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王国锋一系列充满观念性的视觉艺术作品中始终体现着一种社会性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又往往是从质疑的角度产生的.其以高清晰概念拍摄的摄影作品在展现“真实”的同时,又引发着观者对“真实”本身的质疑.艺术家正是通过这种视觉化的观念表达,不断颠覆我们对已有现实的认识,从而对身处的环境做出重新审视.
建筑乌托邦
采访中得知,最近的王国锋正在为即将于国内外举办的几个展览而忙碌.准备参展的作品中,不少是有关于朝鲜题材的摄影作品,而这一系列正是王国锋近年创作的重中之重.说起这个系列的创作初衷,还要从艺术家萌发拍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建筑的想法谈起.
“由于我所成长和生活的环境所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成为我个人身份中无法摆脱的印记和情结.那么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差异和不同.从柏林墙倒塌,到苏联解体,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使我们反思我们过去所秉持的社会理想是什么?”就这样,带着对相关问题的思索,王国锋将视角聚焦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所产生的纪念碑式的建筑――这一承载着时代精神烙印的物质对象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筑谱系的摄影创作.
2005年,王国锋以北京50年代的十大建筑为表现对象,拍摄完成了这一谱系中的第一个系列作品――“理想”系列.“这十大建筑是当年时代政治理想的一个体现.”在“理想”系列拍摄完成后,王国锋分别于2006年参加了第六届“上海双年展”和2007年的第二届“莫斯科双年展”.之后的2008年王国锋专程前往俄罗斯拍摄了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一系列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型公共建筑“乌托邦”系列.2011年王国锋实现了他另一个最重要的计划――拍摄朝鲜.
深入观看中的“朝鲜”
“我去朝鲜经过了3年多的努力,其实我一开始拍这个社会主义建筑谱系的时候,就觉得朝鲜是非常重要的,但当时觉得可能性不太大.”王国锋回忆道.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努力,他终于获得了朝鲜的许可,入朝拍摄.能够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获得朝鲜政府的特别批准,并如此深入地对朝鲜的建筑、民众,及重大活动进行拍摄的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王国锋可算是第一人.“所有的拍摄内容都是事先经过审批的,拍摄过程都有严格的要求和日程安排.”在谈到入朝拍摄的情况时,王国锋描述道,“我在那里的工作得到了朝鲜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带了三个助理和一名纪录片导演,我们共5个人,朝鲜政府也派出5个不同部门的人来协助我的工作,住宿和吃饭都是在一起的.”但由于获得了的特别许可,王国锋在朝鲜的拍摄也有意料之外的“方便”.“我在拍中国和前苏联时期的建筑时,为了在作品中实现一些想法,要在电脑中把人和汽车及与建筑无关的其它元素去掉,这项工作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到了朝鲜拍摄这些建筑时,工作人员会帮我清场,这就为作品的后期制作减少了很多的工作量.”与朝鲜不同,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拍摄过程中,王国锋经常会遭遇的询问和阻止.调侃地回忆过这些经历后,王国锋感慨道：“去朝鲜拍摄的前期努力虽然非常艰难,但是后来到那儿拍摄的时候还是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工作,而且是拥有某种特权的工作,虽然没有更多的自由.”艺术家笑道.
到目前为止,王国锋已经有过三次深入朝鲜拍摄的经历.而对朝鲜社会主义建筑的拍摄是第一次入朝的主要目的.“我连续去了3年,每年去的时候都会发现在我原来拍过的地方,或者熟悉的地方,忽然起了一个很新、很大的建筑,而且里面已经装修得非常豪华了.据陪同我的工作人员讲,这都是用10个月、8个月的时间完成的,会举全国之力,这就是集权国家所拥有的特点.”在王国锋拍摄的朝鲜建筑中,无论是墙体上的马赛克壁画,抑或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浮雕元素,均可看出很多与前苏联相似的形态与风格.而这些特点在“理想”系列中也同样有所体现.事实上,王国锋正是通过梳理这一受前苏联政治模式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建筑脉络,展现了浓缩于其中的模式化社会制度和高度集权统治下的“集体无意识”.
在对朝鲜的拍摄过程中,王国锋的视角也在逐渐扩大.第二次入朝的时候,他已经不仅仅将拍摄的对象锁定于单一的建筑之上,而是将视角扩展到朝鲜的大型政治活动及个体人物当中.在王国锋的工作室中,悬挂着几件尺幅巨大的摄影作品,拍摄的内容正是2012年4月份朝鲜政府在平壤所举行的金日成诞辰100周年庆典及金正恩接任朝鲜领导人的相关事件及活动的场景.其中一张作品拍摄的是金日成体育场内的10万人大会,世界各国媒体记者在场,场面极其宏大.另一张拍摄的是金正恩在广场的主席台上接见群众的一个宏大的场景,金正恩在主席台上挥手致意,台下汇集的是朝鲜各界的名人、代表和军人,在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上都能体现出一种超平寻常的激动与狂热,甚至很多人激动得在流泪.还有一件作品呈现的是夜晚的庆典场面,一望无际的人群正聚集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另外,在王国锋工作室的电脑中还看到了他拍摄的朝鲜女交警系列肖像,看到这些身着制服、面容姣好的朝鲜姑娘,不禁令人眼前一亮.聊起拍摄这些代表朝鲜国家形象的女交警时,王国锋介绍道,“我第一年去的时候就曾提出拍摄女交警的想法,但是没有被批准,因为是临时提的要求,所以第二次去的时候,我提前一年就提交了申请,我希望拍10个女交警的肖像,后来批准了6个.”在王国锋拍摄的朝鲜女交警中就包括一位接受中国电视台记者采访的女孩儿.听着王国锋的讲述,看着图片中女交警由衷的笑容,很难否定这种幸福感不是发自内心的.
细节反映本质
在作品的拍摄中,王国锋始终追求一种“高清晰”的概念.为了达到一目的,从前期拍摄设备应用,再到后期制作,这位艺术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用来拍谁的设备都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端的机器.”由于拍摄的建筑和场景都十分庞大,在前期拍摄中,王国锋会采取移动机位、局部拍摄的方法进行拍摄.在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收集到大量的图像素材之后,王国锋会通过助手在电脑上完成图片的后期合成、拼贴,最终早现出一个高清晰的画面.王国锋的摄影作品尺幅巨大,远观极富视觉冲击力,而当走近时便会发现,画面中物体的任何细微之处都被清晰地展现出来,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在观看实物时易于忽略的细节.曾有一位法国艺术评论家将观看王国锋作品时的体验形容为“像是在阅读”.事实上,高清晰拍摄、大尺寸呈现对王国锋来说都只是手段,展现细节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所在.在王国锋看来,细节往往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作品中那些附着于建筑之上精雕细琢的政治符号、字迹斑驳的印痕,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一个时代的故事,从而引发我们与之相关的思考.以观念性展现社会性
在王国锋看来：“语言是观念的载体.”我们从视觉感官上的角度去感受王国锋的作品,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有悖于逻辑的平面感,这也正是他在创作中所追求的语言方式,而这种平面感形成的幻觉与细节带来的真实似乎形成了某种矛盾,反而令人对眼前景物的真实性ߝ 5;生怀疑.而这正是王国锋通过作品所要追求的一种观念表达.“在每一个系列、每一件作品里面都有我很主观的东西,无论是建筑,还是人物场景,我拍摄的这些作品看似纪实,实际上社会性、政治性的东西已经融合到这种高度形式化的图式当中.”然而,在王国锋极具观念性的摄影作品中,并没有摒弃摄影所具有的记录性特征.例如,在拍摄的另一张《东九时区》No.10的作品中,画面呈现的是一个充满朝鲜军人的场景,艺术家将精确的时间、地点以数字的形式重复地覆盖于画面之上,在表达观念的同时,将摄影的记录性这一概念特征推向极致.尽管近年来王国锋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观念摄影的创作中,但这只是他视觉艺术创作的一部分,他的作品涉及的形态很广泛.王国锋最初是学习中国画专业出身,曾在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水墨人物专业学习.1999年之后他开始涉足新媒体、录像、装置等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实践.2002年的新媒体录像作品《中国乌托邦》应邀参加了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媒体艺术双年展”,之后又参加了在美国沃克艺术中心举办的著名展览“当高度变为形式”等诸多的重要国际展览.2009年至2010年他还曾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剧院、瑞士的伯尔尼剧院、苏黎世剧院、巴塞尔等剧院合作舞台装置作品.在王国锋的工作室还陈列有纯粹以语言文字为内容的作品和诸多关于对图像这一概念进行多种视觉形式探索的作品.无论艺术的表现形式是如何多元,观念性的表达有多么丰富,对社会的关注始终是王国锋创作中的一贯视角.“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兴趣点,我并不喜欢为形式而形式的创作,我觉得具有社会性的作品它具有一种力量.”例如,最近法国德萨画廊deSartheGallery即将于香港举办王国锋的个展,展览中一系列与新闻和事件有关的图片成为了王国锋的艺术表现对象.在这一黑白系列图像作品的创作中,艺术家将原图像进行了大面积的模糊处理,却保留了某些细节上的清晰,并将诸如“Whataretheydoing?”；“Whatdidtheysee?”的发问语句覆盖于图片之上.在谈到这些与文字相结合的作品创作背后的思考时,王国锋说道：“我们通过任何媒体了解到的一个事件或新闻,在经过媒体和权利的过滤后,我们距离事实的真相有多远?或者说,什么是正义?评判正义的标准和角度又是什么?”不难发现,在对社会的关注中,王国锋始终带有一种质疑的眼光,这恰恰与其社会主义建筑系列作品中所带有的反思性一脉相承.从某种角度来说,王国锋正是以其充满观念性的艺术表达,不断颠覆着人们对事物的固有认识,并在这个过程中引发出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