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摘 要 ：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这表现在：其理论基石是唯物史观,其方法论原则是唯物辩证法,其价值取向是“一切为了人民”.探讨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在今天有着深刻意义.

关 键 词 ：李达；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64-05

李达终生的学术实践都是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进行的,他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而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理论地位.

一、唯物史观：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

20世纪2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沉痛创伤的氛围中,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五四运动的深刻影响,社会主义成为流行于中国思想界的时髦名词.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国际上众说纷纭,而且国内也是莫衷一是.这种情形,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中国真正有人研究社会主义,却在最近的两年中.这自然是大战的反动,俄国大革命的影响,所以能使世界潮流也侵入这思想上交通断绝的中国来.然而中国今日究竟能彻底明白社会主义的有几个人?我却不敢妄断了.”可见,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难题,更是一个现实的难题.

针对思想界鱼目混杂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李达从财产关系、阶级的划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团结、无产阶级、发展生产力、国家消亡等七大方面列举并论证了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人应当选择的社会主义.他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从这一顺序中可以看到,李达非常强调唯物史观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根基性.由于李达对唯物史观的阐释+最初是“结合中国的创建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来进行的”,因此,在李达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唯物史观不仅构成李达区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而且成为李达批判各种反社会主义观点和非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武器.

李达把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来阐发社会主义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中.1920年上半年,针对张东荪、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提出的怀疑和批判以及实业发展论,李达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展开了强有力的反驳.他指出,社会主义是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产物,“阶级由对峙而斗争,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已成”.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中国的失业游民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李达承认对于产业落后的中国来说,发展经济是极其重要的,但关键的问题是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采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经济.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是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是有秩序有政府的状态”,对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只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方能克服.所以,结论便是“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李达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优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还从现实上阐述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内在必要性.他指出,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就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即要么实行维持自给自足的旧式手工业生产的闭关锁国政策,要么实行把中国交给西方列强共同经营的卖国主义,要么实行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李达通过逐一分析得出结论,这三条道路都是行不通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治资本主义的顽疾,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由上可见,李达正是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分析的武器,从而有力地回击了各种反社会主义的理论进攻,准确地回答了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提出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思想.

李达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来阐发社会主义思想,还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他对中国实践社会主义的人口——社会革命的深入阐释上.他说：“什么叫做社会革命?据马克思唯物史观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便和当时的生产关系相冲突,用法律上的术语说起来,就是和财产关系相冲突；然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从前却是在这财产关系里面活动发展过来的.这些财产关系算是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了.从此遂进于社会革命的时代.经济的基础一经变动,那巨大的上部建筑的全部,或是徐徐的,或是急剧的,也就跟着变革了.等据上述的原理剖释起来,社会革命乃是由无产阶级举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的.”李达分析指出,战争以后的中国情形是“资本主义便渐渐侵入了中国的内地,中国固有的经济状况,全被破坏,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此便进于产业革命时代.直到现在,国际资本主义商品畅销全国,本国产业的状况也进到纺织工业的萌芽时代,手工业大受摧残,大多数人民遂陷于工钱奴隶和失业的地位”.与此同时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是：“全国的金融操纵在外国资本阶级之手,全国的铁路矿山森林水运交通以及许多企业.大半都归外国资本阶级掌握.加以几次的战役赔款以及许多投资的借款,重利盘剥,中国全国的经济生命,全被他们夺去了.此外在中国掠夺的种种政治权利,更是指不胜屈,北京政府间接就被他们支配.一言以蔽之,中国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而已.”在这样的国内外情势之中,张东荪、梁启超等既想发展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又想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恶劣后果的温情主义的社会改良处方只能是一种空想,是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而李达之前所提出的“直接行动”的革命主张,即发动“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等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则水到渠成地具有合理性、可行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达早期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的论述,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基础之上的.这些阐述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以强大的理论力量击碎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企图在中国贩卖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以其全面深刻的构想为党的“二大”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李达不仅从一开始就把唯物史观作为看待社会主义的思想依据,而且在之后的理论探索中,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发展.1926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问世,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阐释,书中所讲的“社会学”,实际上也就是唯物史观.可以说,正是因为李达对唯物史观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所以他才能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石,从而比较准确地、比较鲜明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有力驳斥了各种攻击、歪曲、诽谤社会主义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1935年,李达所著《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出版,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这种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也使得李达能够在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正确地抓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从而得以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一系列有价值、有影响的思想.

二、唯物辩证法：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离不开科学的方法.李达非常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学的唯一的科学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李达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故而他又把唯物辩证法称为“实践的唯物论”.在《唯物辩证法大纲》中,李达系统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内容,并自觉地把唯物辩证法作为阐述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指导.比如,矛盾的普遍与特殊辩证关系的原理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称之为“共性个性辩证关系的原理”,誉其为“矛盾学说的精髓”,李达则将其作为阐述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依据.

早在1923年,李达就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是同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还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李达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能找到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1958年,李达专门撰写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一文,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般规律的关系.李达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是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律,但是,“每个社会形态都具有许多特殊的特征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一般规律在各个社会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和表现的形式要随着具体的条件和特征而有所变更”.即便同一个规律,“在处于同一社会形态的许多个别的国家和民族中所起的作用和表现形式,也是各色各样的等”.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呢?李达认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第二,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第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四,发展国民经济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五,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第六,实现民族平等.在李达看来,一切民族走向社会主义都必须遵循这些共同规律.但是李达更加强调的是,各个民族必须结合本国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这共同规律.

沿着以上的思路,李达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特殊规律.在经济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尤其是要特别注意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基础,要考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人多底子薄、科学技术不发达的特殊国情.李达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不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也不能长久地建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小农经济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所以,在建国之初进行农业的集体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就是一件非常必要、切实有效的做法,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建国后,当人民公社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出现在神州大地时,李达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给予高度肯定.他指出,人民公社可以让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要素在全社会作统一的安排和调度,是适合当时的中国巩固工农联盟、克服小生产的分散性的现实需要的,因而它的出现有其合理性.李达还充分肯定了我国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的“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认为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集中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是适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的,是科学可行的.李达还高度肯定了建国初在生产中出现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模式,认为它是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实际的.总之,李达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的辩证统一.在政治上.李达指出,必须依靠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特别是依靠党领导下的人民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他看来,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和平地由新良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规律.他指出,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所决定,我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就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社会力量包括在阶级联盟的范围内,就不仅具有可能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了.所以,李达的观点就是,在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不仅可以依靠工农联盟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更可以依靠我国特有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李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而是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的结果.事实上,正是执行了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开创了一条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李达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原则,从而能够科学地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在理论上辩证地阐释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如何既不偏离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又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从而带有中国的具体特点.这些论述不仅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得到的高度肯定和重视. 李达之所以能够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原理作为他阐述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原则.不仅因为李达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而且因为李达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有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所谓自觉,就是时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时刻警惕错误的方法论.李达多次强调,要在方法上自觉地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领导革命的集团若果单凭一般规律而不去考察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特点,这一般规律就会变成抽象的公式,依靠这种抽象的公式去指导革命,就没有不遭到失败的.我党过去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对我国革命所招致的损失,就是单凭一般规律指导革命斗争的结果.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正是这样.”正是因为有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李达才能够做到高屋建瓴地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在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三、“一切为了人民”：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李达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作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

李达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最早体现在20世纪初的那场社会主义论战中他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

“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竞争主义,主张万人协同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万能主义,主张劳动万能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独占主义,主张社会公有主义.”“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从这里可以看出,李达从一开始就把人的解放、人民利益的实现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旨归.这种价值旨归鲜明地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上.在政治方面.李达赞成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劳动”的观点,他还提出“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劳动者的国家是劳动阶级”,这也就是提出了要从政治上代表和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在全国各地的工会运动中出现过工会把干劳动运动的人视为过激派因而害怕社会主义运动的反常现象.对此,李达指出,“过激派是反对资本家的,只有资本家怕他,工人为什么也害怕呢?过激派就是讲社会主义的人.社会主义是主张把现在资本家手里的一切工厂、土地、房屋、机器、原料都收归劳动者管理的.象这样以工人利益为利益的人,工人还不欢迎,还拒绝吗?工人若说社会主义马上难于实现,这是可以的,却至少不要害怕”.李达分析了俄国“劳农”理论与实践,从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中的地位、作用、形式、前途等方面,探讨了工人、农民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从理论上为“以工人利益为利益的人”的社会主义运动作了辩护,实际上也是为人民的利益发出了正义的呐喊.在经济方面,李达指出,社会主义并不像张东荪、梁启超所歪曲的那样只是“劳动者地位的改善”、“均产”、“专争分配”、“利用游民”,而是“主张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他还提出社会主义要“在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在分配上要“以自由平等为根据”以及“实有按照劳动分量以分配财富之必要”,等等.以上表述中,“归劳动者手中管理”、“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以自由平等为根据”、“按照劳动分量以分配财富”等,无一不是在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和极端重要性,无一不是李达社会主义思想中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的生动表现.在文化方面,李达把尊重劳动者的历史地位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就需要人类大量的改造,需要人们对于劳动的态度、道德观、世界观、以及生活等等的改造,换句话说,就是文化的根本的改造.”李达把这种改造看成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且,由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新社会的建设者,因而无产阶级便是“文化革命的指导者,是文化上的把持者”.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劳动大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独立的活动性与创造性”.在李达看来,相对旧文化而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根本特征表现在对待劳动态度的变化,“劳动从以前可耻的痛苦的负担,转变为名誉的、光荣的、英勇的事情了”.这种“对于劳动的新态度,同时也是新道德——无产阶级道德的基础”.这些论述表明,李达极其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同样也逻辑地蕴含着人民利益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的思想.

新中国建立之后,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实践向前发展,成为摆在人面前新的历史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李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最基本的任务是巩固人民,就是从政权上确保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在他那里,这二者是同位语,是内在统一的.1950年,李达在《学习社会发展史》一文中,明确提出“一切为了人民”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李达指出,要真正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就必须要有劳动的观点.而所谓要有劳动的观点,就是“第一,要明确了解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道理,了解劳动人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和当前中国革命中所发生的作用.第二,要彻底肃清贱视劳动,残视劳动人民的错误观念.第三,要参加实际劳动.第四,要接近劳动人民,向劳动人民学习,从不断的接触中,建立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李达强调,树立劳动的观点的重要性,是为了对代表人民利益、参与决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挥者提出告诫,即不能忽视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李达还强调要有群众的观点.所谓要有群众的观点,便是要理解人民群众所具有的伟大创造力,要善于依靠、团结、组织、领导群众.总之,“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了,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了,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李达社会主义思想“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的最集中、最系统、最成熟的表述.

李达社会主义思想“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取向还体现在他对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重视.“劳动者本身是首要生产力.他们共同运用生产工具改造劳动对象为生产品的能力是现实生产力.显而易见,劳动者们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是具有生产力的内容的.”因此,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发挥是和人民利益的实现紧密相连的.李达深刻地指出,尽管中国社会经历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生产中还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的“三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和“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问题,这些不良风气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的积极性：李达还曾呼吁国家机关在制订经济计划和政策时要考虑到如何满足劳动群众的需要和利益的问题.他多次强调,在指导经济建设的问题上应该做到,既坚持社会主义生产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服务的生产的目的,又要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尤其要注意按劳分配规律的作用.他还呼吁,要把放手发动群众和一切经过试验结合起来,强调要时刻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在生产建设中也要坚持群众路线,等等.同时李达还指出.要把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积极性同我国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结合起来,不能搞浮夸和瞎指挥,否则就会使“共产主义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变成人民空社”.总之,在李达看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会受到巨大损失,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历程已经证明,李达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完全正确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当我们党的建设远离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便会受到削弱,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损害.在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我们会发现,李达提出的“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责任编辑 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