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等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民族学院（今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文化大革命’,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傅宁.白润生：手持木铎的采风者[M]//白润生新闻研究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8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学生崔博翔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董方晓
白润生,又名白凯文.1939年出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专家.曾任教育部新闻学学科第二届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国家民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翻译专业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现任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特邀理事,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名誉会长,中国报协少数民族地区报业分会顾问等.
由白润生独著或以其为第一作者出版的教材、专著、工具书共14部,其代表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获教育部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2010年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2011年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2013年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1996年获韬奋园丁奖三等奖.2001年主持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和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其生平被收入《中国新闻年鉴》（1997年版）“中国新闻界名人”专栏及《中国新闻界人物》等20多部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