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经济

【摘 要】本文运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论对刑法进行成本分析、效益分析,将“成本――效益模型”运用于刑法领域,分析刑法的立法成本、实施成本的概念以及刑法效益的概念与成本、效益二者的互动关系.探讨如何降低刑法的成本投入以提高刑法的运行效益,并提出一些刑法经济性的对策,以期达到以最少的成本支出获取最佳的运行效果.

【关 键 词】刑法成本；刑法效益；问题与对策

在刑法学中,运用微观经济学来剖析刑法的理论与具体实际的刑法问题,实质上就是探究刑法的成本如何最小的成本投入情况下生产出最佳刑法效益的问题.其目的在于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使得国家投入能够取得最优的投入产出之比例,以期获取最佳刑法效益.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求国家投入最佳的刑法成本,尤其是犯罪量、刑罚量成本,以获取最佳的刑法效益,而非不顾刑法成本开支,追求难以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的刑法效益.[1]使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积极意义在于从经济学的角度减少资本投入浪费却达不到实现刑法效益的司法尴尬局面.

一、法经济学中的刑法成本概念

法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法律规范应当包含经济学中的价值目标,法律权利应当分配给能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收益一方.[2]而经济分析法学中的核心理念就是如何减少法律运作的交易成本来获得最大收益,其目的就是在法律活动中做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一)刑法成本的基本含义

刑法系统中运作的所有动态过程及其所付的费用与支出即是刑法成本的含义.比照生产成本提出了“刑法成本”概念的目的在于促使刑法法规、规章的制定者和消费者密切关注刑事法律投入与产出比,从而达到合理配置和利用有限法律资源以降低刑法成本,提高刑法效率.[3]刑法成本在性质上属于交易成本,刑法作为社会运动中的过程之一,其活动的内容与方式很容易受到外界非法律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大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刑法成本构成和成本水平所反映出相对波动的状态也是刑法成本投入时的波动原因所在.

(二)刑法成本的分类

1.刑法立法成本

刑法的立法成本是指国家制定、修改、废止刑事法律的过程中的所支出全部费用的总和,其中包括直接立法成本和间接立法成本.这涉及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运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学方法对刑事立法加以分析,能够保证刑法立法科学地制定与高效地运转,使之最大限度地符合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法律授权是刑法权力运行的合法保障,立法过程中需要调查研究、起草法律征求意见稿、组织专家讨论、听取相对方意见、权力机构审查和审议、发布、执行机关实施等诸多环节,成本支出是必需.同时,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立法可能带来刑法主体的隐性成本,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后期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目前难以预料的利益损失,如常见的所谓“法律漏洞”.

2.刑法的实施成本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刑法的实施包括刑法执法、司法、守法活动.在实施过程中人、财、物的消耗纳入对刑法实施成本的范围,其中有所涉及的内容有：（1）国家为维持刑法实施机关的正常运转而投入的费用；（2）废除落后制度、改变惯性思维同变革阻力的费用；（3）来自社会公众和个人方面的投入；（4）司法成本.尽管刑法成本比较复杂,也因其不确定性和难以计量性使得难度加大,但是并不是说刑法成本就找不到一定的规律.比如能够较好反映社会的需求和利益、习惯的刑事规定的,其相关的成本都比较低,又如法理上的自然犯罪.如戈尔丁直言：“刑罚超过必要限度就是对犯罪人的残酷,刑罚达不到必要限度就是对未受保护的公众的残酷,也是对已遭受的痛苦的浪费.”[4].因此,刑事法律结构不合理、内容不科学造成的法律供给相对过剩会导致刑法成本的全面上升.

二、刑法效益

刑法效益,是指通过刑法对权利、义务、责任的确认分配、救济,促进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满足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最大需要和利益,并促使社会公共生活更富效率的刑法观念和刑法原则的总和.[5]经济学意义上的刑法效益则是从刑法成本与收益的比例关系出发,用刑法成本的最少投入来实现投入与收益的最高比.

1.对刑法权力实施监督来保护刑事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通过对刑法成本的投入来矫正违法的刑法权力行使的行为,为使刑法权力能够在合法不违法的合理轨道中运行,这种矫正主要体现在在如何保护刑事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矫正措施具体到如何禁止刑法权力的滥用,如对已经侵害到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判令作出撤销、禁止、限期履行等措施,这种矫正有利于对已受侵害的刑事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补救与恢复.

2.惩罚刑事违法付出刑法成本的收益

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成立犯罪的行为时,通过投入刑法成本对其予以刑罚的处罚,不仅惩罚了犯罪也能够有效地预防犯罪.实际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在立法上制定相应的刑事制裁,使得刑事违法人的行为不仅要为其危害行为付出承受法律否定性评价的代价,同时刑事制裁也使得刑事违法人要付出响应的精神成本代价.可以说一项刑法成本的投入可以获得若干的刑法效益.

3.取得刑法效益的最终目的

在司法活动中对刑法成本的投入,通过惩罚犯罪人和取得预防刑事违法行为的所取得的效益基础,在此之上实现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如何降低刑法成本及提高刑法运行效益

刑法成本的投入水平与刑法效益的实现两者之间的关系焦点在于如何降低投入与实现刑法效益.

(一)获得刑法效益的必要条件是刑法成本的客观投入

正如要想取得实际的利益必须先投入一定的资源,这个资源就是生产成本.刑法想取得刑法效益同样也需要投入相应的刑法成本,而对于没有违法刑法的行为,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不可能对其投入刑法成本,即对相对人采取刑事制裁.（二）取得刑法成本投入与刑法效益的最高比,技巧在于如何合理运用最小的刑法成本投入得到最大化的刑法效益

立法者要获得最佳的刑法效益,使刑法的有限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就必须立足于对刑法成本投入合理与否的控制之上.

(三)对于刑法成本投入不能走不足与过剩两个极端,需要在此寻找平衡点

如果刑法成本投入不足,不仅使立法者、司法者对刑法效益的预期值无法实现,更会会导致本就有限的司法资源付出过高的社会代价.而刑法成本的投入过剩所导致的问题则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完善刑法的运行机制对提高刑法运行效益非常重要.目前,主要运行机制有以下影响因素：生产力水平、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刑事法治实践状况、政府现代化程度、政府失灵、文化历史因素、外部环境等.[6]重视刑法成本问题,可以帮助政府提高刑法效率和刑法实施的效果.具体建议如下：

1.控制数量和档次,重点制定基本刑法

从犯罪具有最低限度存在合理性出发,科学地设立刑法的调控目标和调控范围.博登海默曾言：“使用强制性制裁的需要愈少,法律就愈能更好地实现其巩固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目的.”[7]刑法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措施,由于其所产生法律后果的难以弥补性,必须重视和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因此,要将刑法调控范围的大小与目标确定的准确与否都必须保持在在必要的控制水平之上,既要防止其调控范围的无端萎缩,更要防止其恣意扩大.

2.保持刑法立法与实施į 40;协调,使刑法实施的效益高于刑法成本

立法者在制定刑事法律法规时,综合各个因素考量制定出后有何刑法效益以及效益的大小对立法者刑法正本投入的考量将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样的立法考量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制定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生效甚至无收益的法律法规,这对实现立法与实施的协调,争取刑法实施效益高于刑法成本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3.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规范刑法权力运作,节约成本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等原因,造成刑事立法或执法的中断.规范刑法权力运作,提高刑法效率和效果,保护相对方合法利益是刑法的价值取向.同时由于空白罪状、口袋罪的规定,势必给刑事相对方带来额外的刑法成本支出.

4.节约使用有限的刑法资源

我国刑法资源十分有限,要加强刑事立法并且有效地推行刑事法治,国家必须对有限的可动用资源,在法律投入与经济投入之间作出权衡和分配.波斯纳认为：“在一个领域内近期的前例数量越多,诉讼率就会越低,――存在大量的、信息众多的前例将会使法律纠纷的各方对审判的可能结果形成一个更加一致的估定.”[8]因此刑法的判例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替代刑法的作用,同时也能达到节约刑法资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