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儒家“社群至上”的经济,主张由国家塑造社会,强调国家意志的普遍性,并通过国家权力和规范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对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认为经过现代化的扬弃和重构,赋予其新的内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当代的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关 键 词：儒家经济社群至上企业经营管理
儒家“社群至上”的经济
以前我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国家,国家观念不过是家族主义和宗法意识的延伸,政治结构和管理机制不过是天然家庭和血缘关系的扩大,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也必然依照日常生活的经验性规范,建造社会秩序的结构和经济生活的图式.所以,它不仅要维系一个民族整体的存在,而且必须参与和保护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为人民生存提供相应的物质环境和秩序保障.因而,在其整个价值体系中,由国家主体形式所涵化的群体取向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的宗教文化精神,也蕴藉了对刚性私有制度的否定,以及重组社会秩序和经济关系的愿望.对于此,儒学创始人孔子较全面地表达了他对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关注和理想,倾向用国家的力量和的规范来作为重构秩序的保障.
儒家这种主张由国家塑造社会,强调国家意志的普遍性,并倾向通过国家权力和规范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反映了古代价值体系的群体取向.孔子主张按照古代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来管理社会,用养民以惠的原则来协调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孔子一直强调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里,“德”就是对人民的恩惠和教化,“礼”则是对人民的规范和秩序,表达了以民本思想为基调的社群理念.孟子则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侧重为国家制度设计理想模式,主张“均田薄赋”、“以户析产”的经济思想,倾向肯定国有制和家产制,并以“国中什一使自赋”作为理想化的分配原则.这样,在孟子的社会理论中,由于主张国家掌握土地所有权和财产分配权,最终确定了国家在经济结构中的支配地位.孟子一贯推崇“天子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国家学说,并作为化政治的哲学基础,因此奠定了先秦儒家的国家主义理论构架.这种学说不仅赋予国家具有代表社会公正的道德意义,而且认同国家具有仲裁不同利益的理性意义,由此蕴含了以道德转化政治的理想.
由此来看,儒家的这种社会构想,是以君权和为媒介来滋润社群关系的政治化模式,它把选择经济手段和商业策略的问题,变成确立价值、规范和目标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形式理性的建树,来维护社会的均富和公利,推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以此作为国家政治的凭籍,形成了以国家主义制衡经济行为的道德基础.这样,社会的一切既定关系都毫无例外地服从宗法人伦制度的需要,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利益分配,也要最大限度地依靠政治制度的调整.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儒家学说利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关系结构来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保证社会资源能够用于达成某些稳定的目标.严格来说,权力关系和人情网络很难进入经济关系,因为经济关系和商业行为都是受非个人的市场合理性所制约,而国家主义和人伦主义对商业精神的渗透,则无法保证市场规则对于国家制度或秩序的优先性和独立性.虽然权力结构和人情网络在社会关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并有可能以一种特殊主义的资源体现出来,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提供契机.但是,古代商业行为只重自利不重利他的倾向,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并为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涂上一层极端工具主义的色彩.
尽管如此,古代商业精神却始终受到权力体系和亲情关系的影响,并在特殊主义的环境中发育.经济思想与民间商业精神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曾在一定范围内缓解了经济秩序中的各种张力.在汉唐时期,由于政府主要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国家力量并未真正渗透到社会深层,民间商业活动也未受到有效的限制,经济自由曾为社会带来长期的繁荣局面.但在明清社会,由于国家体制向社会深层渗透,躁动的民间商业精神,最终被“官商合办”、“官僚商办”、“官僚民办”等国家主义措施所覆盖,而很难正常发展.超经济的特权物化和人情扩展,终于导致商业理性精神渐渐濒于颓落.国家暴力潜能向社会深层渗透的结果,使延伸出来的社会责任和道义原则发生蜕变.随之而来的却是普遍的贿赂公行、仗势逐利、官府庇护以及地方性、家族性的特权膨胀.它意味着,一旦政府实行无为而治时,商业环境相对宽松,经济因素因此可能趋向活跃；但也意味着,一旦国家中心结构失衡时,也会导致“礼崩乐坏”的道德大滑坡,从而摧毁社会的既定关系和利益定局.
经济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环节,其目的是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充足的物质条件.因此,作为国家经济制度的惟一标准,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是否有助于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这一共同的福祉.儒家思想通过社会架构来体现商业秩序与公平原则,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儒家“社群至上”经济对当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
(一)“内圣外王”：企业家的成功之道
所谓“内圣”是教人如何通过道德修养以达到圣贤境界,“外王”则是教人如何献身社会、治理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儒家思想中,个体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是道德上至高至善的圣人,社会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是君临四海、恩泽天下,而“内圣外王”则恰好是这两种价值形态的统一,成为其孜孜以求的完美人格.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它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引导激励无数仁人志士践行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但作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智慧和思想财富,它对于当代的企业经营与管理同样有着极大的启示.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目标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利润最大化就是企业经营与发展唯一目标.1994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和波拉斯合著了一本《企业不败》,他们通过对18家长期成功（至少有45年卓越经营经历）的企业与18家对照企业进行了长达6年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在导致企业成功的因素中,追求利润的动力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们倾向于追求好几个目标,而赚钱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不错,它们追求利润,然而,它们也追求范围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的理想.追求利润不是最主要的,但是目光远大的公司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又得到了利润,它们两方面都做到了”.许多国际著名的企业家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曾指出：健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是不可缺的,但它终究不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营事业来谋求和提高人类的共同生活.由此来看,决定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并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而是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如果把企业道德境界的极致比做“内圣”,一个企业要想达到“外王”―这一成功的巅峰,必须要做到两点：首先,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及价值观.在经营过程中既追 求经济价值的同时又使得自身的社会价值不断得到实现,在追求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为自身经济价值的进一步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这就是企业应该不懈追求的“内圣”境界.其次,不断加快自身道德资本的运营,努力促进由“内圣”向“外王”转化机制的形成.在儒家圣王人格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就蕴含着这种机制,企业要想完成这样一种转化机制,从价值理性角度来说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同时还要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实现两者完美的统一.从许多历经百年而不衰的大企业的成功经验来看,它们走向成功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提升企业道德境界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通过运营道德资本创造源源不断财富的过程.因为良好的企业精神不仅成为它们的形象和标志,而且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成为它们成功的秘诀和致胜的法宝.
(二)“兼善天下”：企业经营理念
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物,在享有社会所赋予种种权利的同时,也相应地承担着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就儒家看来,个人处在社会关系的中心,并非为了谋求自身的权利,而是为了实现自身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和对他人的责任.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不仅仅是对个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时应承担责任的一种道德要求,更是为了培养人们心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而,历代仁人志士在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阐择和践行中,无不体现出这种浓厚的社会责任意识.
在儒家这种责任的构建上,首先以家庭为本位,以“孝悌”为基础,以家庭利益作为责任选择的出发点来确立道德责任的.人们的责任大小和选择是爱父母开始,然后,依据家庭血缘关系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由父母及朋友及天下人逐步实现人们的社会责任,这与他“爱有差等”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体现自然关系的等差之爱仅仅是实现孔子“仁道“原则的逻辑起点.人一旦能从这种自然关系中得到提升,“仁道”原则的实现也就有了内在的保证.这一思想可以从《论语》中这一段话得到映证：“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在此,孝悌构成了人类普通交往的出发点,从亲情之爱到群体之爱,表现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仁道原则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升华为一种普通的规范.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儒家这一思想具体到企业责任信念的形成上,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对出资者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是企业自身的一种自然的、基本的责任,是实现其他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对员工、顾客、经理、供应商和地方社会的责任.因为企业的行为会对它们的利益产生直接和程度不同的影响,企业理应承担起对它们的社会责任.最后,对社会的责任.这是企业责任的最高形式,也是企业精神的最高境界,即儒家所追求的“仁道”境界.它标志着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承担起对促进社会公正、增加社会福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和保护改善自然环境的责任,从而把企业自身的发展融汇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中.在现实中为了培育企业的这种责任精神,儒家认为必须从第一层次做起,承认企业逐利的“自然本性”.然后再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引导企业逐步走向一种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善天下”的理想境界.
(三)“和而不同”：企业的管理模式
在儒家经理中,孔子继承了前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提出“和而不同”的观点.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也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荀子从认识论的角度阐发了和同之异.他认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观于道之一隅而未能识也”,因此,必须“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意思是说只有在对各种情况全面把握的基础上,衡量找出中间之道,才能达致“和”的理想状态.儒家这种“和而不同”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和合”精神,展示了一种在处理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时将各种矛盾蕴于一体的“和谐”之美.将这种思想用于现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都有着十分宝贵的启示意义.
现代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人,如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等.企业的经营目标与多个利益集团有着直接关系,是这些利益集团共同作用和相互妥协的结果,各个集团都以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和总价值的不断增长为最终目的.在这种态势下,如何协调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多赢”的利益格局,使各方的共同利益得到保护,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其所蕴含的“尚和”、“执中”、“共赢”的价值理念,则正是高度契合了这种时代需求,成为一种正在为越来超多企业家所接受的卓越管理智慧,日益成为了一些知名企业的经营之道和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