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西方的新闻观很值得商榷.新闻自由如何界定就是个难题.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都有一个度.比方说,美国至今还在全力封杀维基网站,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泰国不允许开国王的玩笑.所以,在新闻自由的问题上,各国的差异主要是一个度的问题.也许中国媒体在某些方面开放度还不如西方,但总体上中国的新闻开放度越来越大,而且这种开放度还会随着国家自信心的增强而越来越大.但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否要以西方为标准.我认为不必.西方媒体有不少自己的长处,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似乎处理得很不理想,所以我们要超越西方模式.
首先,西方媒体如何解决自己被商业利益过多控制的问题.比方说,美国的电视节目,甚至在播放精彩电影的时候,每过10分钟、一刻钟就要打断一次.我真是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不要在中国出现（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如今也不少）.另外,如何处理涉及公益事业的报道.中国媒体曾以与报道奥运会几乎同样的篇幅来报道残奥会,这对于促进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但是这样的做法,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残奥会的商业价值远远低于奥运会.在西方媒体的视野中,残奥会几乎不存在,对它的报道大概连奥运会的万分之一都不到.中国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它大大促进了中国普通民众对残疾人事业的了解,也使更多的残疾人增加了自信心.在这类事情上,西方应当向中国学习.
其次,从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来看,西方媒体始终存在价值观上的偏见.以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台为例,凡提及中国的政治新闻,主持人总忘不了要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坦率地说,这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报道的水平.那个时候中国新闻一提到西方,总要加上“资本主义”这类形容词,结果大大影响了我们对西方的真实了解.现在中国对西方的报道,比起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总体上要客观得多.
我本人并不反对西方媒体着重报道中国的消极面.讲句公道话,西方媒体报道自己国内新闻时候,也是以消极报道为主的.但西方媒体报道本国负面新闻的时候比较注意核对事实,而报道中国时则显得粗糙得多,甚至忽视了一些起码的职业操守.比方说,西方媒体报道2008年的拉萨时,都采用了尼泊尔殴打藏民的照片和画面,却说是中国军人在殴打藏人.为什么报道前不能多做一些核对,报道错了之后绝大部分媒体也未表示歉意呢?我觉得这里恐怕还有个文化傲慢的问题.
第三,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方法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某一事件的报道可能还算准确,但他们对中国各种报道综合起来给人的总体印象往往是谬误的,或者说与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感受差别极大.为什么西方新闻自称是客观的和自由的,但最后造成的总体印象会如此荒谬呢?这里恐怕有个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中国人的哲学观总是从整体出发来看个体,西方哲学观一般只注重个体,结果就造成了认知上的巨大差别.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对英国和美国的电视观众作了调查,结果发现60%的观众认为中国人民是“受压迫的人民”.我真是挺可怜这些英国广播公司的受众,他们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客观与全面的资讯.这个例子至少说明西方新闻报道离理想的水准还相差很远.
第四,从新闻自由的理念来说,消极报道、批评性的报道似乎是西方推崇的新闻理念.但新闻的客观性应该体现中国人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又好又坏的,就说又好又坏,为什么一定要偏向消极面呢?即使是报道坏的新闻,为什么不能也报道光明的一面呢?这就像一个人生了重病,你可以从消极角度对他说,你可倒霉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从积极的角度说,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西方谚语所说,当杯子里有半杯水的时候,乐观者看到有水的半杯,悲观者看到没水的半杯.西方媒体给人感觉似乎心理有点阴暗,总喜欢强调没水的半杯,为什么选择没水的半杯就是客观报道呢?一位英国朋友对我说,英国人脾气古怪者多,除了与英国阳光少有关,恐怕也和媒体“消极报道综合症”有关,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当然如果多数英国人都是这种价值偏好,我没有异议.但中国人一般喜欢阳光一点的性格,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乐观豁达的人,中国人看电影也大都喜欢给人以有希望的结局,甚至大团圆的结局.这不是价值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历史形成的集体价值偏好.这也许是“文明型国家”的独特智慧,因为从历史大趋势来看,乐观向上的民族似乎更有未来.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与这种集体性格有关.
第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新闻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英国现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带有半裸女郎照片的小报《太阳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时政类的《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中国这两份报纸的质量比《太阳报》高得多.一位了解中国媒体的英国学者也对我说,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将竞争不过中国.
第六,与媒体低俗化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对媒体教育功能的否定.自由主义倾向于否定政府在价值教育方面的作用,尽管英国今天还是西方世界中为数不多的有自己国教的国家.自由主义假设任何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价值上没有孰高孰低,所以不能在一个社会强行地推行某一种价值观,而是要确保价值多元化.我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确实是社会多元化带来了价值多元化,但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承,都有自己文化传统形成的关于良知的共识.政府也好,社会也好,提倡这种传承和共识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也符合的精神.
俄罗斯大作家赫尔岑在19世纪后期曾对自由主义价值观作过颇为经典的评价.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是这样评论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竭力避免干涉的嫌疑,以至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赫尔岑不认同“政府的干预越少,一个国家的言论和精神就越独立”这种观点.他认为在英国,政府越不干预,民众就变得越不能容忍异己,社会偏见就越是顽固.他说：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随时都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的职责.赫尔岑甚至挖苦说：“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和公谊会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
赫尔岑这番见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在苏东剧变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偏见、极端主义都变得更加严重了.前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媒体自由演变成了民族厮杀和国家解体的催化剂.此外,凡是在西方生活过的人,也都熟悉西方那种无处不在的“舆论的奴隶”（美国哲学家索罗的概括）,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往往都是媒体和舆论的顺民（conformists）,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多.实际上在整个东欧,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东欧剧变后的最大失落往往就是媒体的低俗化.不少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较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最大的失望也是发现所谓国家的媒体原来是如此低俗.
总之,中国媒体人今天完全可以平视西方的媒体业和西方的新闻观,看清其长处和短处,并自信地超越他们.
（摘自《社会观察》2011年第5期.作者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