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 :我国金融经过近30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但改革的成败却尚无定论.迄今为止的金融改革一直都受政府行为的深刻主导,且已出现一些问题,并越来越受到金融思想、价值体系甚至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促进或者阻碍,从而面临发展的“节点”.金融改革需要重新反思.我们认为,我国金融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需要依靠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的思维和观念更加、理性、务实,要依靠更广泛、更深刻的金融学术创新.
关 键 词 :金融改革,政府主导,反思,金融学术创新
一、我国政府主导型金融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其进一步发展的限制
金融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甚至是核心部分,控制金融资源或者主导金融改革和发展,是渐进式经济改革的内在意蕴.经过近3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金融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江其务就曾把我国金融改革的成就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了金融发展,二是改变了金融制度的环境,三是推动了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互动”.
政府主导金融改革和发展是造成“中国之谜”的主要原因,有其必然如此的逻辑.首先,在改革初期,金融资源匮乏,垄断的专业银行及其体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集中金融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财政机制发挥了融资和投资功能.其次,金融部门尤其是国有银行与股票市场为政府改革提供了一种“跨期平滑”机制:政府可以通过金融部门超前支取或者消费改革的收益,金融改革本身则成为政府其他部门改革的一种权力赎买机制,银行体系承担“改革成本”而使宏观经济保持稳定,为改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力保经济社会体制渐进地、平稳地转型.再者,改革是一个系统振荡的过程,在我国转轨的特定阶段,金融系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保持稳定,只有靠外部力量比如政府的干预或者主导才能实融系统的平稳运行.
然而,与金融改革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相对应,金融改革的代价或者改革成本也是巨大的,主要表现为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改革失误的“试错成本”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等等.两相比较,我国金融改革的成败目前尚无定论.
同时,我国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节点”,面临诸多发展的限制.其标志是:第一,进一步发展的数量及环境限制.由于比较改革初期经济发展总量的基数已经变大,兼因改革初期社会整体受益的局面不再彰显而使改革的边际效用降低(或边际成本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将受到抑制,加上自2007年起金融业加入WTO的过渡期已过而不再受到保护,我国金融的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环境.第二,进一步发展的观念及意识形态限制.目前及至较长一段时间以来,至少有两种认识或观念令人担忧.一是过高评价取得的成绩而肯定一切,似乎我们因综合国力的提升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因此断定我们走过的路是完全正确的,从而忽视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以及某些内源性障碍问题,也忽视了与我们争相竞争着的亚洲、东欧、南美等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忽视了它们多种本土化的发展方式以及隐藏其中的成功经验.因而不易明白变幻世界中的多样性和相对论的视角.二是因沿袭某些传统、陈旧乃至“左”的观念,对历史发展所展示的规律视而不见,对市场经济主导资源配置与进一步理清产权关系的积极意义等深层次问题全然否定,总是在一些永远不明所以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纠缠不休,导致改革进程经常进二退三.
总之,就目前所处的阶段而言,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而言还是政府主导性的,市场配置资源“形似而神异”.
二、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金融改革的深刻影响
对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是否产生过金融思想,以及金融思想是否对金融改革产生过影响,学术界分歧很大.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金融在改革开放之前搬苏联,之后则主要搬美国,因此其本身没有思想可言,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是有思想的,至少是不乏“思想火花”的,但这些思想可能不是原创性的,而是对西方或者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思想的阐释和应用.在金融思想是否影响金融改革实践的问题上,夏斌指出,我国的金融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先于金融改革实践的,金融思想者通过宣传、鼓动甚至教育金融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从而影响金融改革进程,金融政策是硬化的金融思想.谢平指出,金融改革中深刻甚至惨痛的教训也使得人们不得不加强对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甘培根也指出,我国的金融改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国学者或者学者型官员对本国实际的研究以及对国外经验的借鉴,我国金融改革的某些重大挫折或者败笔也归咎于这些学者的误导、片面,甚至以讹传讹.我们认为,哲人与思想者以及他们的真知灼见,尤其是那些洞悉国情又深谙科学的思想,注定会影响甚至决定社会进程.
我国的金融改革或者金融体系的产生和演化,随处可见包括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改革者的思想意识在内的思想烙印,改革进程正是在思想者的向前突破意识中形成博弈与妥协,并最终被逐步推进的.迄今为止,我国的金融改革及其思想史的发展仍然颇具这种“中国特色”.事实上,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某些策论对金融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确立受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影响,开放证券市场受1984年“合肥会议”的影响,1984年银行的分设既是部门主管的某种倾向性主张,也与当时学术界关于“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理论”等思想争论密切相关.2005年,对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过程中是否贱卖国有股权问题的理论界的论战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事实表明,金融理论的探讨已经对我国金融改革进程及其具体方式等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
学术界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有时甚至还十分激烈.例如近年来争论甚炽的诸如股市赌场论、银行贱卖论、人民币升值与否以及如何在金融改革过程中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等问题都已逐一展开.此外,还有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政府主导的改革与市场主导的改革何者更有效率下一步我国金融改革的焦点在哪里,是产权边界,还是公司治理银行改革和发展的出路在哪里国有银行目前是否已达到商业化标准银行商业化同金融稳定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等等.事实上,我国金融改革的成败目前远非定论.我国的金融改革仅仅经历了不到30年,无论就纵向或横向而言,都远不是下结论的时候.对我国金融改革的系统反思和深刻检讨正在形成某种潮流,不可回避,这对金融改革本身与学术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总之,任何一项社会变革,都有其思想或者理论指导,我国的金融改革也不能例外.那种认为政策由当局管理层做出,与书生议论无碍,或称为“两张皮”的说法与历史经验不符.
三、深化金融改革要加强金融学术创新
目前,就如何深化金融改革至少有两种代表性的倾向,一种倾向强调金融改革是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认为要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加强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培育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应鼓励民间金融发展.结合金融思想对我国金融改革进程的影响,以及目前所受的约束这些基本事实,我们认为,我国金融进一步发展需要依靠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的思维和观念更加、理性、务实和富有效率,需要依靠更广泛、更深刻的金融学术创新.
(一)学术独立是其创新的前提
我国的学术研究历来缺乏科学传统,重思想而轻科学,这也是我国几千年来思想家众,而科学家寡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的金融学术研究似乎也秉承了这样的传统.新中国建立以来,金融研究在多数时候被作为一种思想或者意识形态来研究,注重讨论诸如货币是否有阶级性这样的问题,而对其作为科学的属性关注不够.这种学风一致延续至今,似乎也没有多大改变.这或许与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官本位”思想文化有关,而且它作为一种人文现象也似乎不足为怪.但是,那种在学术研究中过度强调学术的所谓思想性而忽视其科学价值并进一步将其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使学术研究与政策需要或者某个阶层利益结合在一起,并构成某种依附关系的学术研究空气,对学术进步或者大而言之对社会进步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学术研究缺乏独立性不仅伤害了学术进步,也伤害了政策研究的科学性.长此以往,不仅窒息学术生命,还会误导改革实践,甚至祸国殃民,也不是没有可能.例如,信托的建立一开始就偏离了市场的方向,导致整个信托几近全行业崩溃,发展到不得不对信托进行大规模的行政干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次创业”的地步,农村信用组织本来是民间组织,却被诸多的计划经济、行政干预以及后来的地方保护等搞得面目全非,产权模糊,管理混乱.其中自然有政府利益作祟,但某些学者缺乏独立精神、充当政策吹鼓手的行为也难脱其咎.
我国的金融改革发展到今天,需要更多地强调金融学术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就要重视西方金融学术的研究方法中关于“可验证”的思想意蕴,要重视实证研究.我国的金融学术研究应该同政策需要割裂开来,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批判性,需要营造广开言路的话语环境,允许不同学说展开辩论或者竞争,既要超越“左”或者“右”的争论,又要克服“土”或者“洋”的狭隘,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繁荣局面.
(二)范式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内容
规范的理论研究大都必须借助分析范式,建立分析框架,在此范式或者框架内一些基本假定被事前确定,规范研究的任务在于在此假定下,寻找另外一些具体的约束条件,运用逻辑方法得出结论.因此,结论总是建立在这些基本假定、具体条件以及逻辑论证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基于同样分析范式得出的结论才是可以比较的.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金融思想采取了与西方主流金融理论不一致的研究范式,而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成果甚至缺乏必要的范式,或者说范式混乱.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曾经是占主流地位的金融研究范式,学术界利用它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分析方法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系列经济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十年以来,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大量涌入,西方金融主流的研究范式也被引入进来.但是,迄今为止利用西方主流范式而成绩优秀的研究者还不多见.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即使西方金融研究主流范式能被娴熟运用并能产生一批“标准”的符合西方金融研究规范的学术成果,恐怕也会因其不能适应我国的特定约束条件而难以有持续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对于我国金融学术界而言,当然有必要继续大力学习引进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范式,但也不可盲从和莽撞,更要努力建立一种适合我国特定状况的研究范式,鼓励金融研究范式创新.
(三)制度创新是学术创新的保证
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等都与目前的学术研究制度有关.首先是利益机制.在目前的体制下,纯学术的理论研究,比如基础理论研究在收入上是缺乏吸引力的,这类研究的经费通常来源于国家各种科研基金提供的资助,资助额度有限.而应用研究,尤其是各大金融机构资助的重大研究课题则收入不菲,但这类研究通常会要求体现资助方的政策意图,或者倾向性观点,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其次是人才体制.长期以来,甚至直到目前,我国的科研体制都不能最大限度地把最适合做研究的人员留下,而把那些不适合的人员淘汰出局.最后,与信息披露机制有关.我国尚未建立公开的、完整的、有效的可供金融研究的数据资料库,很多研究由于缺乏数据而只好停留在逻辑推论和提出理论假说上,而无法根据已有数据或者案例展开验证.这也使金融研究的整体水平比较低,也容易造成理论研究与实际情况“两张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