围就越大,女性与男性的要求就会越来越趋向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解放更重要的取决于她们自己,取决于她们能否以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4].陈志红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深入地剖析了女性意识.她首先解释女性意识的产生是有深层的内在原因的,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面的先天差异赋予了女性发现社会与生活的慧眼和敏感聪慧的心灵,成全了女性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显现.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内容会有所不同,生产力水平和女性解放的程度都影响着女性意识的表现.陈志红将“女性意识”作为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概念来看待,启示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意识”的发展,仅仅用自然属性的一面来框定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已经捉襟见肘了.陈志红赋予了“女性意识”新的内涵,这无疑是用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女性意识”的发展,她勇敢地预测,“女性意识R 21;的自然属性将成为女性创作的边缘,表现人类共同的意识将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趋势.陈志红以发展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女性意识”,开辟了女性意识研究的新道路.
阎纯德认为:“所谓女性意识,就是女性作为社会的人,通过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对客观世界和对自己的全部认识的总和.”[5]女性意识是在社会中发展的,它始终要打上社会、时代、民族的烙印,“它既包括与男性共有,与社会、时代、民族共同的意识,也包括独属于女性自己的意识”[6].阎纯德在“女性意识”的定义上由一般性走向了特殊性.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拥有共同的意识.但是女性毕竟是有别于男性的另一个群体,她们拥有自己的感知、体验、记忆、生活和了解世界的特殊方式.阎纯德对女性意识的理解或许过于宽泛了,女性意识应该是独立于男女共有意识之外的女性自己的意识,即使是对社会、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也会因为女性的独特存在而有别于男性意识.按照阎纯德的理解,男性作家也不是没有可能创作出拥有女性意识的作品来的.
从马婀如到阎纯德,我们看到“女性意识”的内涵由简单地强调女性特殊的体验经历的自然属性的概念,发展成了多层次、多方面理解的术语.刘钊的《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批评》可以说对“女性意识”的概念进行了多层次的解析.刘钊评述了20年来对女性意识认识的发展演变,认为女性意识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概括到多层面阐释与辨析、由全盘西化到加入中国元素的过程.中国的女性文学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大量借鉴了西方的批评方法与观念,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女性意识的认识就有了“西化”和“本土化”的区别.“我之‘女性意识’,含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就文学层面讲,应当是自觉的独有女性视角、女性经验、认识和体验的语言范式,就文化层面讲,应当是以‘非暴力’‘同情感’‘平等及和谐意识’等等为主要标志的女性特征,对抗和解构以父权制为主要标志的传统男性霸权文化,建构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进步’的社会文化模式之意义和追求.”[7]这种解释是比较全面的,但是落入了西方激进女性主义的圈套,没有结合中国的本土特点,归纳出中国女性意识的独特韵味,而且中国的女性文学并不是在反对夫权制性别压迫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刘钊通过对中西女性文学差异的比较,结合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发生、发展及20世纪女性文学的研究实际,构建起了本土化语境下的女性意识的内涵.他认为现阶段的女性意识包含了四种具体的形态,分别是生命意识、性别意识、自审意识和审美意识.所谓的生命意识即“对人的生存权利”的认识,在现代社会中思考女性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生存目的”,它是女性意识的基础.性别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核心,强调女性基于生理差异可能带来的有别于男性的认知与感受.它既包括女性对自我性别的理性认识,还应包括女性对男性及与男性关系的思考.自审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条件,通过对自身的有碍于女性自由发展的因素的自审来完善自己.审美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提升,“女性发挥自我的审美潜质又是张扬个性、确立女性自主地位的重要渠道之一”[8].刘钊从“女性意识”的四个表现形态来解释,使女性意识的概念和内涵更加明晰.
值得注意的是,评论家对女性文学概念的不同认定,可能导致对女性意识理解的不同.现在比较流行的对女性文学的理解有三种:一种是所有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生活的作品,一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还有一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妇女生活的作品.第一种解释太过宽泛,我们不作讨论.如若将女性意识理解为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那么女性意识可以如陈志红与阎纯德所理解的那样,不单纯表现妇女的生活,它可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有男性群体的生活书写,可以有革命生活的写真,甚至可以表现更加广阔的天空.如若将女性文学理解为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妇女的作品,那么关于“女性意识”的表现可能就会狭隘许多.例如,徐珊在《娜拉:何处是归程――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流变》一文中的阐释.在引言中,作者就表达了自己持“女作家表现妇女自身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女性文学”这一观点的立场,因此徐珊说的“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比较鲜明突出的女性意识”[9]是不言而喻的,女性意识的体现逃脱不了女性的眼光与立场.徐珊将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的女性意识解释为“以女性的眼光看待女性自我即女人内部世界,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女性自我与外部世界即男权中心社会的关系”[10].
女性意识是从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抽象概念,是这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女性意识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环境和生产力的变化拥有不同的历史内容.通过阅读“五四”以来的女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变化.女性意识由注重女性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和女性处境的社会讲述转向了女性复杂内心的呈现.既然如此,女性意识便不能仅仅只用一个僵死的概念来进行概括.随着我们能够把握的学科知识的增多,对女性意识的理解也在不断地深化,正在由简单的宏观概括走向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已经把女性意识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来细致入微地分析.“女性意识”顾名思义就是女性作家在创作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作为女性创作才有的意识,这种意识有别于长期处于文学统治地位的男性作家在创作中的思维意识,是女作家凭借自己特有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机制所引起的认识世界、感知生活的方式,她们运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思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种意识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它不依附于女性群体以外的任何群体.纵观评论家们关于女性意识的言论,虽然大家对女性意识所包含的内容众说纷纭,但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其实质都是为了证实“女性意识”这个概念存在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特殊性.
二、固守女性意识的藩篱和超越女性意识的藩篱
女性意识被认为是判定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准.随着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次崛起,女性文学是否应该固守在女性意识框架内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认为应该秉持女性意识的旗帜,失去女性意识将无法凸显出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相比较 0;特殊性,而有人却认为女性意识已经禁锢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不能准确描述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所反映出来的特点,我们应该跳出女性意识建造起来的藩篱,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徐剑艺是“超越女性意识”这一主张的响应者.他认为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如果仅仅反映中国妇女生活本身,仅仅表现“某种女性心理、女性意识”,那么这样的文学只能是“文学化的新中国妇女史料”.因此,除了反映女性独特的生活领域,反映女性意识之外,要从作品中体现出人类生活普遍共同的精神内涵.“女性文学必须超越女性自身,不仅是妇女题材的超越,而且是女性思想意识的超越和文学审美的超越.”[11]徐剑艺从“题材上超越自我个性”“判断上超越女性全体”“审美上超越具体时间”三个维度规划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超越方向.徐剑艺主张不要拘泥于“女性意识”,应在题材中选取“自我经历化的”、能够体现出“人类生活共同的一般意义”的题材,“从中升华出有关全人类(包括男性)的社会、历史种种”[12].
陈志红也是“超越女性意识”的积极参与者.她认为女作家们的创作已经不再将目光集中于女性生活的范畴,而是投向更大的社会层面,她们正在走出狭小的自我世界,对人生进行更为扩大的开拓.女作家们独特的女性体验与社会人生交织在一起,在其作品中体现为强烈而鲜明的个性、风格,而且越来越多的女作家把“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描写和抒发的重点.这使女性意识在与人的共同意识交叉、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其发展的最高层次.过多强调“女性眼光”与“女性意识”,实质上会将许多表现深刻人生、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排除在外,“女性意识”的帽子限制了许多具有特别意义、渗透对整个人类生存与自由意识思考的有意义的作品.
阎纯德指出:“时代呼唤文学,如果女作家都只描写自己和自己的小圈子,而无视时代与社会的呼唤,对文学来说,不是最大的悲哀吗等在中国女性文学中,实实在在的女性主义意识究竟有多少呢是否凡是女性之创作就必须表现女性主义才算是女性文学创作是自由的,――你可以写社会历史,也可以写婚姻家庭,可以写大题材,也可以写小题材,可以写私人经验的小我,也可以写社会经验之大我,可以写战争,也可以写和平,可以写生,也可以写死,女性意识可以有,也可以无,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施展创作手段、驰骋自己的思想.”[13]他肯定了女性关于自己的小世界的创作,更鼓励女作家开阔自己的视野,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创造出包含人类共有意识的作品.创作是自由的,你可以在任意的领域随意驰骋,过多地囿于外在的框架,就如笼子里圈养太久的猛虎失掉广袤驰骋的原野.
批评界“超越女性意识”的声音沸沸扬扬,创作界的女作家们也纷纷站出来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张抗抗在《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中指出:“我们必须公正解释和描绘妇女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的两个世界.”[14]她所提到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指以女性命运、女性生活、女性问题为视角的创作,另一个是指宏远而阔大的社会生活的表现.
1994年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文中明确使用了“超性别意识”这一概念.此处提到的“超性别意识”是陈染对自己的作品所作的注解,但同时这种提法也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可.“超性别意识”实质上是“超越女性意识”,即要超越女性意识的单一视角,“用一种既不同于女性又不同于男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理解生活”[15].铁凝在谈到自己的长篇小说《玫瑰门》时也提到:“等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等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性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16]陈染和铁凝都明确提出了希望自己跳出性别设定的框架,用一种更好的观察视角进行创作.
理论界所提倡的“超越”多指对题材、思想领域的超越,例如,是否应该表现更为广阔的人生她们是不是能够跳出狭小的个人世界,和男作家一样表现全社会、全人类的困顿与焦虑而女性作家提出的“超性别意识”则更多地指向女性作家在创作时跳出女性的性别,用“第三性”的视角来观照女性的人生、社会,她们没有跳出女性生活的描述,而是由对女性生活的表层描述转入了对新时期女性深层次的内心精神的抒写.理论界所关注的是女性作家应该反映社会的广度,女性作家则更加关注于表现的深度,在这一点上理论家、评论家与女性作家在对女性意识的超越上是有区别的.无论哪种论述,都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不同维度的道路.
在大家轰轰烈烈地讨论“超越女性意识”的时候,也有不少评论家发出不同的声音要求固守住女性意识这座城堡.既然女性已经“浮出历史的地表”,女性作家作为女性性别的代言人开始站出来倾诉言说,那么她们的创作必定要带上性别的痕迹.如果放弃女性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我们将不能在女性文学当中洞见女性的精神意识.陆文采在《沉思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园地里》说:“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旅程,并不是哪个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单独体现,而是一个时期女性作家群的群体文学共同的反映,这种群体的强烈女性主体意识的火花,使我们看到了女性意识文明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也看到了女性文学在我国整个民族文化意识的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女性是在寻找男人的世界里,发现了她们从拥有一个世界,走向了拥有两个世界.我们在研究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时,如果不去研究整个民族反映女性意识在文学中演变的历程,也就无法真正了解一个文明的民族前进的足迹.如果我们研究女性文学时,不从女性文学应该从发掘女性自身意识与独特价值中去发现女性的美学情愫,我们也无从看到女性前进的轨迹,也就无法真正评价人类社会前进的足迹.”[17]陆文采的论述将女性意识的作用提升到了反映人类发展、人类文明的高度.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是女性文学发展、女性解放,追求自由与人生价值的印证,失掉女性意识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女性文学的发展前景会很不乐观.
降红燕在《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一文中,对以陈染为代表的号称用“超性别意识”进行创作的作家进行思考,认为这批作家之所以提出“超性别意识”的创作,实质上是对她们所处困境的一种突围.“女性意识在目前不是溢满得应该超越了,而是张扬得远远不够”[18],因 此她认为在理论界所认为的“超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的典型作品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作家这种超出规范的举动正是对女性意识的张扬”[19].她们并没有超越女性意识的框架,女性意识仍然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志.
女性意识是否可以超越,是否已经有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如评论家所认为的超越了女性意识,这还有待商榷.笔者认为女性意识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之一,它的表现形式和历史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女性意识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它一直处于不断丰富和深刻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女性意识也会产生新的形式适应它们的变化.女性意识的产生是由于女性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这个根源会潜移默化地在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中呈现.女性意识同时也是女性文学创作的生命所在,一旦超越了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将失去它的独特性而沦入大众的洪流之中.因此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是很难超越的,因为女性意识的历史内容可以无限丰富,女性意识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而不会被迅速丢弃.女性意识作为识别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志,还具有其积极的意义.
三、结语
女性文学批评中关于女性意识的论争,丰富了女性意识的内涵,也丰富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是否该超越女性意识的论争,无论是主张固守还是主张超越都是为了女性文学的长久发展.阎纯德说得好:“在中国的女性文学中是没有禁区的,内容、形式、风格应该多姿多彩,等追求高尚、纯洁、美丽,不断发展繁荣我们富有个性的中国女性文学.”[20]
注释:
[1][2][5][6][13][20]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3]马婀如:《从张洁的“女性系列篇”看张洁的妇女观》,《文艺评论》1987年第2期.
[4]陈志红:《走向广阔的人生――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思考》,《文艺理论家》1987年第2期.
[7]谭湘:《理性与――对近年中国女性文学的几点思考》,《作家报》1998年9月17日.
[8]刘钊:《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批评》,《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6期.
[9][10]徐珊:《娜拉:何处是归程――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流变》,《文艺评论》1999年第1期.
[11][12]徐剑艺:《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超越》,《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
[14]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15][18][19]降红燕:《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16]铁凝:《铁凝文集4玫瑰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7]陆文采:《沉思在女性文学研究的园地里》,《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