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湖南文化源远流长,在上古隶属于楚文化系统,中世以降则成为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地域文化中最生动活泼的分支,其文学传统一般是由流寓作家和本土作家共同造就的.而湖南文学最初是由流寓作家屈原、贾谊于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开启的,他们最早将湖南的自然人文之美以辞赋形式表现出来,并传播于世,其源头并不算晚；但其后却长期无闻,直到南朝梁陈时期才在南平郡作唐县（今湖南安乡）出现了阴铿这样一位称得上有文学史影响的本土诗人〔1〕.由此可见,唐以前有作品存世的湖南文学是有源而无流,尚处于一种零星偶发的非自觉状态.
相对于中原文学或北方文学而言,湖南文学的发展显得迟滞本不足怪,但较之同属于内陆的相邻地区如江西、湖北乃至地处于西陲的四川等地的文学也有所逊色,难免让人困惑不解.以往有的论者往往侧重于从两个方面剖析原因：一是认为湖南以地处“汇聚四水、吞吐长江”的洞庭湖之南而得名,无论是外地作家还是本土士子,都主要经由湘、资、沅、澧四水和长江而进出湖南,内陆地区的封闭落后和交通不便,长期制约了本土文人的成长及其与外地文人的交流.二是归咎于湖南长期没有一个政治中心,认为其地域往往分别隶属于设在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的行政机构管辖,这显然不利于本土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的发展,并由此而甚为看重唐代宗曾于广德二年（764）置湖南观察使,初治衡州,稍后移治潭州（今长沙）,始有“湖南”之名和相对独立的政治中心,虽其所辖仅有衡、潭、邵、永、道五州,且随唐亡而不复存在,但在晚唐却出现了李群玉、刘蜕、胡曾、齐己四位有影响的本土作家,这恰好可作为此论的一个反证.二说乍看各有一定道理,但皆非决定性因素,因而不能深究.前者明显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且无法解释为何同样的地理环境长期未变,而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却有起伏长消呢?后者也只是一个缺乏充分理论支撑的臆测,如以往秦设长沙郡、黔中郡的政治中心分别在今长沙、沅陵,以及东汉所设荆州,治汉寿（今常德）,皆直隶京师；从东晋至宋、齐、梁、陈所设湘州,其政治中心在今长沙,皆直隶建康；这些直辖郡、州的领地往往还要大于中晚唐所设湖南观察使管辖的范围,却未见其政治中心与文学的发展有何关联；又如自清康熙三年（1664）置湖南布政使司,移偏沅巡抚（雍正二年更名湖南巡抚）驻长沙,直隶京师,真正形成了湖南的政治中心和管辖规模,为何其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未见湖南文学有飞跃发展呢?显而易见,上述二说都只是从文学演进迟缓的客观方面找原因,而忽视了从文学发展的主体——作家方面做深入探讨.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于地域文学的研究对象尚有争议,一派主张以作家的籍贯为依据,而将其创作的（包括反映本地和异地风土人情的）所有作品皆纳入其中,这是基于其遗传基因和青少年时代的文化熏陶乃至经历认知而立论；一派主张将写于本地和描写本地风土人情的作品皆纳入其中,而不论其为本土作家还是外地作家,这是基于更真实的人地关系而立论,其中外地作家的主体为流寓作家.蒋寅甚至说：“流寓文学绝对是本地的文学,真实地联系着特定的自然风土及其所孕育的人文传统.”〔2〕鉴于湖南文学发展迟缓及其特有的自然人文特点,我们综合上述二派的观点,主张对本土作家从宽,即凡出自其笔下者皆纳入研究对象,而对外地作家则从严,即凡作于本地和描写本地风土人情者方纳入研究对象.这既包括他们寓湘期间创作的所谓流寓文学,也包括像《桃源行》、《岳阳楼记》这类虽非作于当地但所写却为湖湘风物传说并且曾在三湘四水广为传播的作品.近期应《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之约而完成的《唐宋寓湘诗文集》就是按后一原则编纂的,而《唐代湘人诗文集》则是按前一原则编纂的.合而观之,就可以清晰了解湖南文学实际上是从唐代才开始连续发展而逐渐形成规模效应的；分而观之,也不难发现,唐宋时期的湖南文学基本上是由寓湘作家主导的,而本土作家则受其熏陶与影响,经过长期的参与和积累,才有所作为.——这种认识也正好可以成为探讨前文所提困惑的重要视角,在唐宋甚至其后不短的历史时期内,流寓作家的水准档次及其在湘创作的数量与质量,不仅直接决定着当时湖南文学的总体走向和成就高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本土作家创作数量与质量的提升.
在地域文学研究逐渐升温的背景下,有的学者来不及全面搜集和研读文本,就曾做出过湖南文学在隋唐五代时期尚处于“步履维艰”阶段,至宋元时期方“渐入佳境”的判断〔3〕,但从上述视角和现存文献来看,我们认为湖南文学应是自唐代“渐入佳境”的,而至宋代却一直在徘徊乃至有所倒退,无论分合来看流寓作家和本土作家的成就,皆不能与唐代相比.
相对而言,如果改称隋至初唐的湖南文学“步履维艰”,倒还合乎实际.虽然由隋入唐的本土作家欧阳询（557—641,潭州临湘人）知名度甚高,但其文名为书名所掩,今仅存三首诗和二十四篇文；而流寓作家仅有禇遂良、杜易简、骆宾王、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卢藏用等人,且皆为短暂路过,故今存其寓湘诗文甚少,最多也不过十首（宋之问）.盛唐寓湘作家骤然增多,且不乏名家乃至大家,初步奠定了湖南文学发展的基础和格局——从咏歌洞庭湖开始而向描写四水流域的风土人情推进.其开风气之先者乃当时文坛领袖张说（667—730）,他以中书令、燕国公之尊于开元三年至五年贬为岳州刺史期间,与亲友和同时流放、贬谪、路经于斯的官员以及原本在湖湘任职的官员经常诗酒唱和——这实为湖南文学史上最早具有一定规模的笔会,其间传世的作品除了张说的六十一首诗和两篇文以外,还有监察御史赵冬曦诗十五首、文一篇,岳州从事尹懋诗四首,潭州刺史梁知微诗一首,潭州都督王熊诗两首,户部尚书王琚诗四首,岳州别驾韦嗣立诗两首,以及妹婿阴行先诗一首,长子张均诗五首,次子张垍诗一首.稍后经张九龄（诗十三首）、孟浩然（诗十首）、包融（诗三首）、李颀（诗两首）、王昌龄（诗三十三首）、常建（诗六首）等人接力,至安史之乱后再兴波澜,其中既有一流大家李白（诗四十首,文四篇）和杜甫（诗一百二十首）,也有名家张谓（诗十二首,文两篇）、张继（诗两首）、皇甫冉（诗五首）、贾至（诗二十四首）、元结（诗二十九首,文三十五篇）等,他们留下许多名篇佳句,把湖南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中唐仍继续保持这种趋势,如刘长卿（诗六十一首,文两篇）、郎士元（诗九首）、李嘉祐（诗六首）、皎然（诗九首）、顾况（诗六首）、戴叔伦（诗三十七首）、李端（诗十首）、戎昱（诗二十四首,文一篇）、孟郊（诗七首）、韩愈（诗三十四首,文四篇）、吕温（诗四十二首,文十六篇）、元稹（诗十七首）等寓湘期间皆有所作,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刘禹锡（诗九十八首,文三十二篇）、柳宗元（诗一百一十二首,文二百四十二篇）同于永贞元年（805）被贬入湘,分别在朗州、永州深耕细作达十年之久,为湖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自盛唐至中唐的本土作家仍然甚少,如前文已提到的阴行先（阴铿玄孙,一首）以及史青（诗一首）、郑德璘（诗三首）、段弘古（诗三首）等人,皆无影响,唯有零陵怀素、衡阳庞蕴二人值得一提.怀素为僧人兼书法家,虽仅存诗二首,但李白、王邕、窦翼、任华、戴少伦、鲁收、朱逵、马云奇等先后各为其作《草书歌》诗以赞,可见其影响之一斑；庞蕴乃禅门居士,有《语录》一卷和《诗偈》二百多首传世,首开以说理为特色的白话诗风气之先.经过流寓作家一百多年的接力式引导,至晚唐终于出现了流寓作家和本土作家桴鼓相应、共襄盛举的局面,尤其是李群玉（诗二百六十八首,文一篇）、刘蜕（文六十篇,诗一首）、胡曾（诗一百六十六首,文五篇）、齐己（诗八百一十四首,文三篇,另有诗学理论《旨格》一卷）四位各具特色的本土作家,首次从数量上超过了如许浑（诗十一首）、张祜（诗十一首）、马戴（诗十四首）、温庭筠（诗四首）、杜牧（诗七首）、赵嘏（诗六首）、朱庆余（诗七首）、方干（诗五首）、李商隐（诗十首,文九篇）、周朴（诗六首）、崔橹（诗六首）、贯休（诗七首）、曹松（诗六首）、罗隐（诗九首）、曹唐（诗七首）、裴说（诗十三首）、韦庄（诗三首）、司空图（诗两首）、韩偓（诗三十四首）、张乔（诗七首）、杜荀鹤（诗十九首）、郑谷（诗五首）、居遁（诗偈九十六首）诸家的寓湘之作.五代的湖南长期由马氏政权控制（907年称楚王,927年称楚国,或称南楚、马楚,以潭州为国都）,政局相对较为稳定,初期有影响的作家当 推居遁和齐己,中期以后因朝中设天策府十八学士,朝野文人赓倡迭和,文事也颇盛〔4〕,但存世作品不多,无须深论.如果撇开五代不计,赵宋享国比李唐还要长三十年,加之印刷术的发展以及距今天更近,无论是全国还是湖南存世的作品远多于唐代都是客观事实,但就总体成就和发展趋势而言,宋代的湖南文学却一直在徘徊,如果进一步考察其在全国的地位与影响,则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其中最明显的不足,乃是从北宋到南宋都没有出现像晚唐那样由流寓作家和本土作家同唱共舞的局面,北宋本土作家存世作品较少〔5〕,南宋值得一提的也仅有王以宁和乐雷发,前者存诗一首、词三十二首、文十三篇,后者存诗一百五十四首、文三篇,但二人影响有限,皆不能与晚唐的李群玉、刘蜕、胡曾、齐己相比,这等于又退回到晚唐以前完全由流寓作家主导湖南文坛的情形.即以流寓文学而论,北宋前期的情形正与初唐相似,值得一提的仅有李昉、张咏、柳开、王禹偁、寇准等名家,其寓湘时所作诗文皆寥寥无几,最多的也仅有十二首（张咏）.湖南文坛这种沉寂不振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仁宗庆历年间才开始转变,事起于庆历四年（1044）春滕宗谅贬谪岳州巴陵郡,他在任内重修岳阳楼,同时发出了重振湖南文学的信号.首先,他将古代和当朝名人登临岳阳楼时所作诗歌辞赋搜集起来,刻为石碑,置入楼内南北二壁中,并作《岳阳楼诗集序》叙其原委和意图,认为古今才人巨公登楼之作而“传诵于人口者”,“惟唐相张燕公（说）文字最著”,询之耆旧,则曰：“楼得名,始命于公矣.”这表明其修楼刻诗实有继武张说之意.其次,他先后写信给当时名家巨匠索诗求记,欧阳修为之作《得滕岳阳书大夸湖山之美郡署怀物甚野其意有恋著之趣作诗一百四十言为寄且警激之》、《偃虹堤记》,范仲淹为之作《岳阳楼记》,后者又由苏舜卿书写、邵竦刻石,立于楼内,供游人观诵,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6〕.随后寓湘名家逐渐增多,如梅尧臣（诗二十二首）、华镇（诗三十三首）、赵抃（诗二十六首）、沈辽（诗七十首,文三十篇）、刘攽（诗二十二首）、刘挚（诗五十首,文十一篇）、孔武仲（诗六十九首）、秦观（诗十首,文一篇,词六首）、韦骧（诗二十首）、黄庭坚（诗二十八首,文一篇）、张舜民（诗三十三首,文五篇）、阮阅（宣和间作《郴州百咏》）等皆有一定影响,而尤以惠洪寓湘之作（诗三百九十九首,文一百九十一篇）为两宋之冠.这表明在北宋后期湖南文坛的人气已经恢复,但可惜像王安石（诗八首）、苏轼（诗十首,文一篇）这样居于领袖地位的名家大家寓湘之作较少.靖康之乱后,由于国土面积骤减和文化中心南移,湖南在全国的地位也变得重要起来,因此,南宋寓湘作家相应有所增加,但同时也出现了分化,一类是比较纯粹的文学家,如李纲（诗五十四首）、陈与义（诗五十七首）、郑刚中（诗二十六首）、张孝祥（诗六十首,文十五篇）、曾协（诗三十五首）、王庭珪（诗四十六首,文一篇）、范成大（诗三十九首）、杨万里（诗六十六首,文一篇）、项安世（诗八十四首）、陈傅良（诗五十首,文一篇）、王阮（诗二十七首）、王炎（诗六十一首）、徐照（诗三十三首）、曾丰（诗三十五首）、戴复古（诗五十五首）、史弥宁（诗三十五首）、刘克庄（诗六十四首）、李曾伯（诗八十二首）、文天祥（诗十九首）等,他们的寓湘之作对于振兴湖南文学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一类是理学家,如杨时、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朱熹、林用中、赵蕃、魏了翁等,他们在湖南讲学时,除了撰有学术文字外,也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诗文,但因其主旨在于说理论道,大多缺少审美价值,因而对于湖南文学的发展反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尤其是不利于本土作家的成长——这也是为何南宋时期寓湘作家作品明显增加,却未能引导本土士子成长为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作家的原因之一.
本书在《湖湘文库》的最初拟目中是《唐代寓湘诗文集》二册,直到我们搜齐唐至五代寓湘诗文后发现只能编足为一册时,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才决定调整为《唐宋寓湘诗文集》,因而其后在补编宋代寓湘作品的程中,仍遵循原定体例只收诗文而未收词作；又鉴于《湖湘文库》已另设专册分别收录宋代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魏了翁等寓湘理学家的著作,为避免重复,本书不再收录他们的诗文.
本书在编纂整理过程中各位参与者具体承担的工作如下：最初由郑婷博士检索唐代文献,从有关总集和别集中甄选出一千余篇诗文篇目,编制出一份《唐代寓湘诗文集》简目,计有一万三千余字,中间因其他研究课题告急而退出；其后由罗建伦博士全面检索查阅唐五代两宋文献,先结合作家生平确认其寓湘诗文篇目,然后逐篇录入、编辑、校勘,并撰写作家小传,全书的主体工程都是由罗建伦完成的；黄仁生作为项目负责人,除负责联络、指导和协调以外,实际只承担了确定体例、抽查文稿和撰写前言等具体工作.在全书扫尾阶段,由于出版社催促交稿,涂谢权博士也参与了部分作品的录入和校勘工作,特此致谢!
注释：
〔1〕按阴铿祖籍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自其高祖阴袭于东晋义熙末年随刘裕南迁,就已定居于南平郡（治作唐）,至阴铿已历五世,故曾国荃《（光绪）湖南通志》载其祖阴智伯、父阴子春及阴铿本人皆为澧州作唐（今湖南安乡县）人,但现当代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和工具书,大多称阴铿为甘肃武威人,实际上阴铿及其父子春、祖智伯皆生长于作唐,且先后在南朝任职,都未曾在当时为北朝所占据的武威生活过.
〔2〕参见蒋寅《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中国古代流寓文学刍论》,《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三期.
〔3〕详见陈书良主编：《湖南文学史》（古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4〕参见杨建宏：《马楚国时代长沙诗学述略》,《长沙大学学报》2010年第三期.
〔5〕例如《湖南文学史》中提到的路振（957—1014）仅存诗三首,文七篇；又理学家周敦颐（1017—1073）虽有名作《爱莲说》为世传颂,但今存诗仅三十三首,文（包括学术文字）一百三十篇.
〔6〕后世称“滕子京建楼、范希文记、苏子美书、邵竦篆”为“岳阳楼四绝”,参见宫梦仁《读书纪数略》卷十二.