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党的廉政建设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代伟人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党执政前、部分地区执政时和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时,他都将党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而其中又尤其重视党的廉政建设.

领导苏区的肃贪工作

早在井冈山时期,就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即：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买卖公平和借东西要还；六项注意即：捆铺草,上门板,买卖公平,言语和气,损坏东西要赔偿,不准乱翻东西.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人们熟知并传唱的.、朱德等率领的红4军相继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发展为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辖20多个县,有250多万人口,是当时最大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在局部地区最早执政的时期.1931年1月15日,苏区局在革命根据地的宁都县黄陂成立,10月以后书记.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苏区中心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不是纯而又纯的,它不是建立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而是建立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骚扰之中,因而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在一些苏维埃政府中时有出现.这些消极腐化现象的存在,虽属支流,但严重地危害苏维埃以及广大干部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鉴于此,、张闻天、项英、何叔衡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下决心刹住苏区内出现的这股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歪风.1932年至1934年,以红都瑞金为中心的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廉政斗争.

在亲自指导下,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以“贪污”命名的反贪污贿赂法令.此法令对贪污的量刑有明确规定.于是,依法严惩贪污分子、抓大案要案的查处开始.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1932年5月9日,红都瑞金上空响起了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声,瑞金县九区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被决,这是我党败历史上毙的第一个,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机关查办的第一个贪污大案.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任云集队队长.1930年加入中国,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叶坪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蜕化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官.他生活腐化堕落,诱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认为：“这是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桩腐败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枉法,这叫人民怎么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4天后,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临时最高法庭在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5月9日,将谢毙.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一些公职人员或因贪污,或因浪费,或因官僚主义,受到、撤职、严重警告等处分.在机关,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会计科长和会计10人,管理科长及科员8人,财政处长3人,总务厅长1人,局长3人,所长1人,厂长2人,贪污公款累计大洋2053．66元,还有棉花135公斤,金戒指4枚.送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公职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

苏区在的同时,提倡廉洁.等苏区领导人带头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所有党政干部,从中央局负责人、临时政府主席到省、县、区、乡的工作人员,大家都一样没有薪饷,每月只有少量伙食尾子当做零用钱.处处以身作则,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他与士兵一样住普通民房,每天也只有6分钱的伙食.在瑞金县革命博物馆里,展出有苏区时期的一本账本,上面记载了一段革命领袖在艰苦岁月中廉洁奉公的感人事迹.1934年7月的一天,同江西省区参谋长陈奇涵到江西苏区长胜县铲田区调查工作.一行4人全都足穿麻布鞋,身背干粮袋,分头深入各乡村作群众调查.当晚,等人住宿在区政府.晚饭时,摆上桌的只有山芋粥、,外加一盆咸萝卜干.区政府主席钟赤牯执意要去弄点好吃的东西来,被坚决制止了.次日清晨,同警卫员要赶回瑞金政府,临行时,对警卫员小吴说：“你按规定去区政府财政部结清伙食费,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赶来.”小吴应声而去,在区财政部,打长工出身的老部长听说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宿也要交伙食费,急得涨红了脸,说什么也不肯收.警卫员推辞不下,最后只好收回钱,匆匆上路了,追上前面一行人.忙问他：“食宿费结算了吗?”小吴吞吞吐吐地说明区干部退钱一事.闻言大为生气,立即要他再次赶回铲田,将钱清算.陈奇涵参谋长看离村庄已远,便笑着插话说：“主席,还是由我来办这件事吧,你们赶路要紧.”只好同意这么做.他紧握陈奇涵的手叮嘱道：“老陈,这件事你一定要办妥,我们是领导干部,在执行财政纪律方面,更要严格遵守和作出表率啊.这样,人民群众才会信任我们.”陈奇涵郑重地点着头.于是,陈奇涵又步行返程来到铲田区,代表向财政部转交了食宿费.钟主席和老部长见此情景,无不连连感叹.老部长拿出毛边纸制作的财政部账本,郑重地在账页上记载：“7月18日,主席一行四人住,照章交食宿费大洋一元八角等”在后面经手栏上,陈奇涵也端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很快,二交伙食费的感人事迹在苏区干群中传为佳话.

在政府领导人的模范带头下,苏区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企业、学校等工作人员和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厉行节约,力戒浪费.苏区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当时苏区流传有一首歌颂苏维埃政府的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来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挑灯笼访贫农.”

亲自过问黄克功、萧玉璧案

1937年1月,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的总后方.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时期,中国明确提出在抗日根据地建立廉洁政府的政治纲领,形成了以艰苦奋斗、勤政廉政、廉洁奉公为特点的良好风尚.在等领导人的重视下,1937年8月25日,发布《中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四条明确指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污吏,建立廉洁政府.”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政府十分重视兴廉工作,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条例.其中有《陕甘宁惩治贪污条例》、《晋冀鲁豫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

1937年10月,在延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黄克功事件”,国内外一些报刊尤其是反动报刊将该事件作为“桃色新闻”大肆报道.由于和党对事件处理得十分得当,后来连反动报刊也不得不承认,人是坚持与法制的.事件是这样的：当时黄克功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他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带领部队打了许多仗,立过功,后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黄克功到抗大后,认识了当时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女学生刘茜.刘茜是山西姑娘,长得很秀气,黄克功想与她建立恋爱关系.但刘茜在来延安前,已经有了对象,便拒 绝了黄的要求.黄仍继续追求.在中秋的一个黄昏,黄克功邀刘茜到延河边散步交谈,并逼她表态.姑娘表示已有了对象,不能同黄谈恋爱,更不能结婚.黄克功威胁说：“不谈,我就毙了你!”姑娘坚决地表示：“毙也不同意.”黄克功恼羞成怒,便从腰间拔出,当场将刘茜打死.

在延安,“黄克功事件”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是绝无仅有的.但一批像黄克功这样以功自居、为所欲为的在各抗日根据地大有人在.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在负责的和闻讯后,感到十分震惊,对如何处理这个案件态度十分明确,黄克功以功自居,目无法纪,手段恶劣,要杀!一定要杀!与其他几位领导商量后,认为一定要毙黄克功.“黄克功事件”发生后,延安地区人民议论纷纷,在是否应判黄克功死刑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者必须偿命；另一种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领导干部、指挥员,抗日战争还需要这样的人才,处以极刑可惜,应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而且不断有人上书为黄克功说情.黄克功本人也几次上书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和,请求：“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心.”

对于如何处理这个案件,虽很惋惜黄克功这位多次立过战功的红军干部,但他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致信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到.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1937年10月11日,公审黄克功大会在延安陕北公学的大院里举行,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刑庭的全体人员都到了,院内挤满了人,各机关、部队、学校至少有1万人参加.雷经天宣布开庭后,首先由起诉人与证人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经过,黄克功说,如果被判处死刑,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他要求给一挺机关,由执法队督阵上前线.雷经天当众宣读了的信,黄克功深深地低下了头.接着审判长庄严宣布：处黄克功以死刑,立即执行.随后刑警将黄克功押向刑场.

由于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处决黄克功以后,连那些最初极力宣扬这起情杀案的反动报纸也无法说三道四了.陕北人民无不称颂法纪严明.

还有对萧玉璧贪污案的处理,也颇费心血.萧玉璧是1933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的干部,身上有几十处伤,曾任清涧县区长、定边贸易局副局长、波洛地方税务分局局长、盐池盐务局副局长等职.1937年12月,萧玉璧调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任局长.任职期间,他利用职权先后用多收少报、不记账等办法,贪污公款3050元,并将其中一部分公款交蒙古独立旅营长常崇耀,合谋招募新兵,企图背叛革命.1939年2月,边区财政所发现萧玉璧有收支亏空之疑,即派人清算账目,萧玉璧便以出外讨账为由,携税票18张逃跑.行至宁条梁将税票以72元卖给徐二,徐二使用时因税票过期又退回萧,萧将其焚毁.萧玉璧在此期间还为常崇耀招募新兵13人.1940年2月萧玉璧潜回家中,被当地政府发现逮捕,交延安保卫处.1941年6月25日,送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经检查机关查处,萧玉璧贪污公款3050元,招募新兵、企图背叛革命事实确凿.

在处理萧玉璧的问题上,反映出公正无私、坚持原则的立场.萧玉璧患病住院时,探病时只见老战士萧玉璧骨瘦如柴,心痛地嘱咐医生将特批给自己的每天半斤牛奶送给萧玉璧喝,要医生想法子将他早日治好.萧玉璧病愈后,摆老资格,不服从组织分配的工作,也是亲自做了工作才上任的.萧玉璧犯罪判死刑后,写信向求情,坚持原则.对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说：“这次和上次（指处决黄克功）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1942年1月初,萧玉璧被判处死刑.1942年1月5日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专门发表了《从萧玉璧之死谈起》的社论,号召大家：“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萧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正是由于延安各级党政机关和司法部门对腐败分子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使人民大众充分感受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保证了廉政建设的健康发展.经过几年的反贪污斗争,各抗日根据地贪污案件明显下降,如陕甘宁边区,1940年查处贪污案644件,1941年上半年下降为153件.太行区1943年查处贪污案606件,1945年下降为238件.

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谆谆告诫

1948年秋至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连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基础,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廉洁的政府,防止腐败,巩固新的政权,成为迫切任务.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确定最后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方略,制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策略.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时任主席的向全党发出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等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全会还根据的提议,作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规定：一、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

1949年3月23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率领机关和人民解放部人员,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发,进驻解放不久的北平市.临行前,说：“走,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 好成绩!”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执政党廉洁自律的理论与规定,为新中国开创了廉政新风.

领导“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中国在党和国家内部,领导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有力地抵制了建国初期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党和国家干部.1951年10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陆续暴露和发现了大量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向中国和人民政府敲响了警钟.12月1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1日,在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词中,号召全国人民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在党和的号召下,“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并很快进入.

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大贪污案.这一案件的处决,震动了全国,拉开了中国执政下反贪污的序幕.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人的英雄气概.公正地说,刘、张的确是党的干部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历史贡献.但是,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却蜕化变质,贪污腐败,犯下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行.建国之初,已身居天津地委书记高位的刘青山（开除党籍前任石家庄市委员会副书记）,与担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天津地区专员的张子善（开除党籍前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同流合污.

刘青山、张子善的主要犯罪事实是：一、利用职权,盗窃国家资财.他们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克扣地方粮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款、民工供应粮款等共计171亿元（旧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171万元）,用于他们秘密经营的所谓“机关生产”.二、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活动.他们勾结奸商,以49亿元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损失21亿元；他们还不顾灾民疾苦,占有4亿元救灾款购木材,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三、破坏国家政策,瓦解国家企业.他们以高薪聘请国营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31名,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四、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治河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从中渔利达22亿元.五、腐化堕落,拒不悔改.刘、张二人从所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3.7亿元以上,其中刘青山1.8亿元,张子善1.9亿元.刘还吸食毒品成瘾.为逃避罪责,张子善曾一次毁掉单据378张.

当中共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的报告摆在桌上时,十分震惊.1951年11月30日,他立即将华北局的报告批转全国,提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并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一天,他还致电西南局第一书记并告各局,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鉴于刘、张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的认识不尽一致,党和在考虑对他们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的.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同意判处张子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党、看到上述材料后,又请党外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最后,毅然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意见,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找到时任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为刘、张说情,他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说说,不要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说,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薄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说.黄敬坚持不去,要薄把他的意见转报.薄一波只好如实地向主席转达了黄敬的意见.说,正因为他们俩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由此可见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作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

严惩刘青山、张子善,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三反”运动的开展,而且也向全社会表明中国在严肃党纪国法、惩治贪污腐败方面的坚定决心.“三反”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查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错误的人约120.3万人,其中有900余人贪污数额巨大,受到法律制裁,这其中约有40余人被判处死刑.

1952年初,在“三反”运动的中,经建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为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决定从1952年2月上旬起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闪耀着永远不灭的光辉.

责任编辑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