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个性化写作中的文学精神

这是一个个性化时代,在消费文化的大旗下,每个人的个性似乎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写作似乎也变成了每个人都可以从事的活动,网络文学、博客写作、社区论坛等等写作形式汹涌而来,写作活动的个性化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因此,很多人认为今天再来谈个性化写作的问题,已多少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在当下如此个性化的时代,我们却又发现,有太多的文学作品陷入同质化的泥沼,在一些被消费文化青睐的叙事经验中无法自拔,貌似个性化写作的背后其实是伪个性化的泛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学精神的缺失,当写作没有了文学精神的支撑时,所谓的个性化写作就成了无源之水,不仅不能活水长流,相反只能是死水一潭,没有丝毫的生机.文学精神的建立“不只是一般的情绪的表达,不是游戏和享乐,而是作家生命的投入和为了个人和全人类的幸福,从而把人类联结在‘同样的情感中’的活动,这同样的情感当然是指一种美好的情感.”这一段话出自钱谷融先生为王铁仙先生新书《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所作的序言.由此,我们可以深刻地反思,当下的文学写作为什么以个性化的姿态所达到的却是伪个性化结果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一书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个性化写作与现代文学精神之间复杂关系的多维度思考,值得每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的工作者认真思考,从中汲取丰厚的理论养料.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是王铁仙先生关于“现代文学精神”问题研究成果的集中表达.何谓“文学精神”在这本书中,作者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然而,透过一篇篇扎实的文章,我们分明感到了其中所包蕴的深刻内涵.文学精神,概而言之,就是文学的风骨和灵魂,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规定,可以是人性的揭示,可以是情感的抒发,也可以是对于社会的深刻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精神的外在呈现必然要建立在作家作为一个个体对于时代的个性化体验之上.

为了更好地揭示个性化写作与文学精神之间的内在关系,王铁仙先生在本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梳理个性主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重要意义.本书的第一辑“个性主义的潮流”用四篇文章对个性主义的流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从中国近代个性主义的产生,到五四以前中国文学中的三次个性主义潮流,再到鲁迅与周作人对于个性主义的发展,最后是新时期文学非理性主义写作潮流的涌现,使我们看到了个性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道路当中所起到的内在驱动作用,也使我们对个性主义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个性主义的主张,基于一种主体性的理论.如前所述,个性主义不像人道主义的浅层涵义那样,只主张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和一般的精神需要,只表达出要关心人、爱人的观点,他主要强调自觉的人是主宰世界的力量,也是自己的主人,认为肯定和高扬人的主体性,亦即人在认识和把握客观外界时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类和社会就有希望.我们如果从主体性的意义上去理解个性主义,将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它对人的肯定,它的反封建的战斗力,同时也较易于说明它的局限性之所在.”这样的见地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得以产生的客观而更加富有文学意味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了数年的发展,越来越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世界性、现代性、民族国家、中西文化交流等等视角都先后被纳入到研究者的研究视野,然而在这样貌似宏大的研究中,有时候会无意忽略了文学自身的特殊性.王铁仙先生的研究当然没有忽视诸多外在因素之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但他更为看重的却是文学本质层面的源头解读.在对个性主义持续不断的研究中,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到了一以贯之的渗透,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更为贴近现代文学本意的体悟.

第二辑的核心命题是“五四文学的传统”,这也是一个可以有多种理解的宏大论题,作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则是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入手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是这组文章的一个灵魂,由这篇文章所传达的文学具有双重本质的观点也可以看作是全书理论概括的升华.究竟从何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学界有很多种看法.在考虑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应该有一个合适的角度,以往的论者多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追溯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开始,由此提到了文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视角无疑会忽视文学本身的特质,将文学的转型僵硬地往社会发展方面靠拢,很多观点有牵强之处.如何从文学创作和文学主流的角度去重新梳理现代性在文学中的表现,用一种文学的本质理论去重新思考文学的转型问题,真正做到向文学本身的复归,对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无疑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关键的不是确定现代转型的具体时间问题,而是搞清楚真正现代性的文学是什么,我们的文学发展中应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文学观念,这才是最重要的.王铁仙的《现代转型》一文从文学创作和文学主流的角度去梳理现代性在文学中的表现,用一种文学的本质理论去重新思考文学的转型问题,在对文学现代转型以及双重本质理论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文学分期的“1918年”说.这种切实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文学转型背后文学本体自身发展的依据.作者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显然不是要很精确地确定文学史现代转型的具体年份,更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现代性的文学,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文学本质观,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何以成为文学现代转型的转折点正是出于以上的思考,《现代转型》一文才确定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肇始于1918年.

五四时期的创作实践和文论建设不仅找到“文学是人学”这样一个文学的深层本源,而且在审美特质上也与传统文学区别开来,从而真正实现了文学本质意义上的现代转型.“文学的双重本质”说也必将穿越遮蔽文学健康发展的种种障碍,成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衡量文学文本的主要依据.那么具体的文学实践如何体现出文学的“双重本质”呢唯一的途径依然应该是个性化的文学创作.“从回归走向辉煌”一文通过对新时期文学20年的发展,探析了这期间文学的人学目标和审美特性的落实状况,从中我们得出这样的规律,大凡文学的双重本质体现得较为鲜明的作品,无不是作家个体真正个性化的时代反思,进而在个性化写作中深刻地彰显了文学的精神诉求.“这样,他们的作品就既能表现出真实的独特的个性,又一定会从中折射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映照出深层的社会心理,透射出生动的社会面影,甚至显示出一个时代的某种动向.”

对于左翼文论的探讨则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思当文学脱离了真正的个性化写作而受制于政治意识控制,所导致的概念化和公式化弊病,同时也指出了因为左翼文论对于社会现实的积极干预,而表现出了积极的时代意义.提到“左翼文论”,相当一部分学者会把它理解为一个伪命题,认为左翼运动过于明显的政治诉求根本不能催生系统的文论形态,从文学的层面去谈论左翼的成果是不成立的,左翼文论“逐渐受到整体性的否定,甚至被视为一无是处”.这种观点显然无视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现实,更无视左翼文论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左翼文论到的《讲话》一直到建国后党和国家各种文艺政策制定,其中有这条清晰的继承和发展脉络.对于左翼文论的忽略,直接的后果就是放弃了中国现代文学一条重要的发展线索,得出不符合本土语境的诸多判断.那么,我们该如何谈论“左翼文论”呢

首先,必须建立在对于左翼文论细致扎实的梳理上,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任何论断都只能使左翼文论更加污名化.在这一点上,王铁仙先生的研究做得非常到位.我们可以从本书长达5万多字的附录《中国左翼文论大事记》中略见一斑.关于中国左翼文论的历史进程,作者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中国左翼文论的当代反思》一文的写作水到渠成.此文不仅把左翼文论放置于中国二三十年代之交世界和国内革命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对其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基于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梳理,还高屋建瓴地把左翼文论归结为是一种政治文化理论,进而论述了它在反映社会现实过程中“工具论”的创作目的,从而否定了个性化的写作原则,对文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损伤.其次,更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作者并没有把左翼文论一棍子打死,而是进行了更为辩证的思考.置身于当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我们不仅要极力规避由左翼文论绝对化的阶级观点和对文学的社会实际功能的单一性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和庸俗应用,同时也要吸取左翼文论对于社会现实积极的干预功能,最大程度地体现文学对人民大众的热切关注以及促进社会改革的审美效应.“今天我们既要从正面吸纳左翼文论关切社会现实、注重社会作用等积极因素,同时又应当牢牢记住左翼文论消解审美性这个根本性缺陷带来的损伤.”在第三辑的其他三篇文章中,作者又对自己非常熟悉的瞿秋白的左翼文学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更加丰富了在《当代反思》一文中对于左翼文论的整体判断,为左翼文论的继续深入研究确立了正确的方位.

本书的最后一辑是“鲁迅精神的光耀”,四篇专论鲁迅的文章再一次提醒我们,鲁迅精神遗产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对鲁迅持续不断的研究才使王铁仙先生关于文学精神的理论升华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王铁仙先生的诸多思考和鲁迅通过文字所传达的博大思想都有很深层次的遇合.但是,研究鲁迅同样也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如何在众声喧哗之中表达自己独特的思考,是对研究个体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经历了不断的学术积累之后,鲁迅研究的成果可谓洋洋大观,有关鲁迅研究的边边角角都产生了很多文字.近些年的鲁迅研究似乎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研究者为了显示所谓人性的复杂,把鲁迅作为论证依据来证明各种莫名其妙的理论,或者是拼命挖掘有关鲁迅的“负面”材料,试图建构一个所谓丰富立体的鲁迅形象.很多时候,学者所描述的鲁迅变成了自己表达某些先验观念的传声筒,遮蔽了鲁迅思想得以产生的客观社会语境.王铁仙先生的鲁迅研究显然没有很多新奇之论,他秉承了自己一贯的学问方式,在对鲁迅文本仔细的阅读和时代背景的客观把握中,他试图做到的是最大程度恢复鲁迅思想本体的丰富性.鲁迅一生的创作活动正是个性化创作的典范,但他在写作充分个性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丧失文学的精神境界,而是建立在主体性自由基础上的文学实践.在《鲁迅的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文学精神》一文中,作者把鲁迅的现代文学精神归结为四点:“以个体自由为启蒙理性,质朴的平民情怀与自审意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永不放弃的人的解放的理想.”这样的概括也许并没有什么“眼球效应”,然而却是基于鲁迅创作的本来面貌,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具体表现,也正是鲁迅思想在当下仍具极大启示意义的原始出发点.假如我们为了自己的研究需要,对鲁迅进行面目全非的肢解,抛弃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和常识,鲁迅的意义不仅得不到合理的传承,相反只能使后来者对鲁迅产生更多的误解.

在这一点上,相比其他各种面目的奇谈怪论,王铁仙先生看似平实的判断更有建设意义.平实是因为对研究对象有了老朋友一般的熟悉,字里行间里充满了从容,丝毫没有做作和夸张之态.有了这样本色而深刻的理解,再去谈论鲁迅的当下意义才有了让人信服的基础,《鲁迅的魅力》、《我们还要鲁迅》二文即是对于我们如何学习和理解鲁迅的一个思考.钱谷融先生在序言中就提到:“他(鲁迅)在五四时期,又指出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灯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的火焰,并且实际上还不限于对‘国民’而言,而与他当年高扬的欧洲诗人拜伦、雪莱精神之火相接,是照见全人类走向自由解放之途的灯火.”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提醒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抬头,看到前方始终有这样一束“灯火”在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精神》通过多个层面的论述,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真正的个性化写作与现代文学精神的内在关系,对于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编辑 叶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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