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精神对中国哲学和艺术的影响

摘 要 :中国哲学精神和思维模式深受《周易》影响,与西方哲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中体现出辩证运动性、整体和谐性和立体直观性,这些特性不但是中国哲学的特征,也深入到中国人的具体生活和文化创作中.中国艺术的特征正是在中国哲学精神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体现出自有的独特魅力,表现出虚实相生、气韵生动、得意忘象等美学特质

关 键 词 :《周易》;中国哲学;中国艺术

中国哲学以儒释道三脉为代表,以《周易》的思维模式为基础,呈现出独特的精神特征.《周易》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儒家以它为“五经”之首,道家以它为“三玄”之一.在古人看来,“《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及其易学,囊括了天、地、人间的一切知识,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汇.可以说,《周易》的思维模式、人生哲学、象数理论,深深影响甚至支配了中国乃至中国文化圈内各国人的思维习惯、人生态度.中国哲学思想更是深受周易影响,表现为:与西方哲学重形式逻辑相比,中国哲学偏重辩证运动性;与西方哲学重视个体性相比,中国哲学更呈现为一种整体和谐性;与西方哲学重推理思辨相比,中国哲学更强调立体直观性.由思维模式衍生出来中国哲学独特的精神特征,就是阴阳和的运转与统一,以及由“道”而生、循“道”而行,一生万物、万物归一等浑然天成、气韵生动的世界观.这在儒释道哲学思想中均有体现,而中国的艺术的根本追求也正是以“由艺人道”为根本追求的.

宗白华在探讨中国画法渊源时这样描述:“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一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中国画的主体‘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下面笔者分别从《周易》哲学的三个特征对中国艺术创作的影响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哲学的辩证运动性与艺术的“有无虚实”

体现辩证运动性最经典的传统典籍该属《周易》.《周易》不但阴阳相对,六十四卦和八卦也是两两相对,乾坤、坎离、泰否、损益、谦豫等不但八卦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其实全部六十四卦也是以“对”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对”体现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辩证思想.老子作为道家哲学的创始者,在《道德经》中集中体现了辩证法的原理.他不但非常注重矛盾的普遍性,并且认识到“反者道之动”的否定原理.在辩证法上,老子主要发展了《周易》“坤”的思想.比如“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知其向,守其黑,为天下式.”再如“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再如“天下万物负阴而抱阳”等.尤其是“谦”的思想,非常符合《周易》谦卦的意思.

儒家的辩证法主要以《易传》为代表.《易传》的作者把《易经》的宗旨归结为“为变所适”,认为内在矛盾构成事物发展的动力,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阖一辟谓之变”、“乾坤成列,而易在其中矣”、“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一系列命题.作为儒家哲学发展的顶峰宋明理学更是充分发挥了《易传》中的辩证运动原理.从周敦颐到朱熹,再到王夫之,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形式说,是通过其易学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我们常说中国哲学是儒道互补的哲学.儒家侧重的是一个充满生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各种生命各安其性地存在的状态,道家侧重一个虚静的、原始的、浑沌的自然状态,儒家更多地看到了生命的差异性,道家更重视生命的统一性.北京大学教授陈来曾这样形容,如果用“一阴一阳之谓道”来比喻儒道两家,显然儒家是阳,道家是阴.儒与道二者构成了一种阴阳互补.一阴一阳不仅是宇宙存在的规律,也是文化存在的规律.这也正是中国哲学整体在辩证中运动的体现.

中国艺术在这种阴阳互动地辩证运动思维影响下,呈现出许多相关的关 键 词 ,最为典型的是“有无”、“虚实”.叶朗曾这样描述:“‘虚实结合’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一条重要的原则,概括了中国古典艺术的重要美学特点.这条原则认为,艺术形象必须虚实结合,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中国古代诗、画的意象结构中,虚空、空白有很重要的地位.没有虚空,中国诗歌、绘画的意境就不能产生.”

宗白华也曾作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的最根本的宇宙观是《易经》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画面的空间感也凭借一虚一实、一明一暗的流动节奏表达出来.虚(空间)同(实物)联成一片波流,如决流之推波.明同暗也联成一片波动,如行云之推月.这确实中国山水画上空间境界的表现法.”中国山水画对虚实的体现尤其具有代表性,而中国艺术的其他形式也多秉承了这种精神.中国诗歌中大量采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将诗歌艺术推向了意蕴无穷的美学境界.如《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前句写实,后句入虚,将江月的实景图与想象中的时空虚景拉伸推延,形成一幅肃然超脱的关于宇宙、生命的哲学意蕴的画卷.除此之外,中国书法、舞蹈、音乐等在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呈现上也极为典型.

中国艺术中常常提到的隐秀、风骨、神形、文质等,都可以追溯到阴阳互动的哲学精神,“情在词外日隐,状溢目前日秀”.“秀”是指审美意象的鲜明生动、直接可感的性质;“隐”是指审美意象所蕴涵的思想情感内容不直接用文词说出来,不表现为逻辑判断的形式.叶朗指出:“‘隐’‘秀’的作品,正是直接性和间接性、单纯性和丰富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因而它就能使读者获得丰富的、持久的美感.”风骨也是中国艺术中一对非常关键的词汇,宗白华对风骨的理解可谓一语道破真意:“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风”侧重作者的情感,“骨”侧重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二、哲学的整体和谐性与艺术的“气韵生动”

《周易》不但体现了阴阳相对的辩证运动性,同时体现了整体划一的和谐性.《周易》的和谐思想首先体现在其宇宙观上.《易系辞传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概言之,太极乃阴阳之未分,太极剖而阴阳分.桑东辉这样指出:“太极就是和谐,是一个阴阳对立和互动所构成的内在而超越的和谐系统.”

对于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来说,《周易》最大的魅力在于,通过天、地、人三个世界奠定了以道德完善为宗旨、以上下尊卑为秩序的和谐模式.受《周易》的影响,早期儒家推出了天人合德说,在天人合德的过程中,理学家重申并且细化了《周易》将宇宙秩序转化为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主题,将和谐理念转化为实践操作.《周易》开启的和谐模式在宋明理学中臻于完备:在理念上,天人合一的模式转换为宇宙秩序一社会秩序一家庭秩序的三位一体;在操作上, 将宗法社会的和谐建构具体化为社会秩序、家庭秩序.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中,理学家将《周易》奠定的和谐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拓展为和谐建构.

这种和谐一体的哲学精神和思维模式,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艺术表现特征.宗白华在谈到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时说道:“早在《易经》《系辞》的传里已经能够说古代圣哲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宗白华认为,西方艺术的基础在希腊的雕刻与建筑,是以具体实相融合与和谐整齐的形式为理想的,中国人对无穷空间这种特异的态度,阻碍中国人去发明法.而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艺术在深受中国哲学精神影响下的独特之处,虽弱于法,却形成了中国书画“气韵生动”的美学特质.我们知道,西方古典艺术时期,也以宇宙是和谐的统一体为最高理念,而西方艺术的“和谐”更多地体现在形式上,故而在、比例、光线、阴影等形式上面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而中国画则因工具写光困难,乃另辟蹊径,不在刻画凸凹的写实上求生活,而舍具体、趋抽象,于笔墨点线皴擦的表现力上见本领.其结果则笔情墨韵中点线交织,成一音乐性的‘谱构’.”这种“谱构”放弃了个体的具相的“音符”,而努力呈现出宇宙、人生的整体“旋律”.即使是从小处着笔,也依然会通过“气韵”留出无限的遐想空间,让人从中体会到宇宙、自然、人生的整体节奏感.在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影响下,中国艺术更加重视“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如苏轼诗云:“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叶朗认为“气”这个范畴正是区别中西美学的一个关节点.西方的模仿说着眼于真实地再现具体的物象,而中国美学的元气论则着眼于整个宇宙、历史、人生,着眼于整个造化自然.这种着眼点,正体现了中国哲学精神的整体和谐论,

“中国美学要求艺术作品的境界是一全幅的天地,要表现全宇宙的气韵、生命、生机,要蕴涵深沉的宇宙感、历史感、人生感,而不只是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所以,中国古代的画家,即使是画一块石头,一个草虫,几只水鸟,几根竹子,都要表现整个宇宙的生气,都要使画面上流动宇宙的元气.”

三、哲学的立体直观性与艺术的“得意忘象”

《周易》卦爻辞与其它筮占不同,它来自先民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创立出来的,摄取了人们所习见熟闻的种种事物和现象,引用诗歌、谣谚、格言以表征深藏于事物现象中的抽象意理.这种直观天下的意象性也成为后来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

每个民族都会在其文明发展的同时对人和世界的各种本体性问题发问,不同民族的哲人思考终极问题的方法则大相径庭.西方各民族的哲学自古希腊出就呈现出遵逻辑、重推演.思辨缜密的特点,有严谨的哲学体系.而东方的中国哲学,或重现象而轻规律,或以直观臆断代替逻辑推演,且见于零散的言语中而长时间没有成为体系.诺斯罗普认为,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用直觉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表示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是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给予的.等用直觉得到的概念又有三种可能的类型:已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区分的概念.”照他说,“儒家学说可以定义为一种心灵状态,在其中,不定的直觉到的多方面的概念移人思想背景了,而具体区分其相对的、人道的、短暂的‘来来往往’则构成了哲学内容”.但是在道家学说中,“则是不定的或未区分的审美连续体的概念构成了哲学内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就冯友兰分析,中国人的这种哲学思维是与中华民族的地理背景及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以农业为生.农所要对付的,例如田地和庄稼,一切都是直接领悟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哲学重在从直觉领悟出发.另外,象形文字以及中文语言,都对中国人思维方式造成了重“直观、意象”的影响.较之拉丁语系诸语种,中文(尤其是先秦的文言文)无疑是一种微言大义、一言多意、拥有无穷“可能性”的语言.有学者指出,现代西方哲学已开始反思其自苏格拉底时形成的“以逻辑证哲学”的方法,认为以语言为代表的逻辑系统并不具备论述哲学的能力,而中国哲人早有“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义不可说”的观点.胡塞尔们自成表意充满“可能性”的新概念而用括号“悬置”前人逻辑清晰的概念――而中国哲人早就在使用充满“可能性”的语言探讨哲学问题了.可以说,中文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极大.

象形文字的特殊性也成为书法艺术得以发挥的源头.《易传》提出“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而中国艺术最终升华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宗白华认为:“中国画自伏羲八卦、商周钟鼎图花纹、汉代壁画、顾恺之以后历唐、宋、元、明,皆是运用笔法、墨法以取物象的骨气,物象外表的凹凸阴影终不愿刻画,以免笔滞于物.”直观天下的思维方式在王夫之那里被整合提炼为“现量”美学.“现量”包括三层含义:现在、现成、显现真实.叶朗是这样解释这三种含义的:审美观照是感觉器官接触客观景物时的直接感兴,排除过去的印象;审美观照是瞬间的直觉,排除抽象概念的比较、推理;审美观照中所显现的是食物的完整的“实相”(“自相”),不是脱离事物“实相”的虚妄的东西,也不是事物的“共相”(事物的某一特征、某一规定性).“现量”美学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精神的直观性.我们通过王夫之对诗歌意象的分析可以更加准确的把握“现量”的涵义:现量不是主观的、直观不是臆断的,王夫之的显现真实是说直接审美感兴中所产生的审美意象所显示的“理”,并非逻辑思维的“理”,而是在直接审美感兴中所把握的“理”.此时,诗歌之意已经超乎其对“象”的描述,延伸在意味无穷的深远境界.

总之,审美文化首先是一个他律的存在,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范畴而存在的.它处在整个文化的大系统中,与经济、政治、宗教、哲学等其他社会文化范畴密切相关,决不是一个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的系统.中国艺术渊源在于它特有的哲学精神和气质,这种对宇宙、世界的思维观照模式,已然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之魂,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出现之后,依然以不同的姿态释义着自身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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