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摘 要：法律和道德是支配社会发展的两股力量,二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法律和道德交相辉映,在经济政治的基础上左右着历史的走向.现实中法律和道德的冲突激烈,这促使我们以古看今,从古代法律道德关系的处理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Abstract:Legalandmoralisthedominantforceforthesocialdevelopmentandthedifferencebetweenthetwomutuallyinterrelated.Thehistoricalprocessinourcountry,legalandmoraleachotherineconomicandpoliticalbasisofthehistoryaboutthedirection.Legalandmoralrealityofthefierceconflict,whichpromptedustolookatthisold,fromancienttimestodealwiththelegalandmoralrelationstoseekwaysofsolvingpracticalproblems.

关 键 词：法律道德法治

Keywords:LawMoralTheruleoflaw

作者简介：张俊卫,河南新郑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人类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然而,不管法律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律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律不及之处,皆是道德用武之地,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显然,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一、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法律和道德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行为规则体系,它是通过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社会关系和会秩序.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誉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力量来保证其完成.道德主要是从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上来反映和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

虽然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法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错综复杂的各式法律形式看清楚法律的特征,一般而言法律的特征大致包括：1．法律是一种概括、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2．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3．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4．法律是以国家强制为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同样,道德上的差异也并不妨碍它们具有如下一致的特征：1．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2．道德规范没有也不使用强制性手段；3．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的规范.由于二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理上的探析.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1、法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不同.法律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带有自觉性的特点；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自发养成的,一般无须专门机构和人员来颁布制定.

2、法律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而且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道德对人们的要求比法律要高,它要追究人们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善良,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等量的义务.

3、法律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而道德则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

4、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所调整的是关系着根本的、重要的利益并且需要用国家权力干预、保证的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范围要比法律的调整范围广泛得多.

5、法律与道德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不同.法律的实施要求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而道德的实施主要凭借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依靠人们的觉悟,依靠社会团体,还要依靠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

(三)法与道德的联系

对法与道德的联系问题,主要有两派观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是国家的主权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法与道德之间、“实然的法”与“应然的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体现道德的法律才是具有法律品质的法律.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分述如下：

1、一国范围内的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我们知道,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而法律也是有阶级性的,二者都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要求,不同之处不过是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

2、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如在汉朝之前,道德中的“三纲五常”等并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立法原则,而只有在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需要这样的道德.

4、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法律即使规定的再详细,也总会又顾不到的地方,如秦朝的法律体系繁琐,条目繁冗,“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

二、中国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历史探析

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来看,法律并非天生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它只是在人类社会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激烈冲突以致纯粹依靠习惯和道德的力量无法解决时,而采取的强硬措施.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硬实力”,注重的是他律,而道德则是“软实力”,注重的是自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现象只是历史现象,终将随着历史进程而被消灭.如果阶级消灭,法律便失去了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其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以此为契机,社会秩序的维持仅依靠道德的力量即可.

(一)古代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演进

在古代中国,法又被归结为“刑”,如“,刑也,平之如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道德至晚是在西周时期被归结为一套完整的“礼”,它无所不在又包罗万象；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被确定为“德主刑辅”.因此,两者长时期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表现出了中国法律发展历程中特殊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现象.

1.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 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道德法律化发端于西周初期的“周公制礼”,确定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并使之趋于法律化,达到“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出礼入刑.

周礼随着西周的灭亡而失去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真正对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关系奠定理论基石的是汉儒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这是古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历程的重要环节,其后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均采取这一原则,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和东亚地区,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巨大.

其后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的潮流,并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引法入礼的指导思想,最终完成了道德法律化的历史任务,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在这之后的一千余年里,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王朝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按照唐朝制定的规则来延续自己的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实行,直至中国近代的来临之后,才被迫于清朝末年全面修订法律典籍.

2.法律的道德化

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是由他力约束转向自我约束,由法律约束转向道德约束.

毫无疑问,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前,中国古代的人民在法律的道德化方面的成就是领先的.仅仅单纯依靠法律来规范社会生活和交往,即使是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何况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中国呢?而将法律道德化,则可以在节省大量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将法律的作用面扩展到最大的范围,而且一旦法律作为一种道德力量保存下来,其影响维持的时间长度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中国就维持了两千年.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道德化不单是道德的法律化的结果,更重要的,它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选择的最佳途径.

三、以史为鉴,促进法律道德和谐发展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一)、情法冲突

这种情况不可否认是在现实世界中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的,而法治社会（不论是古代秦朝的专制统治前提下的“法制社会”,还是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建设的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也极容易造成将法律法规高置起来,仅凭世俗的习惯来审理案件,这就又回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春秋决狱”、“缘心定罪”的深渊里了.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平衡点”,我们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避免法与情的尴尬.

(二)、法中含情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三)、德法并重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这其中尤以分析法学派的主张最为突出.奥斯丁主张：“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结合的体制.

从历史上的道德和法律关系演变历程来看,正确处理好德法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正是古代中国繁荣兴旺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因之一,而当下理顺道德和法律的矛盾,从中发掘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则是复兴伟业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