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沈从文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沈从文既受到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心理学、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又受到西方现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当沈从文站在生命――人性立场上时,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当他站在历史发展进步的立场上时,西方现性哲学思想便表现得比较明显.唯物与唯心,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玄学等同时参与建构沈从文哲学思想,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形成一种悖论逆反的关系,构成沈从文哲学思想复杂性与“复调性”.
关 键 词 ：沈从文 西方现代哲学 关系
沈从文与现代哲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而充满悖论的.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他与西方现性哲学具有紧密的联系,又可以发现他受到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的深刻影响；我们既可以发现他的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又可以发现他具有推崇生命强力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哲学色彩；我们既可以发现他对民族国家重造的关注,也不难发现他倾心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个体人性进行解剖.在沈从文思想意识中,种种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哲学思想往往同时存在,显示出沈从文哲学思想的复杂性和两歧性.为此,沈从文曾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作了这样的描述,他说：“唯心论和唯物论,科学和玄学,当时却无选择的陆续侵入我观念意识中,因此对我的影响,也就混乱而无章次.思想形式既多方,更容易和个人情感结合,不是马克思条理谨严的,为人类社会的新设计,却是个人中心的纪德、尼采一流一些断片印象感想.”沈从文这一自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所受的影响.沈从文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复杂关系中,主要表现为与西方现性哲学、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心理学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等多种哲学的关系.下文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
沈从文与西方现性哲学关系
中国现性哲学主要来自西方.“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思想启蒙给沈从文以深刻影响并形成沈从文理性思想的重要来源.沈从文在多篇文章里谈到自己在湘西因接触“五四”新书刊受到的影响.沈从文在《从文自传》里谈道《新青年》等新书刊征服了“我”,并使“我”人生观发生重大的变化.“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可以说,这是沈从文最初对启蒙思想的接受.在以后的文章中,沈从文多次肯定“五四”精神,并以此作为他批判现代人生的理论资源之一,认为现代社会的堕落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背离了“五四”精神.沈从文与现性哲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沈从文以现代启蒙理性意识审视“乡下人”的精神蒙昧,对于“乡下人”理f生的缺乏,生命意识的麻木进行了批判,痛感他们在现代竞争环境下将会遭受灭亡的命运.《柏子》中柏子,《萧萧》中萧萧重复着相同的命运,作者对他们精神麻木,理性蒙昧进行了批判.《丈夫》里不少丈夫将妻子送到城里河船上“做生意”,理性麻木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表现出一种“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贵生》中贵生无论是迷信命运还是盲目反抗,都表现了他缺乏生命的理性.同样,沈从文在《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中以现性启蒙精神审视湘西人蒙昧的生命形式,这种生命形式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甚至面临生存的危机.沈从文热切希望湘西人理性觉醒,从而走向民族复兴.
其次,沈从文对现代知识分子不思不虑的动物式的生活进行深入的批判,提出生命的理性追求,他借用巴斯卡、罗素等西方现性哲学观点,希望现代知识分子能够“独立思索”,树立“健全坚韧的人生观”,以重造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抗战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在前方英勇奋战,流血牺牲,而作为大后方的昆明知识分子中却流行着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和“市侩”哲学.沈从文将这种人愤激地称之为“动物”,他说这种人“满足一个生物的基本,食与性,别无更多幻想和贪心,倒很像个知足的动物”,针对这种不思不虑的动物性存在状态,沈从文借鉴巴斯卡、罗素等西方现性哲学思想,突出“能思想”“远虑”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沈从文说：“巴斯卡所谓‘人生全部的尊严在能思想’这句话的意义,真值得人重新分析认识.”沈从文还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一种新希望》、《烛虚》等文章多次引用罗素的“远虑”来谈论人生,认为“远虑”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特征.沈从文特别注重“怀疑”、“否定”、“独立思索”等理性精神对人生的作用.“在阳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养疑惑和否定的种子,这是支持我们情绪唯一的撑柱,也是重造这个民族品德的一点转机！”“对一切加以疑惑,思维追究,不受任何拘束,惟以理性批判是非,选择取舍.换言之,就是思想自由.”沈从文还分别着重从作家、妇女、青年等方面谈了自由思索的重要作用.沈从文在《读英雄崇拜》一文中表现出对强权的反对,对理性的服膺.沈从文一些关于“五四”的文章都强调“五四”人的独立人格与不惧强权的精神.沈从文对于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强调,其内在本质与萨义德、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哲学家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相一致.这导致沈从文与当时两大权势集团的游离,从而注定了沈从文的孤独及至在以后文坛上的消失.
沈从文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关系
沈从文与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是持久关注与深入了解的.沈从文很早便开始接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他在《答瑞典友人问》中提到自己通过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作助教的夏云接触到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一九二四或一九二五年”.沈从文于1925年9月5日发表的《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就出现“下意识”的术语.沈从文对心理学,特别是变态心理学始终如一地爱好.1937年11月6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回信说自己近来“读了些关于生理学和人生哲学的书籍.”1938年7月30日沈从文在信中提到：“近来看一本《变态心理学》.”1940年代,沈从文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沈从文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文艺创作动力以及自己文学作品,他在《小说作者和读者》中写道：“他的创作动力,可说是从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种想象的贪心而成的.”沈从文在《水云》中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依据来解释自己创作《八骏图》、《边城》、《看虹录》以及《月下小景》佛经改编故事等.沈从文还在《性与政治》文章中写道：“佛洛依德谈心理分析,把人类活动的基因,都归纳到一个‘性’字上去.以为一切愿望与动力都和‘性’相会通,相连结.”1949年张兆和在信中提到沈从文：“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而沈从文则在《一个人的自白》里写道：“我企图由一个在‘病理学或变态心理学可作标本参考’目的下,写下这点东西.”凌宇曾经在一篇论文里指出：“沈从文生前在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曾颇为自得地说：‘我对病态心理学很有研究.’”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沈从文坦承《七色魇》“显然有佛洛依德、乔依司等等作品支离破碎的反映.”其实,我们不仅可以在沈从文 整个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发现其作用,而且可以在沈从文各类创作题材中发现其深刻的影响.
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描写现代都市人被社会道德和各种名分压抑和束缚,人性受到压抑,人格的分离,形成病态,需要疗治.《八骏图》里被称为“千里马”的八位大学教授表面上个个“为人显得很庄严,很老成”,但在他们的下意识中却时时流露出爱欲的冲动,形成人格分离的病态人生.沈从文“自命为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和“人性的治疗者”.他洞幽烛微,烛照现代都市人生的“性心理错综情感”,将其隐秘的心理穷形尽相地勾画出来,对其病态人生进行嘲讽.如何治疗这病态的人生沈从文以“人性的治疗者”开出了他的“药方”,即顺应人的自然要求,释放压抑的里比多的能量,从而恢复人性健康.对此,《八骏图》中达士在教授庚的那位美丽姑娘的暗示下,决心冒险尝试“用海”来治疗,本能战胜理智,符合沈从文一贯的本能主义观点,并与他的乡村抒情想象题材相一致.沈从文小说《第四》中那位饶舌朋友从不讲起自己与女人关系的事,乃是因为他过去追求一个牧师的夫人遭到了失败,心灵受到创伤,形成一个心理情结,作者通过与他交谈,让他将这遭遇叙述出来,心理情结解开之后,朋友的病居然好了,后来与一个女医生订了婚.这与弗洛伊德通过交谈治疗精神疾病的谈疗方式相似.沈从文在《给某教授》里对某教授指出结婚是治疗因压抑而产生的疾病的良方.
与沈从文都市题材小说描绘病态的形成对照,沈从文乡村题材小说更多的是抒写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合乎人性的方式.沈从文乡村题材小说的大都建立在“美的身体”和“美的歌声”两情相悦的本质上,爱能“超越一切利害”自由自在地去追求.《边城》便是对湘西乡下人所表现出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了最动情的抒写.但是,沈从文在抒写湘西这种优美健康自然的同时,也感受到这种方式的危机,并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展现乡下人因为性压抑而导致人生的悲剧.沈从文在《湘西凤凰》里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解释了老年妇人作蛊,中年女人成巫,以及少女落洞致死现象,“三者同源而异流,都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等三者都以神为对象,产生一种变质女性神经病.”小说《医生》、《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描写了青年男子尸恋,《阿黑小史》中五明、《山鬼》中癫子都因恋爱不成转成疯癫,《巧秀和冬生》中族祖因性压抑而导致的行为.这些小说都写到湘西人因性压抑而导致的心理变态失常,形成人生悲剧.
沈从文《看虹录》、《摘星录》等“诗与火”内在爱欲小说以“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严峻而诚实”地记录了“情感发炎”过程,其所受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更为明显.沈从文在《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梦与现实》中“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正视爱欲过程中性心理的真实,对人类的“情感发炎”过程进行了纪录,这些小说对男女的过程从起始到结束作了完整而精细的描述,女性肉体之美,本身的美丽精致,情感的纤细微妙,以及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灵魂在狂热中的愉悦,成为其描写的中心.由此沈从文在《<看虹摘星录>后记》里写道：“另外合乎理想的读者,当是一位医生,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或一个教授,如陈雪屏先生,因为也许可以作为他要‘知道’或‘得到’的一分‘情感发炎’的过程纪录.”
沈从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
沈从文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他在《绿魇》里提出了“生命的本体”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生命”在沈从文世界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并形成他的人生哲学的重要基础.而这一生命哲学在内在本质上与西方存在主义相契合相一致,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时期的创作：
其一,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沈从文创作具有与存在主义相似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实质.譬如《从文自传》描写“我”因好友的意外死亡和自己差点病死而筹划人生开拓未来,《灯》、《新与旧》、《会明》中老湘西儿子在现代社会所感受到的存在的荒谬,《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如蕤》等小说中年轻女子在爱的抉择中展示出对生命主体地位的坚守,生命的自主自为,特别是如蕤因“坟墓”意象的出现,具有存在主义的“向死而在”的意义,从而使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决心放弃经过三年追求才得到的男子的爱.《湘行散记》、《湘西》对湘西人世的“悲悯”和对其未来命运的“忧惧”,希望他们对“明天”的“惶恐”,对“本身覆灭的忧虑”而“有所选择”,正是对将来的关心和担忧,能使他们放弃现在的“沉沦”,勇于直面死亡,敢于自由选择,“用一种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总之,这些作品其精神实质与西方存在主义关于“向死而在”、“存在的荒谬”等等论述具有共同性和一致性.《边城》里对人生命运的忧郁和对未来的担忧也具有存在主义的特征.这在翠翠的身上得到了较鲜明的体现.翠翠为爷爷可能随时去世而担忧,为祖父没法理解自己心事而感到忧愁.她暗地里喜欢二老傩送,但王团总女儿以一座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光人”,翠翠内心不能不感到不安.大老天保请人上门求婚,翠翠忧心忡忡.翠翠在潜意识里企图摆脱祖父,独自一人“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但又畏惧来自外力的阻挠,具体表现就是祖父“拿把刀”会“杀了她”,翠翠吓怕起来.这是翠翠对自己未来的生命把握感到“茫然失据”的畏惧,是一种“无家可归状态”,这跟海德格尔所说的畏惧在深层上具有某种相似性与契合性.
其二,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昆明时期创作受到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深刻影响.沈从文如尼采一样对现代社会人的平庸,自我的丧失,人性的异化,文明的颓废进行激烈的抨击.他用自己“乡下人”的价值尺度,将一个价值颠倒的社会重新颠倒过来.沈从文和尼采两者都试图在纯精神领域内规划一条返回自我人性复归的道路,认为人生的意义只能从审美和艺术中去寻找.沈从文在《云南看云》里提出用云南的美丽的云彩来教育人生,在沈从文看来,“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沈从文在审美过程中对“现世之光影”达到“疯狂”的程度,为抽象而发疯.沈从文的这些写作散发出浓烈的存在主义气息.当然,沈从文对尼采哲学也有批判而不是全盘的吸收.如在《知识》篇中,沈从文就对尼采超人的哲学进行过讽刺.在40年代,“战国策”派在推崇权力意志,呼吁英雄崇拜,沈从文著文反对.此外,沈从文跟海德格尔的思想一样,认为“在”是比“在者”更为本质.沈从文认为现实中人的存在,恰恰是非在,而现实中的非在,即抽象中的存在,恰恰是最为本质的存在.沈从文写道：“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等然而内容极柔美.”“无”和“抽象”是比“事实”更为本质的存在.沈从文创作于新旧历史巨变前后的《呓语狂言》对存在的描述,与海德格尔关于人的“被抛状态”,萨特关于人的存在的偶然性与多余性,加谬关于人存在的荒诞性等思想具有相通性,其存在主义特征更 为鲜明.
沈从文之所以与西方存在主义具有关系,这具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沈从文努力向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学习,譬如他对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生命哲学的吸收,受到当时西南联大流行的存在主义的影响.其次,沈从文执著于个体生命以及自己所属的湘西少数民族命运的思考,深切感受到存在的危机和精神的痛苦.最后,沈从文坚持“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的追求.这一切都使沈从文在探寻生命以及表现生命的过程中达到存在主义的深度.
沈从文哲学思想的复杂性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
西方现性哲学,现代心理学以及存在主义哲学这些异质的哲学思想渊源是如何参与构建沈从文哲学思想的呢它们在沈从文哲学思想建构中地位如何它们使沈从文哲学思想呈现怎样的形态呢笔者以为：当沈从文从生命本体出发,从人的等视角表现人生与人性时,他主要借鉴的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心理学,存在主义等非理性哲学；但是,当沈从文站在现实历史发展立场上时,现性哲学思想便占主导地位；而且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这两种互相悖逆的思想同时表现出来,形成沈从文哲学思想的复杂性与复调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沈从文的人性立场与历史发展合理性的思考同时并存使他对乡村人生充满了矛盾.沈从文一方面对乡下人信守人性本真、淳朴善良、重情重义深表赞美,另一方面他又对其理性蒙昧、精神麻木、缺乏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返观的理性意识进行批评.沈从文一方面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对乡下人在和平宁静的环境里得尽其性命之理进行赞美,他说：“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等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的多一些”；另一方面,当他站在社会历史进步的立场上审视这种生命形式时,他却感到“忧郁”,并为他们未来的命运感到“沉郁隐痛”,沈从文希望湘西人放弃与自然融合的态度,发挥其主体作用,也就是启迪其理性,走向生命的自主.当他用现性眼光审视《老伴》中母女两代循环的命运,那准乎自然的生命所显示的美好已不复存在,“在历史面前,谁人能够不惆怅”.沈从文已经由人性的思考转入历史合理性的思考,显示了沈从文思想的复杂性与复调性.
其次,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抨击与他对“民族向上”的希望同时存在使他对现代都市人生也呈现出充满矛盾的两极.沈从文对于都市汲汲于个人利益争夺的行为表示反对,他认为这种人表面上得到了“一切”,而最终失去的却是人的本真,那个人之为人的自我,他说：“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若得到一切,惟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沈从文像尼采一样抨击都市文明导致人性的萎弱与异化,企图在艺术审美中寻找一条返回自我人性复归的道路,具有存在主义的特征,但他又没有离开中国社会现实,而是借鉴巴斯卡、罗素等哲学思想,提出“能思索”,“要思索”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通过重造自我而重造民族、重造国家.沈从文在这里遵循的又是一条与五四以来多数知识分子一致的现性精神.
再次,沈从文从理性与非理性两个对立层面展示人物内在精神的复杂性.沈从文创作中的“自我”常常分裂为理性的“自我”与非理性的“自我”,这两个“自我”彼此对话,互相辩驳,展开多声对话,形成复调性.这在沈从文昆明时期创作的《水云》、《七色魇》等作品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此外,沈从文小说也出现自我分裂的“复调”的情况.《八骏图》中自诩为“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的达士最后也害了“很蹊跷”的病,理性的“我”终于被非理性的“我”战胜,其对其他教授们的批评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摘星录》年青女子“她”是一个具有内心对话的人,“她”在“情感”与“理智”,“古典风格”与“现代实际”等方面获得了“矛盾情感共处”法.此外小说中“老朋友”与“她”处于完全平等地位,作者对于他们之间的批评与辩驳并未作出价值评判定论.这样这篇小说便具有了两重复调性.
总之,沈从文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沈从文既受到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心理学、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又受到西方现性主义哲学的影响.当沈从文站在生命――人性立场上时,非理性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当他站在历史发展进步的立场上时,现性哲学思想便表现得比较明显.唯物与唯心,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玄学等同时参与建构沈从文哲学思想,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形成一种悖论逆反的关系,构成沈从文哲学思想的复杂性与“复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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