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解说,推陈出新,赋予其调查研究的新含义.这一新解说来自传统,来自马列,更来自经历.这一新解说针对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等不良倾向,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特征.这一新解说影响到对思想路线的整合,影响到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影响到个体利益价值观的重塑.
【关 键 词 】实事求是 调查研究 哲学价值 思想
中国哲学的核心思维实际来自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中国古语实事求是的新解说.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对于的这个新解说,笔者汲取当代研究者研究成果,归纳出新的认识.
为什么说新
“实事求是”一词较早出现在中国东汉时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其中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②此处可见,班固在最初使用“实事求是”这个词的时候,给其赋予的含义是：学习儒家经典,应取的态度为求真、忌浮、得事实.正如唐朝时学者颜师古所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引人注目的是班固通过对西汉一个地方官搜罗古书于其府邸这样一个普通历史事件的记述,使儒家今古文经学两大派在追求实事求是的学风上获得了共识,形成合流.班固作为合流标志的《白虎通义》的主持人由此被人备加推崇.古文经学派亦由此而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正宗.正如中国当代史学家邱汉生所言古文经学“有异于今文经学者在于不言灾异,不为谶记,所以其唯物主义思想透过实事求是的学风而显露.这是值得注意的.”③汉朝以实事求是为标识的学风熏染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明清之际,学习儒家经典以解决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为重的经世致用实学；以严密的文本考证和追朔并称的乾嘉考据学,都奉实事求是为其思考原则.至中国近代,无论开一代新风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无论洋务派、维新派、派诸人,无不以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为基调,掀起一波又一波思想解放的浪潮.
沧海桑田,在经世致用的实事求传统基础之上,推陈出新,重解实事求是,给其赋予调查研究的新含义,可称为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
第一,新解说中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的是调查研究的前提.1930年在提名为《调查工作》的一文中就提出过,你对某个问题没有深入实际的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反对不做实际调查瞎说一通的“本本主义”是员的耻辱；党的一切结论只应产生于实际调查之末而非其先.
第二,新解说中的研究、寻求,讲的是调查的途径.此前的1931年在他起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从当年的论述中可见,所谓正确的调查一是要研究,二是要深入、系统和周密.
第三,新解说中的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是调查研究的初次目的；用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则指的是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给实事求是赋予的这个新含义,突出辩证唯物论哲学对人的社会实践的强调.调查研究的出发点是实践,过程是实践,落脚点即目的亦为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
为什么能新
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据年谱记载,九岁开始先后在其家乡的六处私塾上学.所读之书无外乎《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纲鉴类纂》、《日知录》等.尤喜读《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古代传奇小说.长征途中尚随身携带《三国演义》、《孙子兵法》随学即用,指挥红军脱出重围.新中国成立后不止一次说过他少年时代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引人注意的是传统的实事求是的经世致用学风对的熏陶.彭大成的《湖湘文化与》一书记有在湖南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等人,运用湖湘学人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的新经世思想进行新时代启蒙教育的事迹.从当年的《讲堂录》中即可看到许多他当年的老师对这些湖湘人物的介绍与宣传.当时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生中已成风气,亦不例外.在延安,从古籍中不仅推出“实事求是”,还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则明,偏听则暗”等类警语,古为今用,以其阐述党的工作作风,可见经世致用实学对他的影响.
有坚实的马列理论功底.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地开始广泛传播.先后两次赴京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触,并带着社会诸问题阅读了《社会主义史》、《宣言》、《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完成了由信奉康梁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转变.随后他参加中国的创建、领导工人运动、农动、北伐战争、工农红军的创建、土地革命战争等一系列旨在解决中国近代现实问题的革命活动.在延安,他运用辩证唯物论对以上亲身参与的革命实践进行哲学总结,写有《实践论》、《矛盾论》等讲稿.在他看来,马克思最伟大的哲学变革就是将实践引入哲学,强调人的认识离不开实践.1941年,即将他理解的实践引入中国古语实事求是之中,赋予其调查研究的新内涵.
有非凡的调查研究经历.1925年前后,就利用主持农动讲习所和担任国民党要职的机会考察社会阶层,写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调研报告.他依据经济状况的不同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分为五大基本阶级,将当时农村划分为八大阶级,并得出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不定且不断发生分化的阶级的著名论断.1927年,在湖南农村考察32天,完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抨击当时党内外对农动的责难.同年,考察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建立起中国新主义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率先开始革命重点由城市向着农村的战略转移.1928年至1931年,赴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属的于都、兴国、寻乌、东塘等地调查,主持订立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改革的法规、政策和路线,并首次提出反对党内“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延安时期,中国紧锣密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先在3、4月间,给过去的部分《农村调查》的再版写序言和跋,以其给党内同志的调查提供研究方法.11月,给高克林《鲁忠才长征记》的调研报告作按语,表扬作者写得好.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于当年5月完成对实事求是的新解释. 为什么要新
针对主观主义的不良学风.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主观主义就是一切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和一切凭经验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主观主义的必要.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曾指示各边区根据地各级部门大力创造条件寻求国统区、沦陷区及国外知识分子投奔革命,并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善意的批评具有主观主义作风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他给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语言画像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由此解说实事求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就是实事求的态度,满腔热忱的希望知识分子将学习重点转移到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去.
针对宗派主义的不良党风.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宗派主义是闹独立性、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的个人第一主义者.他曾给这类人的语言画像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他指出宗派主义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他由此重申用党的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的集中制的纪律制度约束党员干部,以预防宗派主义的发生.
1939年,曾提出做人应学做一个像支援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重解了实事求是之后的1942年,他进一步提出做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科学家那样的老实人,坚持老老实实地办事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
针对党八股式的不良文风.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其是主观主义式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表现于文风上的毒物.党八股受“五四”前老八股、老教条和“五四”之后洋八股、洋教条的影响而成.特指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玩弄概念游戏的文章.他描述这样的文章像“懒婆娘的裹脚”、像“无赖”、像“老鸦声调”像“瘪三”、像“开中药铺”.这类文章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害党害国的.提出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应像列宁那样根据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像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倡导的那样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像鲁迅、孔子、韩愈那样不粗枝大叶,反复思考、反复研究,反复修改所写的文章.像六届六中全会所要求的那样不离开中国的具体特点抽象的空谈马克思主义.
新解说的哲学价值
影响党的思想路线.树立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始终是党史上于哲学认知层面的基本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树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并指出创造的路径“只能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实际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⑤
延安时期,用实事求是给党校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并于党的七大和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概括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两个“务必”.改革开放时期,将实事求是看做思想首要的活的灵魂,突出其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并用其概括及完整的表述党的思想路线；用其概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突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用它阐发工作作风,突出其求真务实的内在要求.实事求是新解释于今亦颇有启示,突出强调的是埋头苦干,不空谈误国.
影响国家发展道路.在中国近现代,探索独立富强的国家发展道路始终是中华民族志士仁人奋斗不已的主题.生吞活剥的学西方学外国,中体西用,走资本主义道路,曾经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年中国人实现富强迷梦先后走过的两条不同道路,但都没有走得通.失败促使先进的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半殖民半封建国情,找到新主义革命的胜利之路.新中国建立初年,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中国人深入调研发展变化了的国情,找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道路,将中国及时引入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干道.改革开放时期,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真调研以往的经验教训,不间断的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事求是新解说启迪我们今天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历程中,学习资本主义,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学习马克思主义,又不照搬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延安时期是新主义革命道路的开拓时期,无论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都展开广泛的社会调研,科学研究开始走出塔,积极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相融合,产生了一大批有关发展的积极成果.他启迪我们,坚持调查研究式的实事求是,永远是国家开拓进取的有力凭借.
影响个体价值观.怎样树立个体人的以公众利益为重的价值观念,是教育党员干部的主要内容.在延安时,、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林柏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以身作则倡导群众利益价值观,指导并深入陕北农村调查研究解决了许多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如经过《古临调查》,减征农民公粮任务.发动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革命战争年代的白求恩、张思德、老愚公、董存瑞、黄继光等,和平建设年代的雷锋、焦裕禄等,乃至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英雄模范人物,无不渗透着以实事求是精神引领人的公众价值观的实现.
其现实启迪是：实事求是是方法、是手段、是途径；一元化的公众利益观是目的,是立场,是每个个体存在的价值.反对为私利的多元价值观,树立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一元价值观,以克服诚信缺失现象,目前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因为问题已相当严重,染色馒头、、地沟油、粉等物质产品中的假冒伪劣；文章抄袭、考试、新闻失实、教育失信等文化产品中的假冒伪劣；统计作假、承诺失信、假公济私、两面人等政治产品中的假冒伪劣都在敲响诚信缺乏的警钟.
对实事求是的新解说实际回答了“什么是研究”这个科学史上的基本问题.科学研究是人类高层次的思维实践活动,这既是寻求规律发现规律的实践,也是顺应规律按规律办事的实践.
（作者分别为陕西科技大学教授,陕西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②班固：《汉书》（卷53）.
③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⑤《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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