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商与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

【摘 要】文章对近代华侨商人在广西城镇的各种经济活动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近代侨商对广西的投资及工商活动,促进了城镇与区域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

【关 键 词】广西；东南亚；侨商；城镇经济

【作者】陈炜,桂林工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1-0179-006

theOverseasBusinesenandtheEconomicDevelopmentInModernTimesoftheCitiesandTownsin

theSouthwestEthnicRegion

――aCaseStudyofGuangxi

ChenWei

Abstract:ThisarticlediscussestheproblemofitheoverseasChinesebusinesen'variouseconomicactivitiesinthecitiesandtownsofGuangxiinmoderntimes.Sofarastheauthorisconcernedthat,inmoderntimestheoverseasChinesebusinesen'investments、theindustrialandmercialactivitiesinGuangxipromotedtheflouringofthecitiesandtowns,andadvancedthesocietyandeconomyinthesearea,andthenlentanpowerfulimpetustotheeconomicexploitationoftheethnicregionofGuangxi.

Keywords:Guangxi,southeastAsia,overseasbusinesan,economyinthecitiesandtowns

一、近代东南亚国家中的广西籍华侨及其经济活动

广西人出境的时间可上溯至我国战国时期,但当时仍属于古代民族的迁徙.而真正作为广西籍华侨华人规模性的成批量移居国外则约始于宋代.至战争前广西与东南亚国家间因特殊的地缘关系,已有不少广西人前往东南亚诸国或经商或谋生.但总体看来,古代广西移民东南亚国家的规模都不算大,增长速度也十分缓慢.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广西和国内其它地区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封建剥削与国外资本主义掠夺加强,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大批广西人外出前往东南亚国家谋生.造成这一时期广西人大规模迁居东南亚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因生活困难,为了生存而背井离乡出国谋生.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加大了对人民的剥削,各种苛捐杂税接踵而来,地主阶级也乘机加剧土地兼并.当时整个广西已出现“佃众田稀”,农民“乞田而耕”的现象.①19世纪中后期,桂东的平南、郁林、梧州等地区,约有80％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10％的农民占有少量土地,占人口10％的地主阶级占有土地达80％以上.②这些缺地或无地的农民只有依靠雇工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入侵,洋货的大量倾销,也造成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内外困交使原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为求生存,农民被迫远走家乡外出南洋谋生.桂东南地区出现了“有的父携子,有的夫携妇,有的携带全家男女老幼,川流不息源源继续南来谋生的,如过江之NF6EA”的景象.其二,是因逃避战乱或政治迫害而进入东南亚国家.近代广西社会动荡不已,战乱纷呈,每次战乱前后,因反抗失败、逃避征兵、征战未归、躲避战乱等原因而出走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广西人为数甚多.其三,是东南亚国家鼓励移民等相关政策的推动.19世纪后半期,向东南亚的移民又增添了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需要的因素.当时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纷纷沦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为了加速对殖民地丰富矿产和热带林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英法殖民政府对中国移民采取鼓励不加限制的措施,从而吸引了大量中国移民从事各项开发性的生产活动.“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南部沿海诸省,如福建、广东、广西等地.”③

近代在东南亚各国经营谋生的广西籍华侨华人数量总共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窥见其一般概况.如在新马泰南一带,从1860年至1890年,来自广西的华侨大约有五六千人.④又如1920年至1930年间,等据当时估计该时期往返居留马来西亚的广西人大约已有20多万.⑤至于近代越南的广西籍华侨的人数则更多,据资料显示,1951年越南有华侨150万人,其中北越9万,中越5万,南越135.7万.其中有相当部分为广西籍华侨.如以保守比例15％计算,越南广西华侨应在20万以上.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广西移民群体进入东南亚诸国,他们大多凭借白手起家,在异国或务工或经商,对当地经济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八桂乡人在新马泰南洋各地之职业,做锡工、伐木占50％,割胶工10％,小商贩15％,种养业10％,服务业15％”.⑥而19世纪末在越南西贡的广西人是以“贸易二、雇工三、耕种五之比例谋生.”⑦由于海外华侨的辛勤耕耘,极大推动了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和行业留下了他们艰苦创业的足迹.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南广宁省芒街,因陶瓷业十分繁荣,号称“越南瓷都”.当地的陶瓷厂,大多为广西籍华人所创办,当时他们在芒街桥头附近即北仑、宁明两河河岸,先后建有15个碗厂.所雇佣的工人、技术人员也多从广西博白、合浦等地来.⑧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广西籍华侨的贡献也不少.正是由于包括广西籍侨胞在内的广大中国华侨对东南亚各国各项经济开发事业长期不懈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东南亚国家的面貌,带来了当地经济上的繁荣.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赢得了当地社会的广泛赞誉,同时也为自身积攒资本,转向投资国内工商业奠定了基础.

二、近代广西城镇经济成长中的“东南亚侨商”因素

近代广西城镇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侨商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是继粤商等外省客商后,另一支投资近代新式工商业的重要力量.广西因素来地瘠民贫,工商业发展所需原始资本积累十分缓慢,侨资入桂给先天不足的广西民族资本主义增添了元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建设资金的匮乏,直接推动了近代广西民族地区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城镇工业化力量成长.近代侨商在广西投资兴办工矿企业始于19世纪末.甲午战后,私人资本对国家财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受到清朝统治集团的普遍关注与重视.为此,在放宽对私人投资企业种种限制的同时,也推出了以吸纳民间私人资本,利用海内外华商资金商办近代经济事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作为吸引对象之一的海外侨资颇受政府瞩目.19世纪末广西巡抚张鸣岐等人特派道员刘士骥出国宣传,招引侨商返桂兴办实业,收效甚好.自清末始,陆续有华侨到广西各城镇投资经营工商业.近代华侨在桂城镇投资活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1896年至1925年新桂系执政前.此一阶段海外华侨来桂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其它行业少有涉及.1896年粤籍华侨巨子张弼士接办贵县平天山银矿,增加资本数百万元.“聘用西欧矿师,勘探矿区,修筑矿山道路以便运输,抽水、打风、运矿诸机及冶炼锅悉购自国外.”当时“龙山市上,每逢圩几成银市.附近居民趋民炼冶,蒸成风气”.⑨该矿所产的银锭、银粒销往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收入颇丰,四年内获银40余万两.后因经营不善,地方不靖等原因停办.继张弼士后,先后有华侨叶恩、刘义任、欧云等人来桂兴办实业.1908年叶恩、刘义任集银300万两,创立振华公司,开采银矿、兴办银行和轮船公司.振华公司在贵县县城设立总部,在香港设分部.公司开办一年多后,陆续从国外购置汽锅,炼冶炉、抽水机、运输铁轮等投入生产.矿区面积原定50亩,后又增加50亩,共100亩.⑩辛亥革命后,广西省内政局不宁,各派军阀相互混战,经济建设停滞不前,华侨投资也一度中断.需要指出的是华侨投资广西实业,一开始即选择&# 20855;有投资大、回收慢特点的重工业―矿业,并不是盲目和任意的,这与他们常年在外经历有莫大关系.广西“华侨之经营南洋群岛者,大半以开矿为主,阅历已深,观摩益善,举凡探矿之机关,采矿之法度,运矿之筹划,售矿之区域,多能知其要领.”[11]积累了丰富经验,再加上广西历来矿产丰富,该行业自然备受青睐.

第二阶段即从1925年至1949年.该时段华侨资本输入的队伍和规模不断扩大,并在30年代一度出现,经营范围亦由单一的矿业扩展到其它行业.如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农垦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在矿业方面,从1928年至1935年,据当时广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调查,在省建设厅注册登记采矿面积在300公亩以上的矿业公司达66家,华侨投资开办的占10家,有矿区17个.分别为梁柱南的普益矿业公司；邓泽如的贺成公司；潘海雪的钟山锡矿公司等.以上侨商开采的矿场大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1933年南洋华侨邓泽如、潘海云等投资的贺成公司,每月约产纯锡砂七八十吨,自炼、自运、自销.第一年获利10余万元,第二年获利50余万元.厚利所在,吸引本地地主、富商和海外华侨纷纷投资经营,成为当时广西最大的锡矿公司.[12]

在轻工业上,新加坡侨办的南洋公司与广西企业公司合资500万元开办广西糖业公司.从事糖业的生产与运销.苍梧华侨陈国材与贵县华侨陈俊群、陈有泉、张秀波于1940年发起组织“桂光煤油公司”,由陈国材任经理,于苍梧戎圩开办煤油厂生产桂光牌煤油.此外,陈国材还在家乡办起了“家庭工业社”,该社成立了制造火柴的工场,生产星光牌火柴.同时还设置了专售火柴与火油的门市部,因其产品质优价廉,颇受当地群众欢迎.1930年侨居印尼贺县籍华侨沈笃天、沈善腾兄弟将国外资本全部拍卖,带领全家回到家乡,于梧州创办同春公司,从事纺织业生产经营.为支持华侨实业发展,著名侨领陈嘉庚在柳州投资850万元设立了集资银行专办工业建设.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情况下,爱国心驱动着华侨加大对国内的投资力度.华侨的投资领域又扩展至农牧业、文通运输业和文化业等领域.1932年侨居马来西亚的容县籍华侨陈广在投资明德锡矿公司失败后,又返马拍卖了几十亩胶园,回到柳州与时任广西建设厅长的伍廷NFCDC合股兴办农牧场.1939年华侨黄寄生、黄远等创设广西露塘垦殖公司,垦殖柳江县属凤山河灌溉区的荒地4.6万亩,其业务范围有垦殖、园艺、畜牧、森林和加工运输等.另有柳城华侨公司承垦土地17580亩.[13]为改善投资环境,华侨还纷纷投资于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印尼华侨沈笃天、沈善腾兄弟在贺县八步成立了“利达公司”,有运输汽车20多辆,除在城内运营外还往返于桂东地区各城镇间从事货物运输.华侨赵丽泉把在新加坡、柬埔寨和越南西贡等地经营积累资金转回北海(时属广东)开办钦廉地区第一家发电厂――廉北珠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近代在广西境内投资实业的华侨,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其中尤以本省和粤籍华侨投资最多,规模最大.侨商的投资活动为近代广西城镇工商业的起步和发展输入了宝贵的资金,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城镇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

三、侨商对近代广西城镇经济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1.加速城镇近代化步伐

近代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是推动城市近代化的最直接、最重要动力,工业化以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的小商品生产,致使城市从数量、规模、布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获得空前发展.因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发展的,两者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如上所述,近代华侨在广西投资的大多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如矿业、机械制造、运输业等.这些企业规模一般较大,资金相对一般民营企业来说也较为雄厚,主要从事以机器为动力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于是为适应这些侨资工业大机器生产需要,一大批带有辅助性的相关产业行业也相继在城镇中诞生.

矿业开采不仅需要大批的机械化设备,而且机器零件的损坏与折旧率也较高,这些生产工具如完全依靠外地进口、维修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无形中增添了成本.出于上述考虑,侨商在直接投资矿业的同时还附带兴建了一批机器维修和制造工厂.1933年由潘海雪等和广州艺坚机器厂的何配石集资5万元,于贺县建立大成机器厂,主要从事生产砂泵、水泵、鼓风机和承接矿场安装、维修机器等业务.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贺县共有大成、西兴和、永安、梁四记等6家机械工业,有企业职工2270余人.[14]为解决矿山爆破材料不足问题,又陆续建设了几家化工厂,以制造白硝和生产火柴.30年代末,贺县的火柴厂已达13家.随着机械化采矿业的深入发展,对电力需求量也日益增多,为满足机器生产需要,作为城市基础设施重要内容的电力行业也迅速地在城市发展起来.当时除各矿业公司自行安装有发电机组外,为缓解电力短缺的压力,还由政府出面采取官商合办形式于1934年在贺县八步镇成立了安装3200千瓦,经常发电量2400千瓦,堪称当时广西最大火力发电厂――八步电力分厂,向附近企业及商家供电.[15]城市工业的不断发展使城市的对外交流处于深刻的地域分工和广泛的商品交换经济大环境中.为了更好地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促进对外交流,新式交通运输工具的引进亦迫在眉睫.1935年粤商叶辉等人租用“永利亨”、“东航”、“南汉”等客轮,行走于广东都城至八步间.平桂矿物局为提高水路运输能力还专门购置了5～30吨的帆船数十艘,150吨机动船两艘；电船1艘,投入矿产品的运销.[16]当时八步码头最高年份停泊船只达422艘,年货物吞吐量超过百万吨.往返行走于贺街至信都、八步至西湾、钟山、古城,以及广东的都城、西南、佛山等地.在陆路交通方面,30年代己形成以八步为中心,西北到西湾钟山,直达桂林；南至公会；北到富川；东连贺信怀公路的运输网络.

城镇是一定规模人口聚居场所,城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城镇人口不断集中和增加的过程,城镇人口数量是城镇规模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工矿业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近代化,极大地方便了人口、货物的流动,越来越多的来自城乡各地的农民、工人集中于企业里进行协作性劳动,从而反过来加剧了生产和人口的高度聚集,并由此带动了原有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新城镇的兴起.如贺县1933年时,仅矿工人数就已高达3万余人,被誉为广西“瓷都”.城内商业十分繁荣,中西餐厅、茶楼酒馆、广东剧院、赌场、饮食业等应运而生.[17]全城1933年拥有洋货店等商铺102家,资本总额达14万多银元.到1944年时,贺县城内已有商铺525家,从业人员达2170余人,商业资本超过74万银元,城区人口达4万多人.[18]当时桂东南地区其它侨乡,如郁林、容县、苍梧等地也因华侨的工商投资,城镇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展.民国初年以上三县人口均不过4万人,到1937年容县城区及近郊人口达7.86万,郁林城区人口达5万多,苍梧城区人口更增至7.43万人.[19]

近代矿业的开采还促进了一批小城镇的兴起.如贺县的水岩坝、黄田、路花、望高等地在19世纪末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村庄,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当地采矿业的发展,矿工人数日益增多,30年代“水岩坝一带横直十余里的矿场等技术人员及矿工人数,亦达六至七万.”[20]故水岩坝虽系小乡村落,而房屋梯比,街市喧哗,除各公司工人住宅,市区住房竟达六七百家,房屋新建者占多数.为数众多的外来人口汇集一地,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圩镇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当时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水岩坝,迅速形成三百间商店的水岩坝市场.”[21]市场上商品应有尽有,矿工和农民把自己产品拿到圩镇上出售,并就地购买必需生产、生活用品,圩镇经济十分繁荣.小小的水岩坝街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什么钟山街、贺县街等商品林立,货物品种齐全,街上车水马龙,每到下午五时,工人下班赶圩,街上更是人山人海.[22]人类学家盖尔迪认为：“城镇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的过程”.[23]因近代侨办矿场人多集中在贺县治所――八步镇及其附近地区,故而在八步作为地区经济中心地位不断加强的同时,其与周边乡村间经济联系亦不断增强.๨ 0;渐形成了以八步中心市镇为中心的覆盖周围广大乡村的圩镇商业网络体系.这些圩镇一般都具有相当之规模,“每逢傍晚街上,行人络绎,其拥挤情形,无异于邕宁之苍西,梧市之大南也.”[24]当时除矿产品外,附近各县乡圩镇收购的谷米、土特产品也均经集中八步转运梧州等地,而进口的洋百货也无一例外地由梧州运至八步再转销周边各县.近代因工矿业发展而兴起,主要服务于工人生产生活的小城镇在桂东南和桂中等地为数不少.各级圩镇的不断发展,这不仅给乡村人口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也诱发了乡村农民的高期望收入的冲动,导致了乡村人口向圩镇的聚集,进而为近代广西城镇向近代化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华侨企业在城镇的兴起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经济在城镇和区域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渐上升,随着城镇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城镇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中心或商品流通中心,其作为生产中心的地位亦得到逐渐加强.尽管这一增长过程仍较为缓慢,但它毕竟是一种让人感到欣慰的可喜变化,对近代广西商强工弱局面的初步改善贡献了一份力量.这些均无疑有助于促进城镇与乡村、城镇与城镇间的纵横经济联系,有助于强化城镇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所特有的集聚、辐射功能的整体发挥,进而不断把先进生产力诸要素,先进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向周边地区扩散,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

2.推动民族地区城乡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伴随着海外华侨入桂投资开办近代企业,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方式也随着资金、人员的流动沿着商业网络传入了广西各民族地区.因近代广西侨资企业资金雄厚者大多集中于矿业生产领域,故而该行业的这一变化和影响亦最为显著.广西的矿产蕴藏之地,多位于偏僻的民族地区,侨商对当地的投资,无疑会促进这些地区城乡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最早创立的贵县华兴、振华两公司,均聘请了海外技术人员指导开矿,华兴公司“聘用欧西矿师勘验矿区.”振华公司聘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矿科博士华人容觐彤”,是广西工矿业在引进技术人才方面的最早尝试.此外,还大量购买并使用国外先进机器设备,成为广西矿业史上由土法开采冶炼向机器开采冶炼的转折点.随着侨资企业的增加,生产规模的壮大,企业主从国外引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也越来越多.先进机器的生产效率在同类企业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他们也纷纷竟相使用机器采矿,由此带动了整个行业生产技术的全面进步.如在桂西大厂矿区,民国22年(1933年)华侨李季廉创办利物公司,开采长坡山、龙头山等地矿藏,这是侨商第一次到大厂办矿,并首次使用机器开采.在富贺钟矿区,自“民国17年(1928年)官矿局设模范锡矿场于水岩坝,就引用马来西亚式砂泵、水机等机械设备开采砂锡矿”.[25]到1933年富贺钟一带矿区已有33家矿厂使用机器采矿,拥有发动机马力共达五千余匹.[26]新式采矿法与传统土法相比,具有较高的效率,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量.1912年至1932年,富贺钟锡矿平均年产纯锡仅501195斤,采用新式生产方法后,纯锡产量迅速增加,1935年达1140多吨,比过去增加了1～10倍.[27]而1935～1941年年均纯锡产量在2100吨左右.原煤产量也由1933年的0.26万吨提高到1941年的5.17万吨.焦碳产量由1938年的97吨,增加到1941年的1389吨.新机器与新技术的采用对促进广西城乡工矿业发展,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侨资涉足的城镇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垦业等行业,先进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也得以广泛的应用.清末,华侨庞宽甫、黄实卿、陈雨亭等人在合浦(时属广东)创办廉北普益汽车运输公司,为本地区开创现代化运输的先河.[28]1915年商人余瑞初与华侨合资开办梧州地区第一家拥有先进设备的发电厂――“梧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苍梧侨胞陈国材在家乡夏埕乡办的家庭工业社,为当地第一家近代工业.此外,当时除侨办矿厂大量招聘矿工从事雇佣劳动外,大多华侨开办的垦殖公司也沿用了东南亚各国普遍采用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方式进行商业性开垦种植.如民国时期柳江民生垦殖公司有包种工人425人,柳城厚生垦殖公司有长工70人名及一批季节性的包种工人.包种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一方丈种油桐一株,除草两年,可得工资七分,另给三分作为借款,两年期满归还.承包种植期间包工可在行间种植杂粮,收获全归包工,作为补助工资.二是实行包垦包种包活.每一方丈种桐一株,共得工资一角.[29]这种资本主义性质农垦公司在引进、传播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方式和西方先进的农林种养技术,推动广西民族地区城乡经济开发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当然,由于近代华侨资本输入广西地区所受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输入规模及方式等的制约,其所能发挥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尽如人意.但这种外资输入的性质和活动,其对于城市经济发展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开发所起的积极影响和深远意义,已大大超过其直接实际作用.

3.侨商社团对近代广西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

近代东南亚国家中各种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结合而成的商人社团,如会馆、同乡会等也通过各种途径在推动和加速广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随着广西籍华侨在外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渐壮大,出于“联络乡谊,团结乡梓,为同乡谋福利”的考虑,他们纷纷于居住地成立了各种宗亲会、同乡会、会馆等社团组织.最早建立的广西籍华侨海外社团为新加坡三和会馆.1883年由旅新广西博白庞敦武、高州褐志松等人发起筹建而成,之后又相继有马来西亚文冬广西会馆等多个社团组织诞生.据统计,近代东南亚国家广西籍华侨成立的社团组织共达25个.[30]

这些社团组织成立后大多以维护广西同乡福利,促进双方经贸发展为己任,为沟通彼此双方贸易往来,扩大国货出口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从而客观上为广西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鉴于营销国货为当地华商经贸活动一项重要内容,为推进国货及家乡土产出口,他们经常派遣人员回乡进行商务考察,提出商品改良意见,发掘和组织广西商品山口.如广西大化贡川纱纸为近代广西著名的土产之一,同时也是当地壮瑶人民的一大产业,产品主要以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为主.因纸质坚韧,质量甚佳,十分畅销,市场上冒名顶替者不少.1930午印度尼西亚商务团在贡川考察纱纸时,就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当地厂家树立品牌意识.建议当地所产纱纸加盖印章,以辩真伪.贡川团务当局依据侨商要求,立即刻就一颗“中国贡川”大印.之后印有“中国贡川”大印的纱纸销量供不应求,远销澳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加拿大、美国的旧金山等地区和国家.民国时期,外地商人在贡川开设收购纱纸的商号就达13家,每街日上市纱纸达100多担.[31]贡川因此成为近代广西纱纸生产中心.

为推动东南亚华侨对近代广西工商业进行投资,这些海外社团除在国外大力宣传广西的投资环境及工商政策外,还时常派有代表回乡参与家乡关涉经济建设方面的研讨,为其发展献计献策.如《星洲日报》董事会主席华侨胡文虎于1935年编印《新广西》一书,将广西情况介绍于此间之同侨,及关心广西建设者,俾有较明嘹之参考资料,而共同努力,未始不无小补也.[32]1929年,广西省政府在柳州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建设会议就有不少东南亚华人社团代表参加,并先后提交提案17件,占会议提案总数的16.18％.[33]会后由于他们的积极宣传“大霹雳、新加坡、吉隆坡等埠之侨胞,己发起组织华侨实业团,从事开发桂省富贺钟锡矿,本其在海外办矿之经验,而为祖国效力”.1928年,吉隆坡广西会馆总经理梁呖金(容县籍人)亲自组织垦殖公司回桂殖边.

综上,近代侨商对广西的投资和工商事业的关注,加速了广西城镇经济的近代化步伐,对广西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大省的经济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现今,广西正抓住西部大开发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有利时机,把吸引外资,加大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往来,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和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途径.因而对本文以上主题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深化当前广西经济建设的决策思考.

注释：

①程大璋等纂：《桂平县志》卷二九,民国9年(1920年)铅印本.

②广西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1～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③《雪兰莪广西会馆金禧纪念特刊》,100页,吉隆坡,雪兰莪广西会馆编辑出版,1979年.

④李文昭编：《马来亚八桂考实录》,66页,吉隆坡,1961年.

⑤覃德文主编：《南洋八桂通鉴》,64页,吉隆坡：马来西亚八桂文化出版社,1963年.

⑥《博白县侨情资料》,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⑦(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十一帙,转引自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⑧毛鹏：《华侨与芒街陶瓷的兴衰》,《八桂侨刊》,1987年第1期.

⑨⑩[17]梁崇鼎等纂：民国《贵县志》,卷十一,1935年铅印本.

[1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98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12]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247～24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29]广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广西通志农垦志》,2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卢鼎鹏主编：《八步镇志》,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5][16]平桂矿物局志编篡委员会：《平桂矿物局志》,172页,357页,桂林漓江印刷厂,1997年.

[18]贺州市志编纂委员会：《贺州市志》45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参见方光汉主编：《各省地方志广西》,中华书局,277页,270页,146页,中华书局,1938年印行.

[20]罗伟钧：《解放前富川、贺县、钟山三县锡钨矿产的开采概况》,《广西文史资料》第14辑.

[21]麦法朗：《广西水岩坝矿区的工农生活》,载《东方杂志》卷32,20号.

[22]邹佛胜、邹汉超：《水岩坝‘小南洋’》《贺县文史》第10辑.

[23]周大鸣著：《现代都市人类学》21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24][25]吴尊任：《粤西矿产纪要》124页,22页,梧州文化印刷局,1936年.

[26]陶绍勤：《广西矿业概况》,1～8页,1936年版.

[27]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3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28]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侨务志》26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0]根据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259～400页内容统计,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1]韦振苏等整理：《民国时期名扬中外的贡川纱纸》,黄德俊主编：《桂西文史录》,第2卷,30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2]转引自范柏樟、黄启文：《广西招徕侨资溯源》,《八桂侨史》1991年第2期.

[33]参见黄启文：《第一次全省建设会议和华侨》,《八桂侨史》,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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