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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时,曾一鸣和熊汝霖分到一个屋子.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心里不约而同泛起“以前一定见过这家伙”,一开口,果然,“久仰”对方大名.他们都北漂过,从里到外有着差不多的沧桑；都参加过大大小小选秀节目,被淘汰多次,也拿过冠军,于是,“我们马上变成很好的朋友.”
问题是,曾一鸣后来成为节目的中心,而熊汝霖在三亚被淘汰.按照导师说法,前者更具可塑性,而后者很难在节目里得到进一步提高.可真的如此吗?他们的不同在于：曾一鸣更狂,经历也更悲惨（详见后面深度专访）—这意味着他的“逆袭”会变得更加励志—而熊汝霖则“冷静”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他的新专辑.
如果从《超级女声》算起,选秀在中国已经来到第9年,参加选秀的人越来越多,但圈子却越来越小,各个电视台导演资料库里的选秀咖开始重合.比如,金池曾劝曾一鸣参加《好声音》,王乃恩也劝过Hope里的刘雨潼参加《好声音》,刘明辉也早就认识金志文—虽然那时金志文还不叫金志文.每年春夏交季,他们会接到各电视台的邀请,带着大同小异的目的,飞向不同城市.
在分析为什么某某红了而自己没红的辗转反侧间,有些人悟出的道理是“因为自己没有某某努力、帅、有后台”.而随着选秀歌手起起伏伏,有些人也对一夜成名神话产生怀疑,比如曾一鸣把它归结为“这都是命”,啊,他竟然答对了.想起悲惨过去,他摇摇头说,算了,还是赶紧结婚生子吧,他和芒果台工作人员开玩笑说要不来你们这上班好了；可是,真被传说中的幸运击中那瞬间,他又毫不怀疑自己能成为比Eason更成功的超级巨星,跺跺脚,整个国家都为他的传奇经历和不懈梦想而欢呼.
梦想,这个高尚词汇,把他们变成一个又一个渴望成功的于连.如果没有这个节目,刘明辉大概已经放弃音乐梦想,继续做个事业小成的音乐公司老板；现在,因为导师的激励,他决定继续唱歌出专辑,还有Hope,他们已经开始规划起像F4那样的演艺经历—一起出道,各自单飞,然后在每年一度晚会上重聚,再次感动中国.
去年年底,有篇博客写道：“歌唱比赛,就像潘朵拉的盒子等为了实现那个听起来浪漫无限的音乐理想,众多选手在最终面对冷漠和下滑时八仙过海展示出最后的无奈与抗争：有的人为了宣传专辑和小区保安吵架,有的人为了找回关注今天当尼姑明天当和尚,有的人在媒体过度关注和压力下本来常规二选一却赔偿了标准以外三四倍的最终还被送进监狱,有的人在努力实现艺人价值的过程中被火烧得遍体鳞伤,有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找到耶稣上帝释迦牟尼,有的人成为算命和风水大师家里最常出现的身影,有的人用仅有人气在淘宝上兜售着充值卡,有的人为了成为真正偶像把鼻子做太大然后没办法又再改回去等”—博客的作者是吉杰,你还记得他吗?某一年“快男”第五名,曾经的外企高管Jeffery.
最后,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最强音》这个被不断吐槽的节目,仍然在最后网络环节,爆发了惊人的力量,仅仅是墨绿森林和林军的PK,获胜者就得到近100万人次的支持；节目同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湖南卫视据说获得了蒙牛的天价冠名—虽然双方都没有透露冠名具体,但蒙牛说,他们把钱赚回来了.
最后的最后,《最强音》结束了,《快乐男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梦想在召唤着充满的年轻人—呃,你就当我们在做节目预告好了.
我现在最想找个老婆,生个孩子
曾一鸣刚刚从上海回来—6月18日,上海电影节“博纳之夜”,曾一鸣第一次见到徐克、刘德华,见到《国王的演讲》导演汤姆·霍伯,在导师章子怡的介绍下,大腕们纷纷赞他唱得真棒,有那么一瞬间,他再一次觉得自己倍儿有面子,但现在,他把椅子拉得离我近了些,用手拨开额前空气,“那是一场梦.那不是我的世界.我只是跟章子怡姐姐出去玩了一下.” 一场迷梦
在《蒙牛酸酸乳中国最强音》成名后,曾一鸣干过一件事,他走到街上,拉住很多陌生人问：“你认识我吗?我是曾一鸣.”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咧开嘴笑了,很享受这种久违的快感—
2008年,曾一鸣被一家著名的唱片公司签下,那时候他的经济状况有多好?至少他的小区里有室内游泳池和网球场.他住在北京朝阳大悦城附近的高档公寓—左小祖咒也住那儿.他身边有两个助理,一个管他生活,一个管他行程.他参加湖南卫视歌唱节目《节节高声》,得到季度冠军.他给台湾“星光帮”写歌,一首卖4万,公司为他制作的专辑则花了300万,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国王.
这种幻觉只维持了一年.
2009年底,他和公司发生纠纷,过完年回到北京,助理们不见了,待在空荡荡屋子里,只有墙壁用沉默回应他愤怒的嘶吼.不过这也没有维持多久,房子租约到期了,他不得不从6000元的公寓搬出去,在五环外找了套2500元的房子,一年后他又搬到燕郊,房租1200元,这里已经时不时收到河北移动的信号.他开始酗酒,每天“喝到吐泡泡”,然后醒来,开始新一天的醉酒.一年后,他离开北京,所有财产就剩下一部16万的轿车,他开着车,跋涉1491公里,回到老家：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
这是2011年底,仅仅3个月后,曾一鸣又开着这部车回到北京,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励志故事的开头—早上6点半出发,晚上10点半进入北京,他来到朝阳大悦城他曾经生活过的高档公寓边,步入他常去的那家茶餐厅,彬彬有礼点了一杯常喝的冻鸳鸯奶茶、一碗常吃的四宝饭.他难以抑制地颤抖着,把车缓缓停到曾经的公寓楼下,打开天窗,看着他曾经生活的屋子,看着万家灯火像希望之光一样,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他看了整整一个通宵,直到贪婪地将所有幻觉吞咽干净.第二天一早,他握紧方向盘,开回1491公里外的汉寿.
“我不习惯在老家的生活,我没办法面对我的家人.”曾一鸣说,“这不算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我这样来回做了四次.”在北京寒冷的冬夜,他站在天桥上接到忧心忡忡的妈妈的,“妈,我正吃火锅呢,我好热.”
这并不是曾一鸣第一次跌到谷底,2006年,他女朋友“跟一个开路虎的跑了”,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发疯一样写歌,发誓“总有一天要站在最大的舞台上,让你们知道你们的选择是错误的”.再往前是2002年,曾一鸣因为一首《当我再爱你的时候》被发掘入行—之前他在家乡做刑警,跟死人打交道,跟他睡一个大通铺的兄弟,如今纷纷做了局长或大队长.这首歌写于2000年,是曾一鸣在路边小店花8块钱录制的,起先只是朋友之着玩儿,后来有深圳刻盗版碟压了这首歌,网络时代到来后,莫名其妙红了起来.在一次出外勤时,他听见商店里播放了这首歌,心里第一次对成名萌发了挥之不去的念头.当人找上门来,告诉他有机会去万里之遥的新疆参加一场演出,他答应了—这个瞬间决定了他没有成为一个刑警,而是成为了曾一鸣. 狂人
决赛前一周,曾一鸣说：“冠军肯定是我,这还用问吗?”在训练营环节,他也对着镜头嘟囔了一句“他们都是炮灰”,这句话让他遭遇了疾风骤雨,但节目组却准确地把握了观众的情绪：曾一鸣在随后节目中成为无可争议的主角——这像极了一个好莱坞剧本,一开始,他因为讨好章子怡吃了瘪,然后在导师训练营时被分到章子怡的男生组,“那时候我也在鼓掌,但那是僵硬的、虚伪的,我心里其实说的是：完了.”但章子怡却在导师之家,出乎意料选择了曾一鸣,之后,当曾一鸣问章子怡讨水喝时,遭到罗大佑愤怒的攻击,章子怡挺身而出,两度为曾一鸣辩护而哽咽；他在节目中一度被打入意味着失败的“逆袭组”,但最终逆袭成功—就像他在现实中所经历的那样.总之,曾一鸣的横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个音乐真人秀.
舞台上下,他都是一个狂人：“我个性就是这样的.比如采访前我会背一下答案,但我一上来就忘了,,讲完又后悔,好吧.比如‘炮灰’,因为我之前是制作人,也给很多艺人配过唱,教他们唱歌,他唱完几秒钟我就立马说你唱得不准,这是我的习惯,就好像我吃一个菜,不好吃就是不好吃；一件衣服,脏了就必须得洗.”曾一鸣说,他以前不敬酒,也不鞠躬—“我以前以为大家都懂我,一直觉得唱歌就两个结果：好听,或不好听,你管我什么性格,对吧?”但他并不认为是嚣张不合群才令他北漂12年仍郁郁不得志,他把它归结为“命”.谈起罗大佑恨恨地说他被“惯坏了”,曾一鸣说其实是郑钧而不是章子怡最惯他,郑钧对他说：“你小子挺好的,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还狂.”
但“狂”只是一部分：“电视把这些放大了.”生活中的曾一鸣,自称像所有伟大喜剧演员那样,通过踩自己让朋友们得到欢乐,他在芒果台人缘极好—哪怕他拒绝按照惯例与天娱签约,跌入逆袭组时摄像也为他流泪.决赛前,根据约定,他必须为节目冠名商蒙牛拍摄微电影,其中有淋雨镜头,他NG了几乎30遍仍坚持,因为“四五十号人都在那坚持着”.现在他又有力量了,有力量之后,才有美德—随着赛事深入,原先抛弃他的唱片公司又重新找到他,若无其事跟他商讨合作,他也好像忘记了过去的痛苦,只是说节目结束再议.说完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要是放以前,“我肯定会说：‘我靠,你TM还敢跟我打?’”
去年这时候,《好声音》也曾邀他参赛,后来在那个节目大放异彩的金池是曾一鸣的同门师妹,打激励他参加各种比赛.他没有参加《好声音》,解释是去年此时他还沉溺于酒精之中,但《最强音》的导演廖珂,则是他2009年参加《节节高声》时的旧相识.
现在,命运第五次向他递出钥匙,熟悉的感觉让他有点恋恋不舍,却终归不愿再去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他在名利场边缘浮沉了四次,即使再不甘心,也不愿意再去豪华公寓楼下,仰望那诱人的灯火通明,他说那一次的心如刀绞已经被时间抚平成为伤疤,不愿再去揭开.他甚至不再有被女友抛弃又成功后那种“现在你后悔了吧”的愤懑和快感,他已经做好了回到普通人的准备：“我妈妈60多岁了,我现在最想找个老婆,生个孩子,我要尽孝道.”
希望我们像F4那样
刘雨潼习惯在舞台上把帽檐拉到侧面,酷酷的,像个性感坏男孩.但实际上当我和Hope挤在狭小电梯里,通往《最强音》隐秘的舞台中心时,是他第一个脱下帽子,伸出大手—在他的带领下,他的队友和我完成了一次礼貌的寒暄.聊了一个多小时,他总算能放下戒备吐吐槽：“对媒体既不能什么都说,也不能没有‘点’等”他像一个前辈,告诫活泼的90后队友,不要留下任何涉嫌剧透的蛛丝马迹（因为节目大多录播）；他的眼神看起来比舞台上忧郁. 成军时他们在想——
Hope是个临时组合,在《蒙牛酸酸乳中国最强音》进入到训练营阶段才走到一起,那一场他们唱得不错,得到四个导师的表扬,但接下来却被宣布“淘汰”,在电视机前,有经验的观众可能已经有所预感：这只不过是导演为了激发选手发自内心的狂喜、而专门设计的真人秀拍摄桥段,但那一刻,在狭长的过道里,四个男孩的人生已经历了多种可能——
1982年生人刘雨潼比组合里其他3个90后整整大了十岁,“淘汰”后他一下子蹲在地上,总是斜戴着的帽檐已经正过来拉得很低,盖住大部分脸孔,但抽动的双肩出卖了他的难过,“首先是特别不理解,我们排这个歌非常认真,表现也挺好；然后我想一个人躲着,不想摄像机拍到我；我想到了我妈,她花了30万把我送出去,觉得特别对不起她；最后我想,可能真的是跟这个电视台没什么缘分；我开始生我自己的气,为什么你还要一次一次地来,都这样了还要再来.” 朱晨辰参加《最强音》之前,已经和家里闹掰一年多.他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家族则大多是生意人,“我觉得他们都挺看不起我的.”在一次大吵后,愤怒的父亲把他的电脑和书包统统扔下了楼,而愤怒的他则离家出走,妈妈心疼他,劝他还是回家参与家族生意,他拗不过,说：“再给我一年时间,2013年要是不行,就回来.”但在那一刻,其实他想的是：“如果今年不行,那明年还得坚持.”
赵谨俨的父母也都是公务员,对儿子的规划是子承父业继续做公务员.赵谨俨第一次参加电视选秀,在导演的要求下把妈妈接到了“大众演唱会”现场,他妈妈不停地追问是不是能在电视上看到他,“她觉得在电视上看到你,你就出名了.”当刘雨潼痛苦地蹲下时,他突然想到：哦,原来快男超女的那些感动和泪崩都是真的啊.
杨承熹是四个里面最淡定的,“有人跟我悄悄说了声：‘你看,龙哥跟我们一个房间’,龙哥唱的时候忘词了,所以我想,啊,我们没进,就有一点失落；但突然又想起节目有个召回的形式,想到这点我就非常肯定自己会被召回,我一点也不担心.”杨承熹虽然仍在读书,但已经参加过几个选秀节目,自称从未遇过挫折——“每一次我都拿到了自己喜欢的名次.”
然后,导演带着结果进来,他们没有成为落魄歌手、优秀学生和未来的公务员.命运忽然倒转. 未来,希望
经历了被召回的狂喜,刘雨潼很快又陷入了犹豫,他的朋友、去年《好声音》学员王乃恩劝他离开,张亚东的乐手也暗示他,那英正在寻找有实力的歌手,但最终刘雨潼选择了留下,理由是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出来了——虽然这种“出来”只是暂时的,他很有可能在下一轮就被淘汰,但年过三十的他已不愿承担未知风险.
刘雨潼出道很早,2004年就曾在香港和刘德华同台过.他做过艺人,也做过幕后,有次他去辽宁卫视做节目,身边只有一个小企宣,而同一期林俊杰带来呼啦啦一个庞大团队,最令他感到难堪的是,他的小企宣当着他的面说：“啊,林俊杰!我要找他签名!”
他要红.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刘雨潼参加过两届“快男”、一次上海台的《我型我秀》、一次浙江台的“大学生音乐节”,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选秀节目——浙江台那次他和当时还是学生的江映蓉PK,他清楚记得高晓松刷掉他时的评语：“你参加的选秀太多了,而江映蓉机会更多.”结果是江映蓉成为明星,他仍在等待所谓的机会.他开始对选秀产生怀疑,却又难以抵挡这种一夜成名的诱惑.在去美国伯克利学音乐前,他再一次去参加“快男”,再一次失望离开.
对于失败,刘雨潼无法像他的90后队友那样,表现出“明年再来”的勇气或“不可能失败”的信心,31岁,对“偶像”来说,时间不多,他说去美国就是“拿青春赌明天”,而又自嘲其实自己已经没有青春了.两个月相处,他给其他队员的印象是“约束力”：他晚睡早起,提醒他们发微博时要小心,不要随意评价其他艺人.即便如此,这次是否能红,仍然令他看上去忧心忡忡,过去经历让他明白：“红这件事不是跟实力成正比的.”一说起这事他就闷闷不乐,一个实用主义者突然触碰到名利场的边界,过去的经验变得似是而非,他明明有着极漂亮的简历：他努力让自己像刘德华和费翔一样谦恭有礼,像曾志伟那样面对媒体游刃有余；他为孙楠和沙宝亮辛苦工作——可是,这些模仿并没有让他成为他们.
但队友们显然还对娱乐圈的定律不以为然,朱晨辰说：“我以前也出过唱片,但那说白了就是自己花钱出张碟给自己听.这次来了之后,我就觉得章子怡的奋斗让我特别感触,坚持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赵谨俨则对他们即将跨入的娱乐圈抱有一种淳朴的爱憎：“我特别讨厌那种人——上节目前是一个样子,节目上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Eason就特别好,他说话和唱歌都是一样的.”
这些90后笃信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有志者难道不应该事竟成吗?他们对此毫不怀疑,甚至开始规划红起来以后的事：“F4这种形式就挺好的,现在大家知道我们是那个什么什么组合,等到那天他们说‘哦你是那个谁谁谁’,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分开发展了,然后每年都会有一起来唱歌的演出等”
终于,轮到刘雨潼,他没说太多,只是反复强调：“我们四个兄弟走到一起真的挺不容易.”为这个突如其来的组合起名时,他的队友们提出了Cool Boy、水晶男孩、宝石小子这类充满活力的名字,这也的确符合他们开朗阳光的形象,直到刘雨潼说——Hope.
是的,他比他们更无法失去这个单词.
章子怡满足了我所有的虚荣心
刘明辉有一次在大龄组的后台,犹犹豫豫又不得不发地问他的导师郑钧：“郑老师,我觉得我好像不是真正的摇滚歌手,我觉得自己是个伪摇滚.”郑钧回答他：“没事,我觉得我也是伪摇滚,但是现在,谁又是真摇滚呢?”
刘明辉现在头发剪得很短,紧贴着头皮,但以前他不是这个样子的,16岁他留过长发,很长,尤其是额头前的刘海,如果攥成一绺,可以一直拉过下巴.
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真正的摇滚青年,打口带刚刚进入大陆的时候,他也算得风气之先,花两三个月零花钱去淘几张可能已经残破的打口带,他听平克弗洛伊德和Metallic,他敬仰CD和磁带,鄙视MP3,因为前者拥有“音乐的仪式感”.他有个中学同学的爸爸是市里民乐队的,有一把当时非常罕见的电吉他,刘明辉就老爱上他家玩.其实,他英文很糟糕,根本听不懂歌词,那时候也不会弹吉他,“就是去抱着吉他摆各种姿势拍照.” 参加《蒙牛酸酸乳中国最强音》的时候,他已在北京买了房,结了婚,有了孩子,他还有一个小型音乐公司,签了几个比他还不知名的歌手,公司主要从事音乐版权交易,以及和移动联通合作做数字音乐.生活虽谈不上富足但也算小康—2011年,他花20万装修了个录音棚,到2012年底,这20万已经全部还清了.
这个时候,刘明辉的技能和主要工作包括：CD盒里该放多少P内页,内页用油印纸好还是环保纸好,纸张要多少克,字体多大,版号该找谁申请,公司Logo放哪儿好看,封面风格用文艺范儿还是别的,压碟的原料分为好几级,每一级不一样,分别对应哪个档次的歌手等2011年底,北漂9年的他终于出了第一张自己的唱片,他清楚地知道没有发行商愿意发行一个毫无名气前酒吧歌手的专辑,于是只是象征性地刻了1000张,算是圆了十几年的“音乐梦想”,然后他匆匆把这个词儿埋藏起来,“就这样吧.”
就在这时候遇到了《最强音》.2012年底,他参加了五套体育频道的一个户外节目,为节目写了一首歌,“我媳妇说好不容易有一首歌上台了,总得小小宣传一下吧?”他把歌曲上传到百度,没想到第三天上了焦点图—为自己做过宣传的他知道焦点图意味着什么—“那个位置是你这样的小公司根本买不起的,你跟编辑说多少好话都是白扯.”不久刘明辉就接到百度打来的,他决定参加.
2002年到2006年,刘明辉在三里屯一间现在已经被拆掉的酒吧唱歌.再往前是在长春老家的酒吧,他的记忆是：“那时金志文也在长春,还不叫金志文呢.”酒醉后的客人点过最烂俗的歌曲是《老鼠爱大米》,还有客人曾经甩下一摞钱,要他把一首苦情歌连唱10遍—他都照做了,“这是工作.”
《最强音》里,刘明辉坚持唱摇滚和民谣,节目进行到后半段,他唱了许巍《曾经的你》,得到了章子怡的好评,章子怡说：“我认为你是一个百分百的音乐人.”这句话,让刘明辉觉得“满足了我从做音乐开始梦想到的所有虚荣心”.他说为了这句迟来的肯定,他会继续写歌出唱片.可是,他以前也得到过类似褒奖啊,那些酒客对他说：明辉,你太棒了.那个时候刘明辉还没上过电视,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们说的不过是些酒话.
落幕之后,即将散去
因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四个个性风格迥异的选手,被打包成一个组合.从最开始饱受导师批评到绝地反击进入决赛,墨绿森林一路厮杀颇为惨烈.最后这一晚,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冠军组舞台上表演.
黄夕倍接到导演组召回时正和经纪人吃饭.等回到现场,她发现,一起等待的是三个同样被召回的选手.音乐总监梁翘柏告诉他们：“十分钟考虑,如果回来就要以组合形式.”黄夕倍提了个要求,“我能不能问问大家,音乐是什么东西?”时间到,没一个人回答,她心一横试一把.黄夕倍、叶铮、张薪瑞、吴申梅成了一个组合,墨绿森林.
来自台湾的吴申梅之前不知道大陆音乐比赛选手24小时在一起,“就像夏令营,大家集合在一起,体验集体生活.”组合中其他三位同样不适应这种被安排的捆绑.这意味着他们个人比赛征程提前结束,为了适应组合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起初磨合非常痛苦,四个人因为没有默契,降级逆袭组,甚至第一次小考被导师陈奕迅打出零分以示惩戒.“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我进组合就是来磨炼的,磨掉音乐上的锐气.”黄夕倍说.
四个锋芒毕露的选手,不得不学着合作.接下来的逆袭赛一次比一次好,并出人意料得到宝贵机会,甚至最后通过网络人气复活赛绝地反击进入四强—怎么看都像极一个成长和逆袭的故事.
最后名次对他们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结果注定是不完美的,荣誉是给墨绿森林,而不属于黄夕倍、张薪瑞、叶铮、吴申梅任何一人.“先淘汰再变组合,这是唯一的遗憾.”他们抱着不同目标来到舞台,却囿于游戏规则,无法展示更多个人作品.接下来游戏落幕,他们也要重新回归个人,不同的工作安排和自我追求,让这个临时为比赛成立的组合,或许不得不面临四散离去的现实.
这是34岁的叶铮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动机很简单,朋友说上电视出了名能把演出费用提升数十倍,“如果说热爱音乐,我干这行已经12年了,热爱是在心里,我来是比较现实地想提高收入.”比赛结束他将休息下,好好考虑是否走到台前,他的身价确实涨了.吴申梅赛后将回台湾,带着专辑参加金曲奖.而今年是张薪瑞跟家人三年之约最后一年,如果还没能有所成绩,她将放弃唱歌,回杭州过家人安排的生活.她曾经红过,那时候还叫张焱,2006年,她拿了超女杭州亚军,演出不断收入可观,还顺利签了天娱.后来公司要求她去北京,“当时比较二,想等毕业再说.”但她没想到,选秀热度消退如此之快,她被人遗忘了.不甘心的她来到北京,靠着帮别人唱Demo、写歌养活自己,生活拮据到赛前还拖欠几个月房租.这次比赛是她最后机会,为此改了名字,“大师说我命里带金,与火相冲,焱有三个火,总离成功差点.”尽管赛果不同预期,但她将签约新经纪人,推出个人作品.
同样有选秀经历的黄夕倍之前没有体验过落魄,“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为了音乐理想这么苦,我一直都生活在自己世界里.”两年前参加《花儿朵朵》,顺风顺水拿了亚军,其后虽然没签约公司,但跟姚谦合作单曲、走秀、参加音乐节,过得倒也顺利.这次让她有了些改变,之前一直认为自己要当艺术家,现在想成为沉下心跟生活和时代挂钩的音乐人,“这舞台帮不了我的梦想,但整个人沉淀下来的作品可以.如果中国流行歌坛五年后还靠选秀,没法改变,我会带着作品再去单挑.”
如同临时被组合,最终他们也可能解散.“或许墨绿森林不会散,大家还可能在一些晚会演出中看到我们.”吴申梅说.但他们很清楚,墨绿森林这组合的实际意义已随比赛结束画上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