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美国总统布什在2006年度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将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减少对中东的石油依赖,乙醇和其他的能源将逐步取代石油.200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发表《2007年国情咨文》时又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乙醇汽油等其他替代能源技术的迅速发展,增加替代性燃料的供应,以削减对汽油的消耗量,到2017年汽油消耗量力争最多削减20%,计划2012年燃料乙醇达到2200万吨,2020年生物能源利用达到能源消耗量的25%.欧盟决定,到2010年生物柴油的产量发展到800万～1000万吨,占柴油市场份额的5.75%,2020年将达到20%.德国联邦政府认为,降低矿物能源消耗和开发可再生能源是德国联邦能源政策的核心,2002年6月7日,德国通过了对所有生物燃料油免税的法律.联邦政府2003年5月出台了“推动生物燃料和其他燃料在交通领域的应用”的策略,目标是到2010年生物燃料市场的占有率达到5.75%,氢燃料的占有率达到2%.瑞典等国甚至计划到2020年将全部能源消耗的30%用生物能源替代.
1996年10月,发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世界宣示,中国粮食自给率至少维持95%(本文中的粮食概念是广义的,指供食用的谷物、豆类和薯类的统称),明确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外汇盈余的加大,也有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中国应该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降低粮食自给率,从国外进口粮食.但最近的一个新动向是一些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是主要粮食供给国),采取生物能源战略,这将减少世界粮食市场供给,加大进口国的粮食安全风险.因此,中国必须严格保护现有耕地,提高其等级与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是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又能买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
我们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多
虽然我国自从1978年以来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变缓,但是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口的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3亿.各种方法都预测2020年人口总数将超过14.3亿.综合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等对粮食需求预测研究结果,到2010年、2020年,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分别为5.5亿吨、6.0亿吨.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4的人口.但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即使是1996年414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也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2,美国的1/3左右,尚处于基本解决粮食温饱的低保障能力水平.1999年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基本没有增加,2003年更是降低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仅有334公斤.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计算的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分析,我国粮食需求量逐年提高,从1995年的4.53亿吨提高到了2005年的5.02亿吨.从粮食消费构成上看,直接的口粮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在减少,而饲料用粮、工业用粮所占比重明显增长.1995年到2005年,虽然口粮总体上逐渐减少,已经从1995年的2.80亿吨减少到2005年的2.64亿吨,但同期,饲料用粮、工业用粮总体上却逐年增加,分别从1995年的1.17亿吨、0.38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1.65亿吨、0.58亿吨.口粮消费量及其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及其所占比重明显增长,主要归因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饮食结构变化必然是对农业初级产品――口粮的需求量减少,而对粮食转换产品――肉、蛋、奶等副食品以及酒类的需求量增大.所以,尽管口粮消费量在减少,但总的粮食消费量是不断提高的.并且,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二、三十年内,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增长的趋势不会逆转.
人均耕地愈少,粮食安全风险愈大
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自1998年达到创纪录的5.12亿吨以后,连续五年下滑,到2003年,粮食总产量降至4.31亿吨,与1998年相比,降幅达15.93%.
粮食总产量的下降虽然主要是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下降或机会成本加大而引发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复种指数下降等原因造成,但耕地减少造成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不可忽视.
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1996年～2004年的全国耕地面积呈逐年持续减少之势,从1996年的13003.92万公顷下降到2004年的12244.43万公顷,平均每年净减少近100万公顷,耕地流失形势严峻.
全国耕地数量减少的主要途径有四种,分别为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占用和灾害损毁.1996年～2004年间,因生态退耕减少耕地647.21万公顷,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174.40万公顷,建设占用耕地161.91万公顷,灾害损毁耕地60.41万公顷.生态退耕退掉的大多是不适宜耕种、对生态安全造成威胁的耕地.生态退耕虽然减少了耕地数量,但有益于土地休养生息,并未对耕地生产能力构成实质性威胁.农业结构调整虽然减少了一定数量的耕地,但农业结构内部的调整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既可以将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也可以将其他农用地转为耕地,这种转变也不会减少粮食生产能力.因此,粮食生产能力可以不计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减少.但与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不同,建设占用耕地却是耕地生产能力的永久丧失.因为,耕地向建设用地流转是容易的,而将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却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流转可以说是单向的.更为严峻的是,建设占用的耕地大多是城市周围、道路两侧有灌溉设施、等级较高的耕地,其生产能力基本上是区域最高的.粗略计算,全国由于建设占用耕地,1996年～2004年间,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减少1822万吨.虽然在这期间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和开发增加耕地245.64万公顷,但这些新增加的耕地质量不抵建设占用的耕地,因此,全国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是下降的.耕地减少将造成粮食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
中国粮食安全必须立足于自给
1972年～1974年,世界处于战后最严重的粮食危机,粮食短缺、飞涨、购买力严重缺乏的国家被挤出国际粮食市场.根据当时进行的第四次世界粮食普查,受20世纪70年代初期粮食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儿童,有1/4～1/2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整个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5倍～8倍,幸存下来的儿童的寿命也只有发达国家的2/3.
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宏观层次的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保障能力,包括粮食生产自给能力、进口能力和储备能力等,二是消费能力,包括粮食的有效需求总量以及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等.而物质保障能力或粮食供给能力是粮食安全的根本.
上面已经说明,我国自1998年达到历史上的最大粮食产量以来,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虽然1983年～2004年进、出口相抵后的净进口额基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1997年以来,粮食进口量呈增加的趋势.2004年,我国粮食净进口数量突增,达到20年来的最高点―2484万吨.2004年粮食净进口数量的突增是因为1998年以后粮食生产持续下降,消费量不断增加,库存逐渐消耗到临界值的缘故.
近几年世界粮食年贸易总量2亿～3亿吨,不到我国年粮食消费总量的一半.全世界粮食库存大约4.5亿吨,不够我国一年的消费量.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态保护政策将进一步减少耕地开发甚至退耕,也因环境保护将减少化肥投入,再加上不断增加的人口,必将减少世界粮食库存,影响世界粮食市场供给.
最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世界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可再生能源,特别是生物能源上,特别是西方经济大国,也是粮食出口大国的生物能源战略将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供给,对发展中国家和粮食进口国 的粮食安全带来更大风险.
生物能源主要指以淀粉质生物,如粮食、薯类、作物秸秆等为原料生产的石油替代油料,被公认是最重要的一种替代能源,包括燃料酒精、生物柴油、沼气、生物发电、生物制氢等,具有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特点.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这种洁净生物能源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将发展生物能源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重点.
在目前,开发利用纤维素、半纤维素水解、醣化、发酵制燃料乙醇的技术尚不成熟,促进生物能源替代石油主要利用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存在着与民争粮的问题.美国乙醇生产每年所消费的玉米目前约为254亿公斤,占美国玉米总产量的近10%,今后10年预计超过500亿公斤,这就意味着向世界粮食市场少供应250亿公斤粮食,正好相当于我国2004年的粮食净进口量.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和消费地区,近年来欧盟生物柴油产量迅速增加,欧盟生产每吨生物柴油平均需消费2.7吨油菜子,生物柴油成为欧盟油菜子消费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虽然随着国力的增长,我们可能有足够的外汇进口粮食.但全世界每年的贸易粮仅2亿～3亿吨,还不到我国粮食需求量的一半,如果我们在世界上大量进购粮食,世界粮食肯定飘升,况且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且世界上还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处在饥饿线上,中国大量进口粮食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都太大.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建立在大量进口的基础上,要立国.
耕地数量和质量是粮食安全的关键
耕地资源不仅是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而且是当前条件下我国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限制因素,因此,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最根本的是维持一定数量、质量的耕地.
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人均耕地只有1.4亩.由于庞大的人口对食物需求的压力,已经开垦了许多生态脆弱区宜耕性差的土地和经济上的边际土地,后备耕地资源非常有限,而且质量差,因此,再增加耕地非常困难.中国现有的18.3亿亩是现有土地资源中可以用于粮食生产的精华,必须严加保护.
无疑,增加投入可以提高耕地的生产能力.诺贝尔奖获得者NormanE.Borlaug指出,本世纪全世界作物产量增加的一半是来自化肥的施用.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的调查结果也表明,施肥可以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55%～57%.但是,随着化肥施用水平的提高,施用化肥的增产效率在下降.1977年～2005年,我国化肥施用量由596万吨提高到4766万吨,增加了700%,而同期粮食总产量由28273万吨增加到48401万吨,仅增加71%.我国用世界30%的化肥,生产了世界20%的粮食.粮食单产是世界平均单产的1.5倍,高产田的产量是世界平均单产的2倍～3倍.报酬递减规律表明,在高产基础上再增加投入进一步提高产量难度更大.同时,再增加投入经济效益会明显下降,农民也不愿意再增加投入,近几年全国氮肥施用量的减少就是佐证.而且大量施用化肥引起的环境污染的问题也迫使我们不能为了单纯的粮食增产而不顾环境污染的风险.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地下水硝酸盐污染严重,京、津、唐地区的地下水的硝酸盐含量超标率达55.1%,化肥造成江河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极为广泛、严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蓝藻水华最严重、水华蓝藻种类最多、分布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通过土地整理,提高耕地等级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另一重要途径.据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统计,全部耕地中,基本无限制、质量相对较好、有灌溉设施的保收田(包括灌溉水田、水浇地及菜地)占耕地总面积的39.9%,另外近60%的耕地受到各种限制因素的制约,质量相对较差,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我国的中低产田基本上都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障碍因素的耕地.通过坡改梯、旱改水等农田基本建设,消除或基本消除制约这些中低产田生产能力的旱、涝、碱、咸、瘠、薄等限制因素,培肥地力,可以提高耕地等级,增加粮食单产和总产.
但是,无论是通过增加投入提高单产,还是通过土地整理提高耕地等级和综合生产能力,保护耕地面积是关键.没有一定数量的耕地,通过增加投入和农田基本建设提高生产能力,都将是无米之炊,无源之水.因此,严格保护耕地的国策必须贯彻执行,永远不能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