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近30多年来,发展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包括两大层次：一是本质、规律层次上的,如唯物史观,它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实证、决策层次上的,它要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具体条件、方法和途径,研究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速社会的发展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理论指导.学界认为,作为建设中的发展理论,它还有很多基本问题需要探讨.例如,发展的含义及其合理性,发展与现代化,发展与代价等.
[关 键 词 ]发展哲学；发展理论；兴起和演进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0-0008-011
发展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复杂化,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匮乏,使发展问题成为各领域、各学科学者视点的聚集.1972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提出了首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公开发表后,先后被译成30余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产生强烈反响.继之,不少学者纷纷著文撰书,谈论发展与变革,提出了许多新的发展论点.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和出版界,选译发达国家学者的一些哲学与社会科学名著传播国内.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汝信作序的“面向世界”丛书,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钱伟长作序的“现代化探索”丛书.同时,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亦出版了不少国外著作.在选译的一批有关发展的名著中,影响较大的有塞尔旺-施赖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人民出版社1982年）、《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甘哈曼的《第四次浪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商务印书馆,1984年）等.以《增长的极限》为例,它一经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内广泛的关注.译者李宝恒在序言中指出：“为了同青年同志们一起把我们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引向深入”,“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研究《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及其方法,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是十分必要的.”[1]他还指出：“近年来,罗马俱乐部提出的新的研究报告,已经开始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制度过时了,需要政治革新,需要新的哲学、和信仰的精神力量.”[2]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影响也很大.该书提出,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6条原则基础上的,即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巨型化和集权化.这些原则构成指导千百万人行动的模式.如果说,在建立工业社会的技术物质基础的初期,这些原则促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空前飞跃,那么随着上述模式的在全球推广,特别是随着这些原则的实施走向极端,某些没有预料到的消极后果开始出现,经济发展同自然环境产生尖锐矛盾.今天世界经济的困境恰恰是这种世界观和发展观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产物乃是世界观和发展观危机的反映.
此外,新创刊的一些刊物,如《国外社会科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介绍国外的发展理论.1976年创刊的《环境科学动态》（后易名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亦介绍国内外环境科研成果、环保工作经验,国内外有关环境科学的信息与动态.
由于学界、出版界的努力,以《增长的极限》等为代表的译作的引进,为人们思考发展问题起了催化作用.这些著作围绕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并针对世界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比较客观的判断、对策和预测.更重要的是,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等领导人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尤其注重经济发展,这在实际上把发展问题推上了前台.因之,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界开始讨论发展问题.迄今为止,学界有关发展的著作众多,涉及发展哲学的340余种,涉及发展论的2085种,涉及包括科学发展观及其他发展观的18033种.论文中有关发展哲学论的713篇,有关发展论的2836篇,有关发展观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262833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有关发展哲学的42篇,发展论的138篇,发展观的2169篇.另外,还有相关的会议论文7000余篇.本文重点对30余年来国内发展哲学研究的兴起和演进作一概述.
一、20世纪80年代：对发展哲学进行译介、传播与思考
从相关资料看,1979年台湾学者罗光在《新儒家论丛》中较早涉及发展哲学.作者提出：“‘发展’（Develop）这个名词,现在已经成了社会,经济,政治,哲学和神学上学术名词,在社会学里有社会发展论,在经济学里有经济发展论,在政治学上有发展的国家,在哲学上有发展哲学,在神学上有发展神学.——‘发展哲学’讲论整体发展的意义,从哲学方面研究发展的原则.社会的整体发展,在于追求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社会乃是人的社会,社会发展便是人的发展.讲论人的发展,就走入哲学的范围,于是兴起了‘发展哲学’,——儒家的哲学以尽人性去尽物性,去参天地的化育；这不又是‘发展哲学’吗?”[3]不过,罗光的著作在大陆图书馆虽然有,但并未引起学界注意.
国内学界较早引进、传播和阐发国外发展哲学的是学者陆象淦,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走向22世纪卡恩的大过渡理论》（1986年）,一本是《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1988年）.在《走向22世纪卡恩的大过渡理论》一书中,陆象淦提出了发展问题与全球模式问题,并具体述及未来的发展、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重点介绍了美国学者赫尔曼·卡恩（1922-1983）的大过渡理论,还对比了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阿尔温·托夫勒的论点.陆象淦写道：“卡恩认为,人类文明史迄今有两大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大约一万年以前开始的农业革命,第二个分水岭则是大约二百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如果说农业革命在世界各地扩展的过程持续了一万年,那么工业革命的扩展过程只需四百年,即从1776年或1800年开始,到2276年或22世纪末.他把这个过程称为大过渡或者“现代化”时期.[4]这个为期四百年的大过渡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工业经济社会——超工业经济社会——后工业经济社会.后工业社会是大过渡的终点,但不是人类未来的终结,‘而是一个开始——一个基点,从这里开始新的长征,跨越人类发展的另一个伟大时代.’”[5]届时经济、社会、文化都得到大的发展,全球收入差距也开始接近.陆象淦认为,卡恩的模式与D·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极其相似.他们都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前工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者农业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浪潮——第三次浪潮这样一个基本的模式.陆象淦亦指出,国外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产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的生产力,创造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6] 陆象淦的另一著作《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更值得关注,作者以开阔的视野概述国外新的发展哲学,相机阐发自己的发展论点.在书中,作者首先概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大致进程,指出今天的人类深深地关注着自己的命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系列分析当前形势以及发展和社会进步前景的著作纷纷问世.同时,焦虑和不安的迹象也表现在舆论界、一些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活动中.“今天,每个国家、每个个人、每一种制度都可能具有各自设想的发展前景.然而,应当了解：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相互依存日趋加强的世界里,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任何人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孤立起来,任何人或任何国家都不能推脱对于人类共同发展和未来的责任.今天,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全球村’里,人、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日趋密切而复杂,产生了要求社会——生态过程和国际关系走向合理化的迫切需要.无论是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社会——自然差异问题,或者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革命、人口发展、个性和人格发展等,人——社会问题以及世界和平和国际经济秩序等社会与社会间的问题,都不但带有全球规模的普遍性,而且程度不同地触及全人类和所有国家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根本利益.它们是现代文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它们尽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势态各异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但归根到底无不带有全球性的色彩；如果找不到克服和解决它们的建设性途径,就可能严重损害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本身,甚至导致文明的毁灭.‘全球问题’是同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的：只有通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7]作者倡导这样的观点：只有彻底改变作为现代工业主义特点的单纯经济增长观点,建立人——技术——社会——自然和谐结合的整体主义发展观,才有可能走出恶性发展的困境.
在阐述“发展观的发展”时,作者指出：“从哲学观和思想运动的角度来看,新的发展观和新的经济学是同战后实践哲学和行动哲学的崛起相呼应的,工业革命是在古典力学的理性主义理论的推动下产生的.这种理论的支柱之一是相信人拥有认识和控制自然的必要手段,人是‘自然的主宰’.今天,国际学术界的许多研究者认为,正是这种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思想在近3个世纪来的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整个方向上打上烙印,最终导致了原料和能源危机以及环境生态危机的出现,造成了现在的结构没有能力应付危机的压力.”[8]“人类最大的一个局限性看来表现在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适应自然环境的要求方面,人们往往不能充分理解自己行动的意义和后果,以及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由于他们的行动而产生的变化,因此同现实世界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这种认识的局限性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人关于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观念中.”[9]“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经济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必须从经济—社会政治—技术—生态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全面地考虑发展问题.这种发展是以社会—人为中心的发展.它必然要求摈弃那种受‘纯’经济价值指导的增长模式.”[10]
在阐述“新发展哲学”时,作者重点介绍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国数学科学和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佩鲁的《新发展哲学》（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1981年）一书.该书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召,1979年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的以“新的发展”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果.作者转述佩鲁的话：新的发展就是为全人类和一切人的利益服务的发展,也是促进人类和一切人自身的发展.首先,新发展观与传统模式的差别首先在于发展目的不同.传统模式通常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新发展观则以社会——人的发展为中心,认为经济只是一个手段,任何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应该是社会——人的需要.这里所说的社会——人的需要不仅仅是指物质需要或个人的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而且包括与每个民族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相一致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及精神需要.其次,发展的层次不同.新发展观认为,以市场、供求关系、经济动因的活动为轴心的“纯”经济增长分析,是“因循和任意的还原主义”.在增长——发展——进步三者的关系中,文化价值起着关键的作用.文化价值是决定减缓或者加速增长的基础,也是检验增长目标是否合理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只有经过文化价值的检验才能站得住脚.第三,发展战略的不同.新发展观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改造不应该局限于经济空间,而应该扩大到整个社会,它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整体的：即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人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多样性.任何新的技术都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和可能,适应人和生物圈的要求.第四,新发展观认为,“新的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能输出的模式.必须改变现存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佩鲁教授着重指出：任何社会经济发展决策不能只从单纯注重数量关系的经济观点出发.经济学本身也必须从研究人与财富的关系转向着重研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应该定义为从造福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观点出发,安排人们在利用可以近似地量化和计算的社会稀缺资源方面所产生的各种关系.[11]作者还写道：“佩鲁教授强调指出,新发展哲学所表达的观点不是规范性的,他不希望在批判一种增长和发展模式的同时,推行另一种模式.随着发展问题在理论研究上的逐步深入,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把某种模式说成是世界通用的唯一模式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充分的自由去选择符合自己需要和利益的发展模式,制定适合本国社会历史实际的发展战略、方式和手段.现实世界的飞速变革要求理论的变革和发展.‘自然的伟大事业’必然伴随有‘人的伟大事业’,这是新发展哲学所表达的一个基本信念.”[12]
作者在结束语中说明：“广义地说,我们可以把发展理解为各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技术结构、资源结构、人力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不断调整以及相互适应和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总的趋势是走向进步,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共同性的问题,彼此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现代化理解为发展在当代世界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13]“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四个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开展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现义.”[14] 另外,聂勋材1987年所著的《发人深思的亏率学》其实也是一部介绍国外发展理论的哲理性很强的书,虽然其书名冷僻不为学界所关注.作者所讲的亏率,“是指人类或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应该达到而没有达到的效益的比例.亏率学就是研究人在认识、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中谋取最佳效益的规律的科学.”[15]作者在该书第一章中专用一节讲探索“新的发展哲学”.他写道：全世界已经出现的人文生态环境的失调和恶化,威胁着人类.摆在当代人类面前的重要课题是：共同发展,“拯救世界”.因而“专家们、思想家们都围绕着一个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发展,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多方面的学科中,引起了争论.希望寻找到一个最优化的发展模式,消除对人类的威胁,为发展人类生存和满足人类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条件,开出‘药方’.”[16]作者提出探索“新发展哲学”时,认为“必须思考人这个主体,思考客体,思考人与自然等等.”[17]他说：1986年,提出中国要做和平与发展两件大事.“中国领导人的这些思考和决策,可以说包含了深刻的新发展哲学思想.”[18]聂勋材亦关注法国、美国等学者的观点.他认为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新发展哲学”颇有启迪.佩鲁关注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主张“必须改变世界上现存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输出的模式,又不是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模式.主张以社会—人的发展为中心,这不仅是指物质需要,而且包括与每个民族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相一致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及精神需要.”[19]而美国、罗马尼亚等学者在《学无止境》一书中主张：人类应该通过创造性学习,来开发智力和潜能,从人类自身找出解决全球问题的办法来.其重点有二：“一、全球发展战略是涉及每一个人和社会,涉及自然界,涉及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等综合性的对策,新发展哲学必须是立体的,即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纵向统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学科的横向交叉、渗透,正面、反面等各侧面的相互开掘,印证.从而创造出新的思想,理论,创造出新学科.二、经过很多人的思考和实践,现在,有条件进行这种创造了,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迫切性,应该珍惜时间,再也不能旷日持久地拖延了.”[20]
由于国外发展理论的引进传播,国内发展、改革的需要,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学者受到激励,开始思考发展问题.1989年,高清海、孟宪忠撰有《改革呼唤着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十年改革的消化与思考》一文,率先探讨了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作者从九个方面提出了简略论纲：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论起点,材料、理论、方法,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发展的力量结构,发展的途径,发展的协调,发展中人的问题,发展中的社会问题.他们指出：近年来,尽管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都分别研究改革,但对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探索,似还空白.然而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需要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缺乏系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已成为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巨大障碍.“十年改革为我们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现实的根据和可能性.”[21]作者在文中还引述国外学者的发展理论：“弗朗索瓦·佩鲁、依安·米勒斯等一大批学者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人才是发展的最高要求,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评价发展的价值前提,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平等、根除贫困、人的自由、生态平衡、.不实现这些价值,虽有经济增长也不会有人与社会的发展,即人与社会的发展决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而还取决于政治发展、教育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22]这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发展哲学的构建,是以国外理论的借鉴为前提的.
总的来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处于认知和引进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属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的探讨为后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20世纪90年代：讨论如何构建发展哲学
20世纪90年代,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始重视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的研究.随着1992年巴西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行动准则,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日益受到中国学界重视.20世纪90年代上期,哲学界讨论发展哲学的活动也就多了起来.诸多学者如高清海、孟宪忠、丛大川、丰子义、钱时锡、杨耕、衣俊卿、房良钧、程家明、邴正、邹广文、刘少杰、何中华、俞吾金、陈新汉、张雄、戴茂堂、陈洪泉、刘德中、王锐生、邹诗鹏、韩庆祥、陈荷清、张一兵等纷纷发表意见.对于20世纪90年代上期有关发展哲学的讨论,董谊思在《哲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研讨会概述》（1991年第11期《哲学动态》）、《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1992年第12期《哲学动态》）,赵景来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综述》（1993年第9期《哲学动态》）、《近年来国内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综述》（1995年第2期《哲学动态》）,陈荷清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正在深入》（1996年第8期《哲学动态》）等文中有交待,学界主要是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建构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面临的矛盾提出对策等问题展开探讨和争论,提出了许多有益见解.这里择要介绍部分学者的观点.
高清海、邴正在《别了,传统理性主义时代——面向21世纪的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观变革》一文中,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及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作者指出：“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奠定了社会发展观的科学基础.他指出,社会发展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23]从实践的观点出发,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不是由外在的、先天的力量决定的,而是人自己创造的结果.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分野问题.他在探索社会发展模式的同时,还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单一模式论和理性独断论.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提出了人类实践的利害两重性问题,批判了传统理性主义社会发展观的人类自我中心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实践作为人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仅仅为人类提供了作为主体的一种可能性.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取决于人们的自觉活动.马克思甚至把“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看成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这种自我否定的实践观突破了人类自我中心论和世界至善论,强调了社会发展的自主自决.总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总体反叛,是马克思对21世纪社会发展的科学预见.在论及当代社会发展观的误区和重建时,作者强调了四个方面：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先定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我决定论；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还原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论；破除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破除社会发展的世界至善论和人类自我中心论,恢复马克思的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 丰子义在《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视野》一文中,提倡挖掘马克思主义中的现展理论,认为至今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基本上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19世纪中期所创立的历史观基本理论水平上,而很少涉及他们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丰富思想、观点,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封闭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进行直接“对话”的渠道,进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实际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我们通常所偏狭地理解的那样,而是包含着两大层次：一是本质、规律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主要阐述历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像唯物史观即是如此.二是运行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主要研究加速社会发展的条件、方法、途径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理论指导,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是这样.长期以来,理论界对运行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很少关注,因而在回答现代社会发展或现代化的许多问题上,往往是隔靴搔痒,力不从心.面对现代日益突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我们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视野,以期系统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指导我们的现代化实践.”[24]
孟宪忠、丛大川的《发展哲学论纲》一文,在分析研究发展哲学的时代背景及其重大意义后,简明地提出了发展哲学研究的问题和范畴系统.作者指出：“从现实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出发,我们认为反映20世纪发展现实的发展哲学范畴系统应围绕‘生存’、‘实践’、‘发展’三个主要范畴展开.”[25]作者认为在生存范畴子系统内包括人类生存的前提性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20世纪人类与今日自然界的现实关系,这一现实关系的内容、特点,作为发展哲学的实践范畴已不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而是一个人类观、世界观范畴.20世纪的实践活动造成了20世纪的现实人类和现实自然.通过对20世纪人类实践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践的主观目的并不能保证实践的合理化,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就包含着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这就要求发展哲学必须反思实践活动,必须有一个更高的范畴来规范实践活动,以促进对既成实践的超越,促进现实实践的优化发展,由此引出“发展”范畴就是逻辑的必然.而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类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人类,全人类的解放和全人类的发展,人类发展的趋势,从依附于人的社会（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到依附于物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人类自由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人类伟大发展事业的归宿.我们今天进行发展哲学研究,就是要在关照中国现实、全球现实的基础上,为促进我们的改革事业、为实现马克思的人类发展理想而努力.
刘森林在《对哲学发展观的一种设想》短文中亦提出构建发展哲学的思路.他说：“从哲学角度探讨现实的社会发展,建构一种发展哲学,是颇有意义的一件新鲜事.”“影响理论构建并对我们构成基本前提和要求的有三个方面：以处于世界发展体系中的中国发展实际为搜集和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批判性吸收国外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及其他研究涉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理论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批判、审视启蒙运动以来流传甚广并在当今仍颇有影响的（姑且称为）‘理性主义经典发展观’分析、审视各种发展理论明显或暗含的假定性前提及其逻辑结构和立法,找出其中不合理无根据的东西；是发展哲学之为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本文主要立足第三方面谈谈自己的一种想法.”[26]他进而从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主体、发展过程、发展结构、发展目标、发展诸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杨耕在《社会发展中的内源发展、派生形态和超越现象》一文中,对社会发展三种不同的情况即“内源发展”、“派生形态”和“超越”现象作了阐发.当各个民族或国家处于封闭孤立状态时,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要重复“同一的历史必然性”,社会发展以“内源发展”模式出现.当交往的因素出现后,尤其是当交往步入区域性、世界性之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从而形成了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的状态.从这个时候起,社会发展的“内源发展”模式被扬弃了,“派生形态”或“超越”现象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或常规现象.社会发展开始加速度化.在考察社会发展时,必须注意到这三种情况,必须把社会发展,尤其是“后发展”问题置入到交往背景之中.马克思的交往分析法提供了一个考察社会发展问题的新坐标和新尺度,并以超前意识预示着解决“后发展”问题的思路.[27]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中青年学者加入发展哲学的研究和讨论,如张友谊、邱耕田、陆杰荣、卞谦、武晟、谢练高、洪咸友、翟东林、刘国华、阎顺利、许第虎、黄秀文、黄德良、沈佳强、万光侠、诸大建等.阎顺利在《发展观与发展哲学研究综述》一文对学者们的观点有略述,主要涉及发展观及其演变,新发展观的特征,发展观的中心与基本问题,发展哲学与中国的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等.对于新发展观的特征,各学者有不同观点：邱耕田认为新发展观具有人本性、整体性、协调性、适度性、内源性、开放性六大特征.卞谦认为,新发展观有以下特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发展是整体、综合、内生的,发展以人为中心.武晟认为新发展观的特点是全面性、协调性、持续性.阎顺利认为,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一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二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三是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统一,四是整体性和局部性的统一,五是过去、现实、未来的统一,六是价值性与实践性的统一.[28]
上世纪90年代学界的一个新动向是有发展哲学的著作出版,如藏向文、曹志军主编的《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哲学——社会发展动力新论》、高清海等著的《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等.
《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哲学——社会发展动力新论》一书的作者在书中指出：“从哲学研究出发确立的发展哲学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发展哲学理论,它以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选择和确立社会的整体发展模式,探求和寻找社会的发展动力,研究和利用社会的发展规律,摸索和解决社会发展的过程.具体地说,发展哲学研究社会发展,在时间上体现过去、现实和未来的统一,在空间上体现整体、部分和内外的统一,在观念上体现理性、价值和实践的统一,它不仅探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从全球背景上阐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未来,而且主要的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探求发展的环境条件,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动力、规律、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29]“社会主义发展哲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摆脱贫困与落后,取得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它能为执政党构拟社会发展规划和战略、实施改革方案等提供总体思维模式.”[30] 《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一书,则本着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使每个人都成为如马克思所说的具有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自由和自觉的人这一目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发展理论中的精辟思想,但不沿袭西方“发展观”的理论模式去对待中国问题,寻求和创造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国情况的新的理论逻辑和发展理论.作者指出：“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且还要为人类发展做出努力,就必须建立和创造我们自己的发展理论.”因之,该书“是一个针对中国现代与当代社会发展,进行总体性、对策性和跨学科性理论研究的课题”.[31]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抱有三种追求：“努力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将‘形而上学’与实证考察结合,以求研究课题既有理论层次又有政策咨询价值；努力将中国国情与人类文化成果结合起来,以求能融汇不同文化以避免封闭的短视和民族自信的丧失；努力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结合起来,以求从不同侧面完整地认识现代化历史和社会发展.”[32]从总体上看,该书是一部哲学和多学科相结合研究的专著,是关于发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阐述了中国社会新的发展观念,代表了学界20世纪90年代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哲学的学术水平.
三、新世纪：发展哲学谱新章
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哲学得到迅速发展,相关论著大量产生.就著作而言,就有庞元正、丁冬红的《发展理论论纲》,刘森林的《发展哲学引论》,杨信礼的《发展哲学引论》,邱耕田的《发展哲学》,韩庆祥的《发展与代价》,丰子义的《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等.
庞元正、丁冬红的《发展理论论纲》（2000年党校出版社）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发展理论的内容,结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特别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深刻地论述了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性、发展价值、发展机遇、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等问题.该书被列为党校教学参考书.
刘森林的《发展哲学引论》是一部力图说明何为发展哲学的论著.作者认为,发展哲学应该继承马克思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积极参与周遭社会的合理重建”、“致力于教化人们的生活”、“把改造社会与改造自我、理论与实践、为学与为人统一起来”等优秀传统；把行动作为哲学参与世界的入口或落脚点.对发展哲学来说,哲学不能只是一种学问,而应同时也是一种行为准则,是一种改造周遭世界和改造自我的行动参与.[33]因此,发展哲学不会是一种纯粹的哲学,其哲学特质只能体现在作为某种社会理论存在的发展理论之中.发展研究首先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即使我们偏重的是一般理论,我们也难以在发展理论中把哲学分析、经济学分析、社会学分析、文化分析、价值分析、政治学分析完全地或严格地区分开来.[34]同时,“发展哲学不能再是站在宇宙空间俯视自然、社会和思维之普遍规律的宇宙人哲学,而是中国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虽然有时它也需要超出中国的视域从整个人类世界甚至从整个大自然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所处理的问题.”[35]而“以中国发展为问题域的发展哲学,不能再追求过大的宏伟叙事,不能再‘建造’一些杜林式的大实话规律,也不能再‘建造’一些经不起中观和微观推敲的、貌似雄伟有力的大话语.”[36]作者认为中国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显而易见,故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发展与哲学的连接点：“对理性、合理性问题的反思、质疑和求解,是当展哲学的中心问题.正是在理性、或更确切地说是在合理性这儿,可以得到‘发展’与‘哲学’的连接点.”[37]由于中国正处于现代化之初,就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这两个内在相关的重要任务来说迫切需要理性精神,并且理性本身也成了一个问题.因此,哲学主要就是一种反思和批判.我们应该继承马克思实践哲学对“实践”的反思精神：从精神到物质、从高雅转向世俗.通过这种转换性反思,实践理性力欲重建合理的精神和高雅；重建合理的社会生活,并使每个人都得到合理、公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了展开论证发展哲学,作者在书中涉及的论题都与理性或合理性问题相关：“规律与机遇”、“必然与选择”、“自然性与主体性”、“二分与多元”、“矛盾与制度”、“理性与自发性、非理性”、“民族自主与全球化”、“力与德”、“个人主义”等等.[38]
杨信礼在其《发展哲学引论》（200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书中认为,由于发展本身的总体性和多维性,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和层面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诸方面对发展作实证性和政策性研究是必要的,但为了把握发展的总体特征,还必须从宏观上和整体上对发展作反思性、规范性研究,对于发展的基础、前提、本质、动力、目标、尺度、路向、模式、趋势以及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难题作哲理思考.发展哲学就是通过对发展作前提性批判和元问题研究,以求解发展之谜,探寻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发展哲学的视野来看,发展本质上是人类不断提高主体能力、从自然和社会中获得解放、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而人的本质力量是通过主观与客观、理性与价值、目的与规律、观念与活动相统一的总体性的实践获取和展现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是考察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根本观点.实践是人类自我创生、自我肯定的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获得和展现的方式,是社会有机体建构和发展的方式.实践是人类社会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是作为社会发展历程之反思以及发展道路、发展前景之构想的发展哲学的逻辑起点.
邱耕田的《发展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的特点是：一是提出了一些具有较新的范畴和观点,如发展存在和发展意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大文明、社会发展力、普遍受益原则等范畴；发展哲学是关于发展观的学问、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主导形态等观点.二是力图从正面对发展哲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剖析和构建,以确立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三是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立足当今人类发展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试图以发展哲学的一般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以期阐发这一学科的现实指导作用.四是既有纯理论的阐释,又有原则性、操作性等内容的探讨,更有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现实分析. 韩庆祥的《发展与代价》（2002年人民出版社）一书,主要从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鱼”和“熊掌”入手,提出要以正确的方法对待代价.我们研究代价的最终目的,是要尽一切有效的办法和措施,把代价控制在最小限度,这些办法和措施主要是：确立正确合理的发展观和代价观；进行制度、体制和机制创新；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等.该书从代价的视角审视发展,深化了发展研究.
丰子义的《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旨在通过对以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挖掘,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新的阐释.它力求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出发,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经过研究再回到发展的现实.通过“问题”式的理论探讨,一方面凸显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为发展实践提供了某些启迪.作者对发展概念作出了新诠释,指出“发展是一种重组”、“创新”.[39]作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研究的当代凸显来看,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在我国主要呈现出这样一些基本走向：一是理论研究逐渐走出原来的视野,拓宽了新的领域；二是理论探讨从译介性转向研究性；三是理论研究日益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四是研究方法逐渐趋于综合性.丰子义著的《发展的呼唤与回应：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主要是对发展的哲学反思和新阐释,以拓展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视野.作者很是注重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实际上有两个基本的维度,即本质的维度和运行的维度.本质维度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阐明历史观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像唯物史观通常讲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如此.运行维度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则是从社会实际运行状况的分析人手,具体研究加速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方法、途径、动力、机制等问题,为加速社会发展提供理论说明,如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是这样.”[40]
新世纪学界的另一个新成果是撰写并出版了一部有关发展理论的词典,即庞元正主编的《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200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该词典收入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词目903条,涉及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未来学等八个领域,所收词目包括有关社会发展的学派与思潮、学术人物、学术著作、概念与命题、学术事件与历史事件、学术团体与会议、世界性的组织机构等.词典对有关学派与思潮的词目,主要说明了其源流沿革、主要人物、主要学术思想与观点、主要著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社会影响；人物词目主要介绍其生活简历、学术发展历程、主要学术观点、著作及其影响；著作词目主要介绍其出版情况、文本结构、基本思想；重要概念与范畴与范畴词目主要介绍其出处和演化过程,揭示其基本内涵以及对于时人和后世的影响；组织与团体词目主要介绍其缘起、活动情况及其对于推进学术与社会发展的作用.总之,该词典收录的有关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词目,大体反映了其整体面貌,梳理了其流源沿革,是一本了解西方发展理论的较好的工具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界还出版了万余种有关科学发展观的著作,其中不少著作亦涉及了发展哲学.例如,王伟光的《科学发展观研究》（2004年党校出版社）,是对于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要求进行研究的文集.作者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论述了怎样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等.庞元正的《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校出版社）,主要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该书对发展内涵、发展阶段、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制度、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机遇、发展目次等重大问题做出了科学回答.李恒瑞主编的《发展观念的革命：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论纲》（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时代条件的结合上,从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上,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上,比较系统地概括和阐发了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条件、实践基础、理论来源、核心理念、思想体系、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等.夏文斌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科学发展观的哲学解读》（2009年人民出版社）,从哲学视角与重大现实问题的层面出发,从实践哲学与科学发展、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哲学品格、发展的辩证、社会有机体理论与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与以人为本、生态文明与生态价值的当代建构、政治哲学的现展、文化建设的当代使命,改革的历史命运、世界历史与对外开放十个方面,对科学发展观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解读.
四、发展哲学研究的进展及其评价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学界开始传播国外的发展理论并进行哲学思考,到90年代讨论构建自己的发展哲学,再到新的世纪初步创立中国社会的发展哲学,30年来取得了不少进步和成绩,并且每一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
学界最大的特点主要是关心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主要共识是把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作为实践的迫切需要和时代要求.学界认为,建立总体性的中国社会发展理论,既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成果,更要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视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用传统理性主义来解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例如把社会规律视为处于人活动之外、凌驾于人活动之上的绝对的决定力量,完全排斥人的活动对社会规律形成的重要影响,最终陷入先定论,把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本体；看不到人的活动的创造性,把人的活动理解为适应历史必然性,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简单的物质变换过程；强调社会发展模式的单一性和不可选择性,否定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此类观点几乎把马克思主义视同为历史宿命论,抹煞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征,看不到正是人的实践活动推动人自身和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在和平、发展成为主流的时代,要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先定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活动与历史发展的统一上来；要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还原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论；要破除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要破除社会发展的世界至善论和人类自我中心论,恢复马克思的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总之,人类必须从自我迷信中觉醒,代之以自我协调和自我控制,走有节制的、自主的、多样性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 30多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有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它包含着两大层次：一是本质、规律层次上的,如唯物史观,它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实证、决策层次上的,它要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具体条件、方法和途径,研究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速社会的发展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发展理论属于社会哲学范畴,它的研究主题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机制、类型和道路,其基本内容涉及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的关系,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中的稳定与发展,公平与效率,理想与现实,传统与未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评价标准,社会发展的类型、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从社会需要如何产生和满足的角度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即从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精神生产维系着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类型,揭示在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个体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过程中人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必须改变只是追求抽象本质、构造抽象逻辑体系的倾向,应分学科具体研究不同领域的发展,把一般性理论研究与具体的问题研究统一起来,把分学科或分领域的研究与整体的综合研究统一起来,把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历史理论研究统一起来,把实证分析与逻辑推论统一起来,把实际“治疗”与理性批判统一起来.
学界认为,作为建设中的发展理论,它还有很多基本问题需要探讨.例如,发展的含义及其合理性,发展与现代化,发展与代价等.
发展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意味着社会进步.发展的实质是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表现为经济的增长,政治的文明,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公平,生态环境的改善.总之,发展要求生态、社会与人合理而协调地进行.
发展与现代化紧密相关,而现代化是个模糊的进化论观念,是指赋予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过程,并被看作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它实际上相对于“传统”而言,其具体表现为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化和法制化,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丰富多样等.但迄今为止,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将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工业化,理性和知识进步,是以唯科学主义思潮作导向,偏离了人性的真正发展,无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亦未充分关注人与然的协调一致,使人的自由本性和真正解放难以实现.这种偏离的代价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与个体生活的不和谐并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这就需要重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联系.
发展作为评价性范畴,不会把社会退步或社会困境当作发展本身,而把科技革命和工业发展视为发展的标志.然而,有人认为现代科技对地球上绝大多数人是惨无人道的,应回到自然经济中去才是发展.由于对发展的含义有不同理解,对其合理性评价就有分歧.重要的是将“发展型社会”定为合理的目标,它能实现协调而持续发展,不但指科技、经济和生态的协调,还包括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协调.“人类中心主义”虽然表征了人类存在的本性,但从当展观来看,它已显露出不合理性.因此,人类应把对自然的占有和支配关系转变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和协调发展关系,同时应从个人本位意识转变为人与社会整体同一关系,真正实现马克思设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同一”的社会理想.此外,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家、民族等问题也成为全球性问题,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解决.
发展与代价是共生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必付出各种代价（包括损害）,发展本身就是进步与代价之间的矛盾运动.而代价有两种,即基于历史发展必然性所付出的代价和由主观因素所造成的人为代价（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也同样会付出代价,这其中的损害性代价包括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个人发展的牺牲,以及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等.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时代,我们必须建构中国的宏观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必须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立足点,确定中国社会当前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建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总体战略、长远发展目标,研究其发展的动力、有利因素和各种问题.从总体看,中国确有许多“发展问题”需要研究.例如,能否或怎样实现低代价、低成本发展?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先例,怎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个问题?又如,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让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再如,在中国这样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现代与传统（传统社会结构、传统文化观念、传统道德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西方的发展理论虽然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但不可能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现成答案.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立足于中国改革实践,创造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发展哲学研究虽然走过了30年路程,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尚存在某种不足.有学者指出,中国发展哲学研究中的明显问题是：“一是研究比较平面化.不少著述往往是介绍性的内容多,各种观点、争论罗列的多,评价性的意见与结论多,而对发展问题深层次的理论探讨较为欠缺,因而所提出的观点与意见缺乏历史深度感,缺乏哲学上的领悟与洞察.二是研究的问题抓得不太准确.有些著述也讲发展哲学,但实际研究的问题并不属于真正的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研究很难区别开来.一些著述只是注重对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吸纳,而并没有对这些成果加以认真的消化、提炼和概括,甚至对这些学科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范畴也是简单地移植、借用,因而其研究并没有多少发展哲学的特色.三是研究缺乏准确的理论定位.一些著述要么是停留于发展政策、发展战略的理论诠释,要么是热衷于发展方案的提出和制定,而很少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因而理论研究名不副实.”[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