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现实资源的稀缺使得维护社会和谐的侦查行为的开展面临一系列的困惑.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运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效益观,一方面对侦查行为效率和公平的均衡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方面运用成本分析法对侦查行为展开讨论,通过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争取以最小可能的资源花费来达到预期目标,实现侦查效益的最大化.
关 键 词侦查行为侦查效益侦查效率
作者简介：成峰,中国人民大学2008级中国刑法专业研究生；陈前,中国人民大学2008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1-298-01
一、侦查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一)侦查的核心价值
从侦查成本和侦查效益方面来考虑,侦查成本资源是相对有限的,不讲效率的侦查活动势必也是对有限的侦查成本资源的一种浪费.另外,效率的目标追求还是侦查活动的根本性质使然.犯罪事件系统的信息量在时间的方向上是逐步耗散的,把犯罪作为认识论对象的侦查行为只有抓紧时间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因此,侦查的核心价值应当是公平和效率.它们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效率为公平提供物质基础,使一定的公平形式得以建立与维持,公平则为效率的持续增长提供制度保证.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认为,效率与公平是适用于不同领域的社会原则――效率是关于生产方式或生产资料分配的原则,公平则是关于生产关系或社会再分配的准则.两者并行不悖,即人们可以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获得并增进公平.P
(二)效率和公平的均衡
经济学家最大的习惯就是渴望把每一种社会现象都描述为个人或机构在追求最大化目标的相互作用中所达到的均衡.侦查行为的价值观即为效率和公平的均衡观.侦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既要追求侦查效率,又要保障侦查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在现实环境中,侦查行为的实施在供求不均衡―均衡―不均衡的循环过程中演进的.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成功地达到并且维持了极端任意的权力与极端受限制的权力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可能永久保持.文明的进步会不断地使法律制度丧失平衡.通过理性使用于经验之上,然后又回复这种平衡,而且也只有凭靠这种方式,政治组织和社会才能使自己得以永久地存在下去.Q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一方面会使侦查资源的配置变得无效或短缺,另一方面会改变可供选择的结构范围.由于环境和成本收益的不断变动必然会打破原来的均衡,出现了效率和公平两者的再创新.
二、侦查行为效益的成本分析
(一)侦查资源的稀缺性
美国学者斯蒂格勒指出,法律实施的程度取决于提供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力、财力的数量.只要有足够的,几乎每辆超速行驶的汽车都能被查出来.R但是资源稀缺是一切法律实践活动所无法回避的现实状况.一方面,法律制度的设计、制定和实施是一个浩繁的工程,其权威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刚性要求,致使法律不能朝令夕改,而由法律规范和调整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是鲜活的,这就使得法律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滞后性和稀缺性,受制于法律的侦查活动及其资源配置也表现出相应的稀缺性；另一方面,人们出于程序正义、司法公正和保护人权等理念的考虑,对侦查这种国家权力给出了种种约束性条件.
而且现阶段,我国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各级机关“贫血”现象严重,也造成侦查资源的稀缺.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刑事犯罪进入了一个高峰期,犯罪的大量增加需要国家投入更多的资源,侦查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供给严重不足,也导致了侦查资源的稀缺.
减少侦查行为的成本S首先,侦查行为涉及的社会关系的面与量.要保证侦查行为实施的必要人、财、物.
其次,侦查行为实施主体的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侦查行为是侦查主体为查明案件事实与真相调取、收集证据的过程.侦查主体的文化、心理素质高,则侦查水平就要高些,有利于保证侦查行为实施的程序的合法性,减少不必要的损害与赔偿.这样以来,就节省了执法费用.
再次,侦查行为实施手段的改进.大量先进技术的引入与运用,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劳动力等其他一些资源的投入,另一方面也是适应现代犯罪的需要.
同时,在侦查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常常会产生一些非成本因素,这些非成本因素的执法费用的支出,是一种非必要执法成本.这些成本有时、有些可以作为执法成本的一部分,有的则纯粹是一种浪费,应当注意避免.这些因素包括：一些侦查人员的随意行为,造成执法的中断；侦查手段的落后,不能及时出击,贻误战机,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等等.
三、侦查效益的边际收益分析
投入应与产出相适应,在侦查过程中,不能不注意投入,但也不能盲目投入.对投入与产出有必要进行费用与效用比考核,力争以较少的耗费,获得最佳的侦查效益.若要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即在侦查活动中投入的成本最小,取得的最大,则必须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侦查行为的边际成本是指侦破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增加的成本投入.侦查行为的边际收益是指侦破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增加的收益.侦查收益,它既包括对公民个人权利保护的效果,也包括对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效果,还包括社会秩序的好转.
当犯罪被大量查获时,查获犯罪所产生的侦查投入大幅度增加,机会成本也随之增加,侦查行为的边际成本随侦破率的上升而增长.随着案件破案率的增加,国家从中获得的收益增加额是越来越少,即侦查边际收益随案件侦破率的增加而不断下降.最优侦查收益正好是侦查边际成本等于侦查行为的边际成本时.
若侦查行为的边际收益大于侦查行为的边际成本,即破案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获取的收益大于所花费的成本,说明侦查机关未能充分发挥其潜能造成资源过剩,因此应当加大打击力度,提高案件的侦破率,这时进一步减少犯罪,即制止更多的犯罪,将有利于社会.若侦查行为的边际收益小于侦查行为的边际成本,即破案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获取的收益小于所花费的成本,说明当前刑事政策过于严厉,造成资源浪费,得不偿失,因此应当放宽政策,容忍一定量的犯罪存在,这时放任少量犯罪有利于社会状况的改善.
注释：
P王佩蓓．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法经济学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学术月刊．2006（4）．80．
Q肖扬．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46．
R乔治J斯蒂格勒．法律实施的最佳条件．法学译丛．1992（2）．18-19．
S张小建．论刑事侦查的效益．江西专科学校学报．200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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