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邓华熙(1826－1916年),字小赤,又作筱赤、小石,顺德龙山人,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举人,授员外郎,咸丰六年阴历十二月(1857年)到任刑部江西司,历任京师巡防处办事员、刑部郎中、江南道监察御史、大理府知府、云南府知府、云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苏布政使、署漕运总督、安徽巡抚、贵州巡抚,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1903年)因病于贵州巡抚任上退休,“历官数十年,不求赫赫之功,而能持大体,吏民安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将届辛亥重逢乡举,获赐太子少保衔.邓华熙政治思想开明,为官风格务实,一生中多次具折呈奏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议,又在地方长官任上养士保民,并进行大刀阔斧的近代化改革.退休后,值清廷预备立宪,作为极具影响力的乡绅,年逾八旬的邓华熙又受聘为广东谘议局筹办处首席议绅,并被选举为顺德自治研究社社长,致力于宪政制度的建设；武昌起义后,新任广州将军凤山于羊城被刺身亡,邓氏又以主席身分主持在西关文澜书院举行的各界人士大会,会议通过“决议保全广东大局议案”,决定广东自治,推进了广东的光复.1916年阴历十一月,年九十一卒,逊帝溥仪赐谥“和简”.
一、终其一生的“清流”作风
历史上的邓华熙,是一名官员,也是一位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留下诗词作品二百余首,骈散文若干,并工书擅画,于音律、中医药亦颇有心得.其中,邓氏的诗作可谓最能呈现其情操与志向.
邓氏深受儒家士大夫忧国忧民、修齐治平传统的熏陶,强调高洁德行的“清流”作风是其矢志不渝的人生圭臬；一个“清”字,也是贯穿其一生的“诗眼”.如咸丰七年(1857年)《忆途中一首》尾联：“秋曹清吏归何有,一箱书画一车轻.”同治十一年(1872年)《偶成一首》首联：“久甘清吏食欺无,家兴西曹十载余.”“秋曹”、“西曹”皆为刑部的别称,邓华熙供职刑部二十年,两诗时隔十五载,却都强调了作者两袖清风的作风.又如光绪三年(1877年)江南道御史任上作《竹》：
叶贯四时恒不改,座中佳士此为邻.虚心直节能容物,叶叶相承一个臣.
诗句也是自道“恒不改”的做人原则,而此词终稿之“叶叶相承一个臣”,原稿作“独立清风一个臣”,原稿的版本,更直白地揭示了全诗的主旨.邓华熙性情温厚,彼时又已年过知天命之年,也许是出于不愿过分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立”,显得与同僚分明对立,才改为“叶叶”句.又光绪四年(1878年)《山泉》：
汩汩来无尽,源须自远岑.出山违本色,撞石自成音.洗砚人来少,烹茶客竞寻.怀清原性在,抱一见天心.
可谓字字皆自况,句句有所指.此诗化用杜甫《佳人》诗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表达了居庙堂之高的身不由己,难免有违“清”的本色；“洗砚”、“烹茶”二句更是巧妙地讽喻了官场上好饮食私交而疏文才将略的风气；山泉水正是作者的化身,虽为“烹茶”上材,却更希望发挥“洗砚”的功用；末二句格调却又得到提升,矢志“怀清”,“抱一”终生.
邓华熙一生官运虽算平稳,却从未平步青云,与其耿直作风不无关系.他拒绝趋炎附势,对官场上的不正之风深感不满.同治十三年(1874年)《老虎矶》后二句：“难将威武屈,独惜困蒿莱.”光绪六年(1880年)《温泉补作》：“素有在抱中,温汤未浴气先融.臣心似水原来淡,讵肯趋炎拜下风.”皆是其清白廉洁心志的表白.又光绪六年仲冬,制军刘长镇奉旨到大理巡阅营伍,知府邓华熙等人负责迎送,邓氏对这种无关民生的迎来送往劳力伤财大为愤慨,于是作《送客有感》诗,其措辞在他所有诗作中可谓最为严厉：
民事从来缓不宜,未闻饯客亦虞迟.鸡鸣而起缘何事,貂帽冲寒冷不支.跸路昔年随御杖,郊亭今日送归师.牧猪屠狗何庸办,世态逢迎便合时.
作为传统读书人出身的官员,邓华熙却清晰地认识到出仕为官不过是“役虚名”,面对官场歪风,时势不佳,虽有退而保节的念头,却又感激皇恩浩荡,胸怀天下,终究还是义无返顾地积极人世.他的诗作中多次出现归隐、出山、感恩等意思,这种出世与人世的矛盾心情流露无遗.除前引之《山泉》,尚有如咸丰八年(1858年)《湘水行》末四句：“良期美果指潜渊,当如范蠡移家船.感恩愿效衔环鸟,悦志行歌树背萱.”同治五年(1866年)《贾岛峪》其一尾联：“少日出尘胡反俗,只留遗迹到今疑.”又其二尾联：“未能免俗君知否,出岫无心始不疑.”
邓华熙的诗品与人品可谓比较一致,其清廉、勤勉、恤民的作风,在同僚间和百姓中均有口皆碑,因此他在曾工作过的直隶、云南、湖北、江苏、安徽、贵州等省以及家乡广东,都拥有很高的声望.也正因为具有这些作为政治家的基本品质,加诸在得风气之先的家乡广东熏陶出的开明胸襟和与时俱进的头脑,邓华熙才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员中坚分子.
二、陈力就列,进言不倦
自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起至光绪四年(1878年)三月奉旨补授大理知府止,邓华熙任江南道御史仅一年半时间.然而在这短短一年半里,他向朝廷呈递了大量奏折,这些奏折内容涉及改革厘捐、旌恤烈士、赈灾抚民、厉兵缉匪等.他的意见大都得到照准执行.
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邓华熙丁亲母忧,返乡守制,八月自九江借搭广东南海海味船南下,此船在九江已完缴厘税,至壶口县却又有关卡重复抽取,而且厘卡又存在欺诈、贪污现象.邓氏痛惜彼时全国各地水旱灾害频繁,又多遭战乱盗贼之祸,深知厘捐之弊,感叹“厘捐一日不停,则商贾一日受累.兵燹之后,元气何由而复乎惟冀封疆大吏不惮艰难,力图别款,画止厘捐,则民力纾而康阜有素矣”.光绪二年十一月,邓华熙便以御史身分上呈《请普免各省抽麓以益民食折》,建议“凡谷米之属,有关民食者,一概免其抽嫠,俾贩运转移,畅行无阻,则民食充而民心愈固矣”.该折在同年十二月得到答复：直至次年四月止,各省暂免各卡厘金.
光绪三年三月,邓华熙具呈《请旌恤本籍阵亡殉难绅民折》,并附有关烈士事迹清单,请求朝廷对烈士予以表彰、抚恤,并准许在原籍建祠.当日,清廷下旨照准.同年五月,广东省北部发生严重水灾,河堤崩决,万人丧生,灾民流离失所.邓华熙于六月初六日连上二折：一为《陈奏广东水灾吁恳速筹赈抚折》,请求从速调拨钱粮赈灾,并抢修河堤；一为《请提惠济仓款办赈并免邻省入粤米厘折》,提出具体赈灾方案,请求就近提取广州城内由绅士经营的惠济义仓租息银作赈灾之用,并免除邻省入粤粮食厘捐,以降低粮价.二折建议均被朝廷采纳,由广东督抚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