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在这封“自白书”中,四川大学教师周鼎“控诉”当今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考核机制,“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报账,报账,还是报账.”
周鼎是最受川大学子欢迎的老师之一.在声明自己将不再开设公共课后,众多学生和老师都发出一阵叹息.和大多数老师不同的是,周鼎几乎从不申请科研经费,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课堂.学生眼中“好老师”的标准,和考评机制中的大相径庭.
“标准”多种多样,也许才是社会开放的标志.当问题涉及时,我们就更难得出一个“标准答案”来了.西安某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手术室自拍的照片被传到网上,在此后的几天中,舆论风向出现大逆转.从谴责到同情,涉及手术室拍照规范、行政处罚的依据、传播等方面的讨论都不断涌现.
有些讨论显得像是“细枝末节”,但却异常重要.如此,我们才能逐渐形成一些标准,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指导――讨论“标准答案”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形成这些答案,以及它是否足够开放和包容,允许自己在历史中流变.
白血病患者陆勇从国外为自己和病友购进仿制药,被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通过这种行为,他帮助病友每月省去2万多元,还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生存几率.
中国媒体称他的故事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多少赋予其一丝浪漫色彩,和道义上的同情.但关于陆勇行为的讨论,并不止于那些有些扯人眼球的新闻标题.
其引发的争论不仅事关公共政策和法律,也事关甚至是哲学,事关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西充“艾滋病男童”坤坤被村民以联名信的形式驱逐一事,后来出现转折――原来,竟是媒体为引起外界的注意,“策划”了这场驱逐事件.坤坤的处境经媒体后,他的救治和入学有了保障,有了一个看似光明的结果.可这其中仍然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策划驱逐是否符合新闻?媒体对村民行为的描述是否客观公正?
我们每天的信息都在不断更新,但对于“答案”,未必每个人都能保持一颗开放的追问之心.有些问题,虽然会被一直争论下去,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却让人看到社会的“整体理性”和无限的可能性.
就像话剧《哥本哈根》中波尔曾说的一句话：有些疑问是无答案可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