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

[摘 要]《庄子》一书的作者,对政治问题有很敏锐、很深刻的观察,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书中倡导自然无为的政治思维方式,鼓吹顺应自然人性的治国之道.显示了“虚己”、“游世”、“养中”的政治智慧,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所谓“无用之用”的政治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的境界说.该书的独特思想和浪漫主义语言风格,使它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有着不竭的学术魅力.

[关 键 词]自然主义;政治哲学;政治智慧:政治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6)06-0028-07

引言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们总是把老子与庄子相提并论,称之为“老庄”思想,归为道家学派.然而,老子与庄子又各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在思维方式和对待现实政治问题的态度上,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思想特点和风格.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庄子其人有过一段描述;据说是出于庄周后学之手的《庄子.天下》篇中,对庄周思想学说的特点也有过一段概括.这两篇文献中所说的“庄子”,有时是指庄子其人,有时则是指《庄子》一书的作者.从《庄子》一书的论述来看,“庄子”是被当做书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来对待的.这样,庄子这个历史人物与作为《庄子》一书作者的庄子,就比较难以分清了.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在本文中,是把两者合在一起,统称为“《庄子》一书的作者”.很显然,这实际上就是在论述《庄子》这部书的思想了.

同时,结合这两个记述来研究《庄子》,我们可以看出《庄子》一书的作者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基本特点,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该书作者对于当权的传统政治是持反对态度的,或者说是采取不合作立场的.从庄子的行为表现来看,他不热衷于政治.不愿意让政治束缚自己,所以“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对政治是冷淡的,更不能由此认为他不研究政治问题.从《庄子》书中的大量叙述来看,他很关心政治,比如,他对一般人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深表同情,对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关系问题、君臣关系问题、政治价值观、政治智谋等,都提出了独特而又深刻的见解,并且自成体系.从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来看,《庄子》一书对政治问题是持一种自然的、自由的、浪漫的态度,该书描述了一种古代的浪漫主义政治游戏规则.从本质上看,这些内容应该说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政治哲学.

《庄子》的这种自然主义政治哲学,就其基本倾向来说,与18世纪法国的自然政治论,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思想家霍尔巴赫,为了给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在其《自然政治论或治国的公正原则》一书中,鼓吹以自然法来建立政治体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霍尔巴赫认为,自然法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准则,而人民是通情达理的.他写道:“自然法永远引人为善,如果不按照自然法治理人民.那么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幸福.”这种自然政治论与《庄子》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共同的核心内容是:一切政治行为都要遵从超人类社会的、永恒的自然法,要求统治者把自己的一切政治行为都纳入自然规律的运行之中.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自由地同时也自然地发展每个人的个性.因此,这一自然主义的政治原则,不仅是人们的政治行为规范,也是统治者最高的治国之道.与此同时.他们所宣扬的自然法则,客观上制约了统治者的权力.这种特殊的权力制约构想,可以说是《庄子》书中自然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质.

自然无为的政治思维方式

在《庄子》一书的作者看来,人生天地间,与天、地一样,也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所以,人性便是人自然生成的本性、本能.《庄子》书中把人性叫做“生之质”.而“性之动,谓之为”.这就是说,人性即与生俱来的自然性,而人的行为,则是人性的自然本能.因此,在《庄子》的作者看来,政治上最好的统治方式,就是让人们遵循其本性而自由地发展,像自然界(天、地)那样自然地运转下去就行了.概括地说,自然无为是《庄子》一书所推崇的政治思维方式,将其运用到政治统治模式中就是君道无为.可见,自然无为,这是《庄子》书中政治哲学的一块基石.

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能够看出,《庄子》书中与《老子》书中对“无为”的界定是有区别的.《老子》对“无为”作了积极的社会性解释,而《庄子》则把“无为”完全看做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行为.既然“无为”就是像天地那样自然运行,那么,君道的自然无为就是一种“天德”:所以,人君(帝王)的统治应具有这种“自然无为”的“天德”.《庄子》书中有几处这样写道:“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这些说法本身表明,《庄子》书中所提出的“君道无为”的主张,都是企图让君主们(以及政治家们)仿效自然(天地)运行的“无为”特征,使他们的政治行为显现纯粹的、理想的自然主义形式.这就是书中一再强调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可见,《庄子》书中所说的这种“无为”,也就是一种毫无人的能动性表现因素在内的、纯粹的自然行为了.很显然,这样的“自然无为”比之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消极性质就更加明显了.

当然,抽象地说,作为一种理想境界,纯粹的自然行为也可以成为人们的一种政治追求;但是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却没有现实意义.所以,《庄子》书中要求君主、帝王们实行“自然无为”的统治,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美学性质的政治哲学要求.人们尽可以重复《庄子》一书的这些美好言辞并发出赞叹,但却无法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付诸实践.毕竟人是有自我意识、有理性的,人的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行为.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庄子》一书的作者主张统治者们要“自然无为”,实际上是给他们设定了一种类似“自然法”之类的东西,给统治者施加一种特殊的约束或限制,以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可见,《庄子》书中这一思想主张有其合理的内核:任何统治者的政治行为,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君主们进行统治的最ƌ 40;立法.

从这个意义上看,《庄子》书中所主张的君道“自然无为”,其实质是要求统治者们一定要顺应自然,在他们的政治行为中遵循自然规律.通过《庄子》一书作者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大量而生动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价值的政治哲学观点,即统治者或政治家们一定要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也就是说,统治者们“自然无为”之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顺应人的自然本性所带给人的“异”,而绝不要强求那种违背自然本性的、人为的“同”.《庄子》一书作者明确反对“立同禁异”,批评说:“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而恶人之异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夫以出乎众
为心者.曷常出乎众哉!”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庄子》书中对于作为自然状态的“不同”.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书中写道:“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这就是说,正确认识并处理“不同”,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自然无为”政治思维的实质.恰如上边这句话中所说的,在同中包含着“不同”,这才算是伟大,在实际行动上不扼杀相异者,这才算宽容,包含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东西.这才算是丰富,如此等等.我们从这些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结论.即统治者的应有本性应当是能够包容不同之同.使不同的自然个性平等存在,并且能够保护不同事物并存发展,而不是依靠权势排斥异己,强求别人与自己保持一致.这是高明的政治家所应该具有的博大胸怀和政治智慧.同时,《庄子》书中的这个思想也说明,真正的自然无为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兼容并蓄的宽容主义.


《庄子》书中自然无为的政治思维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它很强调政治思想的现实性,反对拘守“圣人之言”的教条主义习气.书中曾以寓言形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齐桓公在堂上读书,一个确削车轮的木匠在堂下问他读的是什么书,桓公答说是“圣人之言”,木匠说,既然这些圣人都死了,君之所读,只是古人之糟魄而已.恒公对此言大为不满,木匠解释说,从本人之工作来看,确削车轮,下刀砍不能慢了又不能快了,要“不徐不疾”才行.而对这一点,是“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也不能传之于子.因此,“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这个思想虽然有绝对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但也包含了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即政治行为是很现实的行为,从根本上说.不能根据书本上的教导行事,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一切以现实的要求和状况为依归.

从逻辑上讲,《庄子》一书所阐述的自然无为的政治思维方式,也应该是一种治国之道的思想方法.《庄子》“内篇”的最后一篇《应帝王》是作者专门论述治国之道的.之中主要说明了一位英明的帝王应当是什么样的,以及究竟应当怎样进行统治.所谓英明帝王的好的统治方式,也即书中一再说到的“明王之治”,应当是不强迫百姓按统治者的意志去行事,而是以百姓之意志为依归,并且不用权谋智巧.不假借仁义之名目,不制定强制性的法律,对百姓之事不横加干涉,顺应自然之人性,让百姓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生活下去.这可以说是《庄子》书中的一个重要政治哲学思想――“无治主义”.

在这种“无治主义”主张之下,《庄子》一书中处处表现出对权力及制度等政治统治工具的厌恶.作者在《应帝王》这篇寓言中,把国君凭借自己的意志来推行法度,强令人们听从的做法,叫做“欺德”,而且说这样的做法根本无济于事.基于这种“无治主义”的思想主张,《庄子》书中理所当然地反对儒家“人治”的主张.《庄子》一书的作者认为,历史上的混乱,都是由尧、舜等圣人的所谓“治天下”而造成的.正所谓“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同时,《庄子》书中还写道,统治者的“好知”,是大乱的根源.“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不善者,是以大乱”.所以,《庄子》一书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这就是说,《庄子》一书作者所主张的“无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无知主义”,即要求高明的统治者不要用那么多的智谋心计,只要保持一种自然的、朴素的、无知的状态,就足以成为“应帝王”了.由此可以看出,《庄子》主张的顺乎人性的“无治主义”,与《老子》宣扬的“无为而治”,在思想深处都有一种反历史主义的共同特点.

“虚己”、“养中”的政治智慧

我们从《庄子》书中可以看出,其作者生活年代是一种乱世,而造成乱世的根本原因则是统治者的暴政.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庄子》一书的作者通过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暴政中残酷的权力斗争的仔细观察,提出了乱世中的处世哲学和政治权力较量中必须具有的政治智谋.这集中反映在对“虚己”、“养中”等思想深刻而精彩的阐述中.

凡是读过《庄子》的人,都知道著名的寓言故事“庖丁解牛”.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发现他技术高超,在惊叹之余问他为什么会如此运用自如.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他接着说:“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人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文惠君听了这番话后说:“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这实际上是在教导人们说,在如此错综复杂、充满险情的社会关系中,为政者处世、行权,都必须注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并时刻怀着“怵然为戒”的审慎态度.否则,如牛的身体结构中,到处有 坚韧的骨骼,切肉之时,稍不留心,就会碰在硬处,挫了刀锋.为政者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显然,《庄子》一书的作者,是借庖丁的养生之言,向君主、帝王们传授一种政治智谋,也可以叫做政治养生术.

庖丁解牛的高超技巧本身,以及作者对这种技巧所做的精彩概括,对于理解《庄子》处世之道、为政之道和政治智谋的实质很有启发.庖丁解牛之时,全神贯注,操刀“以无厚入有间”,方可游刃有余.在《庄子》一书的作者看来,既要解决复杂的矛盾,又要避开是非和矛盾的纠缠,这样,在充满危险的政治关系中,才能既解决社会矛盾,又保全自身,“安时而处顺”,这可以说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哲学.为了说明这一政治哲学的实质,《庄子》一书还做过这样的概括:“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就是说,要顺从自然之道,避开荣辱干扰,坚守无阻无碍之中庸原则.便是为政者保身进退的稳妥之策.“缘督以为经”.是要像给人把脉那样,循虚而行,凡事当处之以“虚”.这也就是《山木》一文中所说的“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虚己”,在另外的文章中,还称之为“忘己”、“无己”.在《庄子》一书的作者看来,“忘己”之人,不但会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且也能有在残酷权力斗争中全生的高明方法.《庄子》一书写道:“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人于天.”这就是说,达到“与天地为一”、“入于天”的“忘我”境界,就可以顺天而全己之形生,处世而又不害己了.所以,《庄子》一书进一步写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可见,作者认为,“无
己”是人的最高的精神境界.社会生活经验也一再告诉我们.那些整天都被一己之名利所累的人,不但会很痛苦.而且思想境界也必然很狭隘.历史政治实践已经说明,为自己名利所束缚的人,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到头来,还是要丧失自己.可见,《庄子》所说的“忘己”、“虚己”、“无己”,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在危险丛生的政治生活中,既能有所作为,又不使自己受到伤害.那么,它的根本途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明“道”,依“道”而明于权即“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在发挥“虚己以游世”这一政治智谋思想时,《庄子》一书还借孔子之口,阐明了一个叫做“心斋”的处世、为政之道.在解释这个“心斋”的概念时,《庄子》一书作者假借孔子之口写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杂乱多欲而又充满风险的环境中,能够摒除各种名利的干扰、引诱,聚精会神,集中专注.一心一意,保持一种凝寂虚无的心境,来体念大“道”.应待万物,这种虚己如镜的心境,便是所谓“心斋”.这是最高境界的人,是“至人”,而“至人之用心若镜”.若镜者,“明澈”、“虚无”也.其实,这种所谓的“心斋”,也就如庖丁解牛时那种全神贯注的忘我状态,或者由于精神高度专注而产生的那种出神入化的状态,达到“忘己”的“入于天”的境界.如果达到了“虚己”,就可以“虚己以游世”了.

在古代的专制主义权力结构中,对居下位者来说,处理君臣关系,是权力斗争中难度最大的事.“伴君如伴虎”这个说法,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庄子》书中对这种政治现象研究得也很仔细,在提出“虚己”、“心斋”思想的同时,在《人间世》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养中”之说.文中的寓言是说叶公子高在出使齐国之前,感到事君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管事办成还是办不成,办得好还是办不好,都会招来祸患.可见,做臣子的是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的.于是他在临行前特向孔子请教.孔子说,不管是大事小事,一般都是要通过语言的交往来达到满意结果的.但是,传达信息很难使国君满意,因为言语像风波一样动荡不定,难免有不恰当之处.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要传递过分的言语.当然,这是很难的事情,“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者传言者殃”.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可能使国君产生疑心,而有疑心则臣子就会遭殃,“可不慎与”!孔子说,为了避祸,就应该像古代格言上说的:“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就是说,传达基本事实,不传达夸大之词,大概就可以保全自己.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庄子》一书的作者借孔子之口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是说,要随事物的变化而心神遨游,寄托在不得已处境来颐养心性,这是最高尚的.

通过《庄子》一书作者对“虚己以游世”、“心斋”和“养中”这样一些具有深刻哲理性思想的生动论述;我们能够进一步看出,他对政治生活,特别是险恶复杂的权力斗争,并不完全采取消极态度,而是显示了充满积极应世态度的政治智慧.

“无用之用”:一种特殊的政治价值观

《庄子》一书的作者在许多篇章中,极力说明当时的社会世事险恶、人心难测,由于争权夺利到处暗藏杀机,所以,为了既能应世又能保全自己,就必须学会那种“自然无为”、“虚己以游世”、“无己”、“虚以待物”等处世之道.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有消极因素的主张中,也包含了用以处理政治生活中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有实际价值的特殊政治智慧.在这方面,《庄子》一书的作者提出了“无用之用”这样独特的思想主张,显示了他的特殊的政治价值观.

《庄子人间世》的一则寓言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商丘有一棵出奇的大树,上千辆四马大车可以在树下歇息.为什么这棵树能长这么大呢原因是此树的树枝弯弯曲曲,不能做栋梁;主干表皮裂口,不能作棺椁;舌舔树叶,则口舌溃烂,还有一种使人一闻便三天三夜醒不过来的特殊气味.啊,原来是什么用处也没有,才长得这么高大!反之,宋国有个叫荆的地方,很适合楸树、柏树、桑树之生长,但是,由于这些树长到一定时候就有用,所以半道上都遭刀斧砍伐而短命.书中还写了一个名叫支离疏的形体不全的人,因为他对于当政者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乃得全生免害.这篇寓言在最后概括出了这样一 句话:“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当然,《庄子》一书的作者对“无用”的意义的理解,并不是肤浅的、简单化的,他并不是认为无用就是有用,而是从相对意义上去理解“无用”和“有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无用”是相对“有用”而言的,不懂得“无用”,就不会明白何以“有用”.在另一篇寓言中,作者写道,一个人只有当他知道了“无用,,是怎么回事时,才可以与之讨论“有用”的问题.比如说,天地何其广大,而人所用的也只是立足之地.但是,如果仅留下脚踩踏的一小块,其余的全部挖掉.这样一来,大地对人还会有这种用处吗显然不会有了.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道理很简单:这一小块立足之地派上用场了,是由于没被派上用场的广大土地在支撑着它.换言之,正是广大的“无用”土地的存在,才使一小块土地变得“有用”了.这就是“无用”之物的“用处”.

《庄子》一书告诫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方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这就是说,高明的统治者只有虚己待物,谦恭隐名,方可举大事、成大功.反之,有些人一旦有权有势,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目中无人,以为只有自己有用,而别人都是“无用”之物,其实这样的人是很愚蠢的.在政治权力斗争中,有权与无权的关系也是如此.有权的统治者,要发挥权力的作用,必须有无权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否则,自己手里掌握的权力再大也是没有用处的.

由分析“有用”与“无用”的辩证关系,《庄子》一书作者还详细研究并教导人们,要换个思路,放开眼界,不要只是从一个方面去看某物的“用处”,要想方设法使“有用”的物能够被派上更大的用场.看来,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用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思想,《庄子》一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惠子对庄子说,魏王赠送我一个大葫芦种子,我把它种了,长大之后,果实有五石容积之大,用其装水,但是坚固程度不够.剖开做瓢也太大了,没什么地方可以放得下,于是我把这个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砸烂了.庄子说,看来你这是不会用大东西啊!他举例说:宋国有一个人家,专门会做防冻裂手的药,他们世世代代在河上漂洗丝絮,就是靠这种药保护自己的手;有一位游客听说此事后,愿用高价收买这个药方.游客买到后.去游说吴王.正在此时,越王向吴国发难,于是吴王派这位
游客统率军队,冬天在水上交战,由于用了护手的药,保护了士兵,大败越军,受到吴王的封赏.同样的药方,有人只是用来在水中漂洗丝絮,而有人却用它取得了封赏.可见,由于人们使用方法不同,用处大小竟然如此不同.庄子据此对惠子说:你有五石容积的大葫芦,为什么不考虑把它做成舟,游于江湖之上,却忧虑其太大而无法用呢

可见,在《庄子》的作者看来,人或事物的“无用之用”,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即任何事物均有不同的用处,特殊的事物自有它特殊的用处,这就要看你怎么用它了.应该说,这个思想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在高明的政治家眼中,没有无用之人才,问题是看你“用”得高明不高明了.

不累于物、不容于私:自由主义的政治境界

从上面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庄子》一书中贯穿着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的深层次思想,是有强烈的个性自由倾向的,所以,作为政治哲学的古代自然主义,其骨子里的东西,是一种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梁启超认为,道家的思想特点是“尊自由宗虚无”,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在《庄子》的作者看来,人生在世的最高境界应当是不受任何束缚地发展,就像天地自然界的运行一样,保持本来就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纯真个性,无阻无碍地自由生活下去.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其条件是,一不受任何外物之束缚.二不受主观上种种偏见之束缚,这就叫做:不累于物.不容于私――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境界.正如《庄子》书中在谈论治天下之道时所告诫人们的那样:“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庄子》一书的作者常常感慨于人世艰险,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寻求一条既有作为又能免患的途径,那是很难的事情.书中有这样一则寓言:庄子在山中看到一棵大树,枝叶繁茂,但是没有被砍伐,弟子问何故庄子说,是因其不材,无所可用,所以才得终其天年;后来庄子居友人处,主人家有两只雁,一只会鸣.一只不会鸣,结果那只不会鸣的却被主人杀而烹之待客人了.于是弟子问于庄子日:“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日:“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庄子》一书的作者企图在左右为难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不左不右的万全之策,以求保全自己,免除一切祸患,又能不受任何束缚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人都是免不了为外物所累,受自己的偏见束缚,而不能自由自在地任意发展.那么,最理想的途径是什么呢《庄子》一书的作者认为,那就是要役使外物,而不为外物所役使(“物物而不物于物”),这样就会摆脱一切外物的束缚.不为外物所拘累,顺应自然,从而使自己任性而为,自由地、自然地生活和发展下去,即所谓“乘道德而浮游”.

《庄子》书中这里所说的“外物”,既包括物质的东西,也包括精神的东西,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这就是说,不为外物所累,从客观的方面而言,对一般人来说,权力、荣誉、地位等等,是人生之大累,政治家们尤其深受其累,而且常常陷入不能自拔的束缚之中.如《庄子》书中所说的,追求功名,贪图权位.必然多祸,而“削迹捐势”,不计功名,才是免患之道.实质上,这无非是要使自己达到“虚己”、“无我”之自由主义的境界.

《庄子》书中曾以百里奚、孙叔敖等人的思想境界为例.说明“虚己忘我”方可为政的道理.一是百里奚的例子,说“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贱,与之政也”.根本不把自己的贵贱放在心上,工作起来很投入,所以秦穆公对他为政很放心.二是孙叔敖的例子,说孙曾三次作令尹而不感到荣华,又三次被罢官而没有忧色.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他回答说:“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 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孙还说,我是心安理得的,“何暇乎人贵人贱哉!”在《庄子》一书的作者看来,这些从政的人才,应该超然于政治上的得失,对个人的地位、荣辱不放在心上,“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处卑细而不惫”,忘我为人,气概“充满天地”,不要为一切外物所累,从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顺应人性之需要,在政治上表现得豁然而自由.

在谈到人要不受外物之累的同时,《庄子》一书认为,一个人真正要达到自由的精神境界,还必须去“私”.也就是说,无私才能从政.这个思想,也是很有价值的.这里所说的无私,就是前面说的“顺物自然而无容于私”.所谓“无容于私”,就是不能以一己之私见来束缚自己.因为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能容纳不同的观点,或者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等等.这些“私”都是有碍于自己更深刻地理解自然之道的,当然也无法使自己获得自由.因此,《庄子》书中明确批评了“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即统治者以自己的主观意见制定规章制度,认为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是“欺德也”.《庄子》一书作者提出要反对偏见(私见),从自己对自己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要求一切遵从自然规律.这应当说也是一种“思想解放”,是对自由的一种追求.总之,不累于物、无容于私,就可以使人达到自由主义的最高精神境界.

《庄子》一书作者对那些政治家、“君人者”、帝王们的这些要求,是要使他们成为“大人”、“真人”、“至人”、“圣人”,而这样的人在从政时,应当具有“大备”的特点.什么是“大备”呢“夫大备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备矣.知大备者,无求,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诚.”很明显,这里所谓“无求、无失、无弃”,不过是《庄子》“自然无为”、“虚己游世”主张的另一种体现罢了.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东西,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是很难实践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因其空想性质,而完全否定它的政治哲学价值.毕竟,它给人们指出来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树立了一种纯洁的政治理想.这就是《庄子》一书作者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政治境界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庄子》一书在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关于这些方面的论著已经不少了.本文则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进行一些哲学上的探讨.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庄子》一书中所宣扬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的本质,概括为两点就是“自然”和“自由”.具体一点说,它主张的是一种自然无为的政治思维方式,完全个性化的治国之道.高度自由的政治境界.《庄子》一书的作者要求大家效法天地的自然行为,企图以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来规范人的政治行为,制约统治者的权力,保证人们的最大自由.很显然,在那样的专制主义时代,这些思想.具有明显的异端性质,不可能不受当权者的排斥.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却必然会受到中下层有识之士的日益重视.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庄子》一书的这种政治哲学,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缺乏实用性,没有操作价值,即它不可能成为一种实际的治国方略,也没有作为政治行为准则的实际价值.但是由于《庄子》一书充满了浪漫主义特色,语言新颖,思想独特,这就使它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而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启迪作用.比如.这种自然主义政治哲学在思想上强烈要求自由、开放的特点,恰恰可以给饱受专制主义禁锢的思想界、学术界带来一些清新的空气;这种自然主义政治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独特性,可以改造人们的传统思想方法,使人们在解决现实政治难题时,换一个思路,从传统的、刻板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书中所巧妙教导人们的那些政治智慧,常常能够使那些被权力斗争搞得手足无措的人,顿开茅塞.我想,这大概就是《庄子》一书中这种自然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贵思想价值,就是人们对它的不竭的学术兴趣之所在.

(责任编辑 刘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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